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国家使团来华以及中英矛盾

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产业革命，代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英国政府更加积极对外侵略与扩张，为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寻求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东方大国中国，成了英国重要的目标。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政府就派遣喀塞卡特为第一次来华的使节，但喀塞卡特病死途中，没有到达中国。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派遣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1737～1806）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一行七百余人，于九月二十五日由英国朴茨茅斯乘海军军舰“狮子”号启航，并有商船“印度斯坦”号和供应船“豺狼”号同行，所带礼物有：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册、毯毡、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共值一万三千余镑。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专人到广州通知两广总督。清政府不了解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以为这是英国派来的第一次“贡使”，广州官吏的奏报中又说是为补祝乾隆八十寿辰而来，因此对使团十分重视，命令沿海各省，如遇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大员迎送犒劳。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1793年7月25日）到达大沽，长芦盐政征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从保定专程至天津接待。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即前往北京。到京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和皇宫内安装所带仪器外，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这时，清朝官员和使团就觐见皇帝的礼节发生争执。清朝要求行磕头礼，英国使团拒绝这个要求。使团到达热河后，争执尚未解决。关于马戛尔尼曾否双膝跪叩一事，长期以来中方的说法是马戛尔尼见到乾隆帝，震慑于天朝与天威而双腿发软，自然下跪。英国人的记载则说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觐见乾隆，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礼。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的觐礼之争，因此成了学界的世纪之谜。

最新的研究者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他根据庞杂的清宫档案以及散见于欧、美各大图书馆的英国原始材料，深入析探各文本与图像的形塑过程及其作者的主观意识，并进行交叉检验，发现当时为了提供双方稍后各自表述的空间，遂协议先在入觐时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礼节，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头；紧接着在呈递国书时，则用英式礼节，单膝跪地，亲手将国书交给皇帝，但免去吻手礼。^〔21〕

觐见皇帝的礼节是中外早期关系史上争执的焦点，西方国家早期派了不少使团前来北京，几乎都和清政府在礼节问题上发生争执，双方都把礼仪问题视作有关国家威信的大事，结果使外交陷于僵局。应当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的礼仪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较好解决了外交礼仪问题。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1793年9月14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国书，乾隆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了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在参加了乾隆八十三岁生日的庆典后，返回北京。

进贡和祝寿已毕，清廷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完成，可以回去了。马戛尔尼则提出了自己来华的真实使命——发展贸易。他的具体要求是：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表示清朝拒绝接受英国使团所提上述六条要求。

马戛尔尼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交涉未获结果。10月7日（九月初三）离北京，沿运河南下，抵杭州。又从杭州到广州，沿途先后由军机大臣松筠、两广总督长麟陪同，在中国腹地，自北而南，穿行七十余天，十二月到达广州。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九（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是年9月5日返抵伦敦。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与商业联系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他们通过实地观察，同中国官员谈话等途径，搜集到大量情报，包括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资源、山川河流、军事要塞、国防设施、军队装备等。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清政府腐败衰弱，不堪一击。

继马戛尔尼使团之后，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WilliamPitt LordAmherst，1773～1857）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带着当年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些要求，于1816年2月9日由英国启程，乘坐英国皇家海军“阿尔塞特号”军舰，并有“惠特号”和“莱拉号”同行，使团随行人员六百余人。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六，抵大沽口外，清廷派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接待英国使团。使团刚到天津，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八月二十一日使团离天津赴北京，清廷又加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往通州迎接，劝说阿美士德在觐见时一定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阿美士德在觐见礼节问题上，接到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两种不同的指示。英国政府指示：只要达到出使目的，尽可能顺从清政府的要求，可以“便宜行事”；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则坚决反对行磕头礼。阿美士德接受东印度公司的意见，在和清朝官吏会谈中，只同意跪单膝，脱帽鞠躬。清政府负责接待的大臣，不敢将英使的态度明确报告皇帝，希图含糊了事，说英使已同意行跪拜礼并进行了练习。嘉庆接到报告后，十分满意，准备于1816年8月29日晨（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卯刻）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使团。

和世泰等带领英使于28日夜晚自通州赶往北京西郊圆明园，长夜跋涉，希望在英使极为疲劳的情况下，仓促入宫，草率成礼，以敷衍塞责。岂知阿美士德到达圆明园门口，拒绝进宫行礼，这时清朝王公大臣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候，皇帝即将登殿受礼。清朝官员连忙向皇帝谎称阿美士德突然得病，不能觐见，嘉庆令副使觐见，副使也不肯入园，清朝官员再也没法弥缝掩盖，嘉庆帝即日遣送英国使团回国。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船只不断在中国沿海活动，屡次骚扰沿海的村庄，残杀中国居民，藐视清朝及其法律，形势越来越紧张。1800年（嘉庆五年），英国船只“天佑号”驶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一人受伤，一人落水淹死。中国官府向英人索要凶手，英人拒不交出，此事不了了之。道光元年（1821），英船停泊在广东新安县南蛇塘村，英国水兵多人上岸取水，并带羊只放牧，践食田里的番薯。农民黄亦明等要求赔偿，竟遭毒打。第二天，英兵纠集百余人至黄家寻衅，开枪打死黄亦明、池大河二人，打伤四人。事后，英人拒绝交出凶手，清政府停止了英国的贸易，但凶手已逃回英国，清政府也无可奈何，不久恢复贸易。英国兵船还不断在我国沿海挑衅，屡次迫近我虎门炮台，并违反清政府的规定，随意闯进黄埔。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需要，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在中国沿海进行了长达六个多月的侦察活动，了解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试探官方的态度，大量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并散发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宣传品。

道光十三年（1833），英国国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这一法案定于翌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效。同年年底，英王派遣律劳卑（Lord Na-pier）为驻广州商务监督，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处理英商在广州的各种事务，要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中英之间的外交关系。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1834）来到广州，直接写信给两广总督卢坤。卢坤因中英贸易从来都由中国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打交道，政府并不出面，更没有英国官员进驻广州直接与清政府交往的先例，因此不肯接受律劳卑的书信，令行商们劝律劳卑离开广州，退往澳门，按照从前的惯例办事。律劳卑不肯离开广州，坚持要会见总督。卢坤为了避免僵局，通融折中，派广州知府等三名中国官员，前往律劳卑居住的商馆，询问律劳卑来粤的目的和其身份。但双方对于会见时的座次排列发生了争执，清政府官员主张自己坐在中间，律劳卑坐在旁席上；律劳卑却在商馆中把自己的席位置于中间，清朝官员坐在旁侧的宾席上，律劳卑的态度还很傲慢。清政府忍无可忍，停止了对英贸易。律劳卑立即召两艘军舰，闯入虎门。中国驻军鸣炮警告，英舰“施放连环大炮”、“随拒随行”，直抵黄埔。英国侵略者企图以强硬态度和坚船利炮，威吓清政府，迫使就范。清政府也调兵遣将，并用大船装载石块沉入河内，以阻止英舰的通道。律劳卑在清政府恢复对英贸易的条件下，撤退军舰，自己也返回澳门。中英矛盾至此已十分尖锐。

注释

〔1〕杨光先：《不得已》卷上《请诛邪教状》，黄山书社，2000年，第5～6页。

〔2〕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3〕《正教奉褒》第47页。

〔4〕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37、368、411页。

〔5〕《清世宗实录》卷45，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6〕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研究》（2005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7〕《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9页。

〔10〕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必读》，《清史研究》（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

〔11〕《清圣祖实录》卷25，康熙七年三月丁卯。

〔1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88，第14页。

〔13〕《史料旬刊》第五期，第一五九页，新柱等奏《各关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折》，乾隆二十四年。

〔14〕《清高宗实录》卷530，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上庚子。

〔15〕《清高宗实录》卷598，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上庚辰。

〔1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第4页，康熙二十三年议准。

〔17〕《皇朝文献通考》卷33，第十二页，雍正五年谕。

〔18〕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19〕马士：《编年史》卷四，第二页。

〔20〕《文献丛编》第十七辑，福建巡抚常赍奏，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

〔21〕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