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传教活动与清朝的应对

清朝入关，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很快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清朝换代改历，顺治二年采用了传教士创制的新历，称为“时宪历”。并派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汤若望出人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有较大的发展。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以科学技术为传教的手段，给中国带来了数学、物理、天文、历法以及测绘术、造炮术、地图学等先进的知识，这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交流；耶稣会暗中也收集情报，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在各地遍设教堂，广收教徒，因此，传教士的活动与清政府以及人民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保守派强烈不满采用以西法修订的“时宪历”。顺治末，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烜和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谬误。不过实测的结果，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了传统的历法，顺治帝因此没有理睬保守派的讦告。

顺治帝死后，鳌拜专政。杨光先再次上书，更加激烈地攻击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杨光先说传教士“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要求将汤若望等“依律正法”。^〔1〕执政的鳌拜集团不满意顺治帝推行的比较开放和进步的政策，对顺治帝所重用的传教士抱有敌意，因而将传教士汤若望及其助手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赞成西洋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下狱。康熙三年，由吏部、礼部进行审讯和调查，杨光先胜诉。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汤若望等得到康熙帝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保护，当辅政大臣以汤若望罪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时，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原折于地，责诸辅臣曰：“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而欲置之死地耶？”^〔2〕命立即释放。传教士们幸免于死，但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决了。汤若望被黜革，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废弃时宪历，复用大统历，不久因大统历差错太多，又改用回回历。

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屡次错测节气时日，错报日月食的时间。无论大统历或回回历，都是过时的历法，不能与天象符合，须作根本改订，而杨光先、吴明烜都不能承担这一任务。杨光先不得不辞职，但未获准许。康熙七年（1668），皇帝和鳌拜之间的矛盾在历法上首先表现出来。康熙帝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和南怀仁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务须实心，将天文历算详定”，^〔3〕命大学士李霨和他们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次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吴明烜都有误差。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吴明烜所订历书，结果查出了置闰的错误，历书中的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内误置两春分、两秋分。为了进一步验证南怀仁的意见，康熙帝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等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而取得胜利，杨光先被革职并驱逐，病死在回原籍的途中。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纯属诬告。因此，他大胆地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南怀仁接任钦天监正。此后南怀仁推荐和引进许多传教士来到北京，如徐日升、张诚、白晋、闵明我、冯秉正、雷孝思、戴进贤等，他们挟带着科学技术知识或艺术才能任职清廷。他们从事天文历法，改造北京的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或是出入宫廷，给康熙帝讲授数学、天文、物理知识。有的把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艺术传来，在音乐、绘画、雕刻等方面进行实践。还有的在清宫造办处指导工人制作自鸣钟和其他机械。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就是在传教士协作测绘下完成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们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道文化交流的桥梁，给保守、自大的中国知识界吹进了新风。

传教士在中国也刺探消息，干涉清朝的内政和外交。例如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的机密地图，但绘成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耶稣会传教士定期向其上级写秘密汇报，内含有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内容。清俄谈判时，担任译员的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国的内部机密和谈判策略向俄方泄露，索贿讨好。教士巴多明甚至替俄国收买了清朝大学士马齐，使中国在《布连斯奇条约》的谈判中不利。就连南怀仁在北京遇见沙皇的使臣尼果赖，也表示“乐意竭尽所能，为沙皇效劳”，还骂康熙帝是“变幻无常的人”，骂中国人是“野蛮民族”。^〔4〕康熙后期皇子之间植党争夺储位，耶稣会传教士也插手其间。胤礽失势后，传教士又转向其他皇子。雍正帝因穆经远卷入了皇子之间的斗争，为胤禟传递密信，而将其处死。雍正帝的上谕中说“塞思黑（即胤禟）收西洋人穆经远为心腹，夸称其善，希图储位，众所共知”。^〔5〕

康熙晚期，全国已建立天主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北京则有三座教堂，一所公学。各省传教士广置田产，开设字号，为非作歹。康熙五十四年（1715），直隶真定县天主堂传教士高尚德，因逼租殴打武举人张逢时吐血晕地，钦天监内的传教士出面包庇，继续索逼典金租价。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很反感，又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明文规定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康熙帝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修治历法，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康熙帝的态度后来不断改变，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好感，逐渐形成默认传教、禁令松弛的局面。康熙二十八年（1689）南巡。康熙帝在途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对各省天主教发展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公开表示了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6〕

明末已有其他教派向罗马教廷控告，说耶稣会在中国的布道方式违背天主教的教义。1645年，罗马教廷命令耶稣会改变传教的方式，在华的耶稣会士向教廷提出申辩。由于耶稣会受海外势力很大的葡萄牙支持和庇护，因此垄断了在远东的宗教活动，罗马教廷不得不倾听耶稣会士的意见。1656年，教廷颁发命令，认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但是，随着荷兰、英国、法国势力的兴起，葡萄牙日益失去了海外传教的控制权。罗马教廷力图控制海外传教活动，耶稣会在欧洲受到非难，耶稣会内部非葡籍的传教士越来越多，力图摆脱葡萄牙的控制，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式是否适当的问题被重新提出。

17世纪下半期，教皇派法国外方布道会的神父玛格利特到中国调查，玛格利特强烈反对耶稣会的活动方式，指责它和异教（指中国的儒学和礼仪风俗）合流，要求耶稣会改变传教的策略和方式，耶稣会不予理睬，罗马教廷决心进行干预。康熙四十五年（1706），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禁止中国入教者祭孔祀祖，并要传教士防止把“上帝”、“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奉的“天”、“帝”相混淆。多罗到达北京后，康熙帝耐心向多罗解释说：祭孔是尊重圣人之意，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7〕要求在华传教士遵守法度，服从者可以领票留在中国，不愿者一律离境回国。康熙帝还要求多罗暂缓公布教皇的命令。然而多罗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后，公布了教皇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康熙帝于是逮捕多罗，将其拘禁于澳门。

罗马教廷得知此事，态度更加强硬。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皇的特使嘉乐来北京传达教皇命令。康熙帝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8〕

康熙帝的坚定立场使嘉乐不得不考虑变通之法。他听取多方意见，拟定了“八项准许”，准备对中国礼仪作出妥协和让步。嘉乐的相对灵活的态度，使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并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9〕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但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清廷所驱逐的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愿留居中国的传教士，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仍可自行修道，并悄悄地发展教徒。由于康熙帝与传教士曾长期保持亲密关系，有些地方官吏担心传教士会重新得宠，因而没有认真执行禁教令。传教活动仍在暗中进行。

根据最近的研究，^〔10〕最早提出严行禁教问题的是礼科给事中法敏，时间是雍正元年二月初十。不过法敏的奏折对于具体的行动措施考虑得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地方各省如何禁教考虑不多，因而并没有引起雍正帝的足够重视。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抚巡黄国材就禁教问题联合用满文上奏。这篇奏折汇报了福建的禁教情况，提出了在各省禁教的具体措施，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雍正帝不仅赞赏、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动，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因此他要满保“缮本具奏”。满保的奏折要求驱逐各省传教士，将各地教堂改作他用，这与康熙晚期福建巡抚张伯行的主张有相同之处。满保于康熙五十年（1711）任福建巡抚，有可能受到张伯行的影响。继满保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之后，内阁侍读学士双喜于元年九月十二日密上奏折，请求禁教。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镶蓝汉军旗副都统布达什也密上奏折，请求严禁旗民入教。这两篇奏折上都未见有朱批。这说明此时雍正的脑海中已有了满保的禁教计划，对这两人的建议不再重视。这两篇奏折表明，此时的北京禁教呼声此伏彼起，十分强烈。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雍正帝与满保完成了禁教措施的密商，开始履行大臣奏请、礼部议复、皇帝下旨的例行手续。雍正帝下令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严行禁教。其后虽有传教士戴进贤等人的恳求、教皇特使的来访、葡萄牙使节的吁请，都丝毫不能改变雍正帝的禁教宗旨。

以往人们多认为由于传教士支持胤禟、胤禵，卷入了储位之争，引起了雍正帝的仇恨。无疑，传教士参与储位之争是雍正帝严行禁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雍正帝禁教还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由于天主教的传播冲击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价值观念和法规制度，雍正帝已经意识到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传统文化，抵制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雍正帝的禁教是有步骤的，他先以上谕的形式，命令各省督抚将散居各地、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迁移时给以一定的期限，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然后拆毁或改造各地教堂，并禁止中国人信教，尤其不许满人信教。为了显示皇恩，他还要求地方官在迁移过程中，派人护送传教士，勿使其劳苦。其后，又令大学士以寄密信的方式，要求各省督抚进行清查，严格落实禁教措施，于是除少数传教士留居北京在内廷和钦天监工作外，各地的传教士都被迁往澳门，教堂关闭，传教停止。中国天主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乾隆时的禁教政策则时紧时松。他坚持康熙的原则，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的传教士才可进入中国。对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还制定了一套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

嘉庆十年（1805），德天赐案的发生，使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仍有传教活动。针对京城传教士的秘密活动，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严加管束。禄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10条。严定科条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发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秉承他的旨意，湖北学政朱士彦撰写了《辟西洋天主教说》。

道光帝继位后，继续执行父、祖的禁教措施。道光十七年（1837），最后一任传教士钦天监正高守谦回国，次监副毕学源病故，从此钦天监中不再有外国传教士，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到此结束。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道光二十四年（1844）签订的《中法黄浦条约》中出现了保护天主教堂的条款，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法使拉萼尼还不满足，又要求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道光帝批准驰禁天主教。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