二、人口增加引起耕地不足

清朝初年，为了恢复经济，采取了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更名田、永禁圈地以及改革赋役制度等各项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到康熙中期之后，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朝的耕地面积超过以前的任何朝代，且留下了较详细的统计数字。

《清实录》记载的全国耕地面积：顺治末（1661）为5.2亿亩，康熙中（1685）为5.9亿亩，雍正初（1724）为8.9亩（乾隆以后《清实录》没有记载全国的耕地数字）。康熙后期，全国的耕地面积急剧上升，康熙四十七年（1708）超过6亿亩，康熙五十五年（1716）超过7亿亩，康熙六十一年（1722）更突破了8亿亩大关。这一数字大致与明代持平。就明代的耕地面积来说，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数字是8.5亿亩，明末的万历八年（1580）是7亿亩。

不过清代耕地数目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乾隆六年（1741）到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国人口从1.4亿增至4.1亿，百年间人口增加三倍，平均每年增加270万人，年增长率为18.8‰。但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很缓慢，从顺治末至乾隆末，大约140年间，耕地面积从5亿亩增至9亿亩。这九亿亩数字，可能偏低，会有一些隐匿未报的土地，也会有一些边远地区新垦的土地未统计在内。但大致上可以断定：耕地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亩，1800年为3.19亩，1848年为2.70亩。^〔3〕根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洪亮吉在《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中的记载，当时“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清代人口的增长已超过了土地资源的承受力，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乾嘉时期，一些地区土地开发饱和。如四川省，在清初地广人稀，而到乾隆十八年，全省人口还只有137万人，这年全省的耕地面积达4590万亩，每人平均耕地达34亩之多，生计自属优裕，秩序也很稳定。这时，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的大量移民入川，人口猛增，嘉庆十七年全川人口达2100万人，而耕地仍只有4655万亩，几乎没有增加，平均每人耕地下降到二点二亩多。^〔4〕在清代，每亩土地的产量有多少？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维持生活？据李华的研究，大概江南一带土地的平均产量是每年每亩平均产二石。至于其他地区，亩产量当低于此数。以全国情况估计，每亩收获一二石，就算很不错的了。每人每年需要多少粮食才能温饱？前引洪亮吉资料还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他又说：一人“日不过食一升”，每年365升，共计三石六斗五升，亦接近四石。由此看来，每人每年四石粮是维持生活的最低标准，这正印证了前面我们引用洪亮吉“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的话。如果每人有土地四亩、得粮米四石，可以维持生活的话，那么，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道光二十年（1840），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二亩二分五厘，粮食只有二石有余。这时，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5〕

人口增长很快，而耕地相对短缺，地价因此不断上涨。乾嘉时人钱泳《履园丛话·田价》谈苏南地区的情形：“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约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乾隆中期的每亩七八两至十余两，再到嘉庆二十年每亩五十余两，地价增加十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康熙后期开始，清廷已察觉到当时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清圣祖实录》卷231记载，康熙帝在四十六年十一月说：“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四十九年十月南巡时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可见在康熙四五十年代，皇帝已感受到人多地少民用不足的现实。

雍正帝即位不久，就论述过地少人多的矛盾。《清世宗实录》卷16记载，雍正二年他说：“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之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他希望各地能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还命令地方官悉心劝农，因地制宜，种植各种树木，还提倡发展畜牧渔业。

又据《清高宗实录》卷1441记载，乾隆帝五十八年十一月在阅读康熙朝《实录》时，见康熙四十九年（1710）全国人丁户口才2331万多，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国大小男妇达3.07亿之多，十分感慨：“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最后他说：“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可见乾隆末年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前面提到的著名学者洪亮吉，也看出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他在《意言·生计》说：治平至百余年，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加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人口的增长快于耕地的增长，必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他说：“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他为此算了一笔账：“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由于人口过剩，超过了社会能够供养的能力，从而出现了米价昂贵，田价上涨，劳动人民势必无田耕种，少衣缺食。由于洪亮吉对于人口问题的敏锐看法，人们将其与西方写作《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