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雍正改土归流

土司内部经常因争夺继承权发生战争，土司之间也因矛盾经常争战，加上土司对百姓的统治比较严厉。康熙时期不断有人建议改革土司制度。雍正二年国子监贡生蓝鼎元有过建议，云贵总督高其倬、广西提督韩良辅也曾先后提出。雍正三年，鄂尔泰任广西巡抚，两个月后转为云贵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四年九月，鄂尔泰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具体建议。

所谓改土归流，指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雍正时期主要的改土归流事件有：四年冬在云南设置乌蒙府、镇雄府，五年将南盘江以北地区划归贵州，设立永丰州，又改泗城为府。重点清理黔东南土民。主要在都匀府、黎平府、镇远府设置厅，置同知，理民事。六年在湖南桑植、保靖设立二县，归新设的永顺府辖制。同时改邻近的湖北容美土司为鹤峰州。施恩土司为宣恩县。七年四川天全土司改为天全县。十三年，将酉阳土司改为县制。改土归流时，根据土司表现区别对待。清廷在新设置府县添设营汛，设兵驻守。实行按亩征税的原则。

雍正年间，西南被改流的土司，土县和长官司以上，共有六十多个。^〔1〕清王朝在西南五省袤延数千里的范围内废除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土司以后，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并实行和内地一致的各项制度与措施。如设立保甲，编查户口、丈量土地，清理钱粮，建立学校，治河修路，等等，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西南的统治。

在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清廷又在无土司之地黔东南和湘西“生苗”地区，进行设官建治。这和改土归流一样，虽然大规模地进行，是在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任云贵总督以后，但在这之前，已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雍正三年（1725），署贵州巡抚、威宁总兵石礼哈，奏请在黔东南苗族地区添兵设镇，并提出剿抚“生苗”的具体办法。雍正对如此重大行动，一时主意不定。他一方面顾虑石礼哈办事“不加缜密”，批评石礼哈好大喜功，少年孟浪。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如果“熟计万全”，真能做到把广大“生苗”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也是一件大好事。于是，他先将奏折批转云贵总督高其倬详加斟酌，又召见进京述职的前贵州巡抚毛文铨，面询得失。

次年，鄂尔泰接替高其倬，出任云贵总督。和他的前任不同，鄂尔泰行事大胆果断。他到云贵以后，一面大张旗鼓地搞改土归流，一面筹划剿抚“生苗”。他向雍正帝奏言：“（黔东南）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有三百余寨，古州居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2〕他的这一主张，和改土归流的奏请一样，马上得到雍正的支持。于是两件事同时并进。

鄂尔泰处置“生苗”的步骤是先派人招抚，如不受抚，即发兵征剿，然后乘兵威进行招抚。雍正四年至九年，经过对长寨、八寨^〔3〕、丹江、九股、清水江、古州等地的用兵，共招抚苗民近四万户。其中雍正四年长寨之役以后，广顺、定番、镇宁、安顺等地“生苗”，到七年前后共归附苗寨1298个，计5978户。雍正六年八寨用兵后，共招抚苗寨145个，计三千余户。同年，镇远知府方显、副将张禹谟，利用土司招抚九股及清水江苗民4890余户，不下两万人。丹江之役，招抚各寨生苗七千余户。七年清水江之役，清水江南岸受抚生苗共四十余寨，不下万户。里古州约四五千户。

清王朝统治力量进入这些地方以后，一方面安营设汛，建立军事据点。雍正年间，在黔东南新附苗区共设置九个营，29个汛，78个塘，驻兵六千多名，随后又增加到一万五千名。另一方面，又派驻流官，建立地方政权。这些新设流官有：雍正四年，设长寨同知；六年设八寨同知、丹江通判；七年设古州同知、都匀府理苗同知、都匀通判、镇远府理苗同知、黎平府理苗同知；八年设清江同知；九年设都江通判；十年设归化通判；十一年设清江通判、台拱同知等。在基层则普遍设立保甲，有的地方是十户立一头人，十头人立一寨长，实行联保连坐。此后不久，又在黔东南正式设立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等六厅，分属黎平、镇远、都匀三府。

在湘西，雍正八年（1730）招抚六里红苗。辰沅靖道王柔主张从上龙路进，镇筸总兵周一德以其地险，主张由乾州的鸦溪入，设计诱之。两人相持不下，周一德决定分军入鸦溪。鸦溪有天王庙，“苗民奉之谨，过苗不敢视，门常锁闭，或数十年不开，推牛岁祭，皆之门外”。^〔4〕周一德派兵士于夜间逾墙入庙察看，见神橱后有三纛尚完好，一德便利用迷信欺骗苗众：说他曾梦见天王，天王赐他三纛，令其抚众，如有抗拒不受招抚者，奉纛剿灭之。并说他将择吉日入庙，领纛出师。到期，苗酋率众来观看，周一德宰牛设供，碎锁开门而入，令苗酋橱后寻纛，果见三纛，光彩耀目，苗众警服。于是，三岔屏、劳神寨、鬼坡、神者、鸦酉、崇山、补美等寨，闻风归附。一德随驻崇山旁，招大小掉排、大小龙潭、鸦宝、龙角、狄良坡等寨，尽抚之。先前，周一德秉纛攻上龙潭，尽平其寨。然后，与王柔相度形势，筑城于吉多坪。次年正式设厅，赐名永绥，属辰州府。

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和设官建治的情况，大体如此。

前面所说的六十多个被改流的土司，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的。如湖广三十多个土司的改流，就基本上没有用兵。少数最后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方，也不是一开始就付诸战争，而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或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势力并不甘心，顽抗到底，清王朝才出兵平定。雍正年间，清王朝对土司较大规模的用兵有三次：一次是雍正五年（1737）在镇沅，一次是雍正六年在橄榄坝，一次是雍正八年在乌蒙、东川、镇雄。

镇沅土府地处滇南，很早就是傣族聚居区，刀氏世长其民。明设土府，刀氏世袭土知府。清初仍继续任职。雍正四年（1726）六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土知府刀瀚不法为借口，决定先将刀瀚置于法，然后改流，并与临元镇总兵杨天纵密商，派游击杨国华前往。六月十九日，将刀瀚拿获，押解省城，撤销印信号纸，并委派威远同知刘洪度署镇沅知府，从而结束了镇远土司统治的历史。原镇沅土府有土目土役百余人，改土归流以后，刘洪度进行了查田编赋，欲将土目所占民田撤还夷民，各令输赋。而众土目不肯献出所占民田。于是，便伺机起事，希图重为土官，不听设流辖制。

土目以刀如珍等人为首，首先“捏造浮言，煽惑夷众”。同年冬，于箐林中宰羊歃血，饮酒订盟。次年正月十七日夜，聚众数百人，烧毁府衙，杀死流官知府刘洪度等人。他们知道这样做，官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又串联附近原者甸土司刀联斗和原威远土州大头目刀国相（者乐甸长官司于雍正四年九月改流，收其田赋，稽其户口，其长官刀联斗仍量予养瞻，授以职衔冠带终生，在家闲居。威远土州于雍正二年改流，革职的土知州刀光焕住在昆明）。但刀联斗和刀国相都不愿相从，回书拒绝，刀如珍等便聚众据险，希图招安。事情发生后，鄂尔泰急调元江副将张应宗、新嶍营参将曹登云、景蒙营参将李登科，各带官兵，星速前往。又令临元镇总兵孙弘本带兵赴镇沅确查起事实情，相机剿抚。张应宗由他郎攻其东，曹登云由哀牢、者乐击其北，李登科出景东至抱母断其西，普威营官兵于威远分御其南。二月十四日，各路会同进兵，刀如珍不能敌，部下纷纷逃散。原土知府刀瀚之母，命其孙刀辅宸带领土目刀沛等十余人迎于军前，官军遂入府城。随后，又兵分数路搜捕，到三月初四，刀如珍和其他主要首领叶在皋、刀西明、刀廷贵等人均被官军捉获，招回逃散民众三千余户。四月二十六日，刀如珍、刀廷贵、陶波公、刀西明、刀西侯、陶国贵等六名主要首领被处死，尽徙刀瀚家属及土目于他省安置。随后，以嵩明州知州佟世萌补授镇沅知府，镇沅遂平。

车里宣慰司地处滇南边疆。明隆庆四年，宣慰使刀应勐为分派差徭，将其辖区分为十二个行政单位——版纳，即傣语西双版纳。以澜沧江为界，江内六版纳，江外六版纳。清雍正年间，刀金宝为宣慰使，驻江外车里，江内六版纳，由土目刀正彦占据。这里居住着多种少数民族，其中有窝泥人（即哈尼族）避居山中，以采茶为业，常因“茶商众客以重利滚砌”发生纠纷。雍正五年四月，又发生麻布朋与克者老二等人率众截杀茶商事件。普威营参将邱名扬、茶山守备李定海，檄知宣慰使刀金宝，协同擒拿。刀金宝派刀正彦等前来会商剿抚。但刀正彦与刀金宝素有矛盾，乃乘机焚烧倚邦各寨，堵塞各路要口，并将会期招抚的总兵官王朝选及兵丁、粮差等十八人杀死，企图嫁祸于刀金宝，谋夺宣慰使之职。鄂尔泰遂调临元镇总兵孙弘本、元江协副将张应宗、普威营参将邱名扬各带兵进剿。并令刀金宝截堵江外，勿使外逃。官军连破各寨，直抵孟养，并深入攸乐、莽芝、橄榄坝、九龙江等地，俘获麻布朋及克者老二等人。六年三月，刀正彦在猛腊被官军捉获，不久处死。宣慰使刀金宝自知年幼，不能约束，具呈愿将江内各版纳归流官管辖。鄂尔泰认为江内六版纳，“田土肥饶，其人民番庶，现据查造，已不下数万户。而银厂、盐井少加调剂，即足充奉饷。及此设官安营，以图久远，实属滇省大局所关”。^〔5〕雍正帝同意鄂尔泰的意见，于是便将车里宣慰司所属江内六版纳，全部改土归流。普洱设府，橄榄坝设州。

江内改土归流之后，各版纳夷民各安生业。但向为刀正彦主谋的大塔寺缅和尚和土目叭护、叭瞻等人冀图仍霸一方，聚众起事。缅和尚先率众逃避江外，叭护、叭瞻等，于七月二十一日夜间，放火、堵路、攻打营汛，并挟制宣慰使刀金宝，以威吓夷众，滇南一时为之震动。鄂尔泰得知，急调临元、永顺、开化、永北、剑川等镇协兵数千人，限期到普洱，定期会剿。又派提督郝玉麟带兵六百名，亲赴普洱统兵调度。十一月初，各路援军到齐，十三日，兵分三路，一齐进剿，很快攻下橄榄坝、九龙江等地。十六日，郝玉麟到达攸乐。二十日前往橄榄坝。在郝玉麟广行招徕，恕其以往，许其自新的策略下，江坝一带先后受抚者一千六百多户，计八千多人。此后，车里十二版纳，除猛腊头目因和刀正彦关系密切，其父被押在省，持观望态度外，其他十一版纳头人，俱赴营表示听候差遣。郝玉麟一面派施善元带兵千人，由猛笼、猛慢一路前进，访查首要踪迹；一面派徐成正带兵六百往猛腊地方，搜捕刀正彦余党，并相机招抚。到七年二月，其首要分子多被捕获，逃散居民，大多回寨复业，为时半年的橄榄坝事件，终于被平定。

乌蒙、东川、镇雄，旧属云南，明洪武十五年太祖平滇后，分别设府，后改隶四川。各府均由当地彝族土酋世袭土知府。康熙三十一年（1692），东川府虽实行改土归流，但不过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雍正年间，三土府的改土归流，首先从东川开始。当时，东川和乌蒙两土府之间，为争夺地盘而互相攻杀，正闹得不可开交。雍正四年（1726）三月二十日，鄂尔泰一到云南，就奏请东川归滇。在接到雍正批覆后，鄂尔泰即命曲寻总兵刘起元，带领援剿左协全营官兵移驻东川，将巧家等六营地方，统统归流官管辖。一切土目，尽行更撤。随后又奏请以马龙州知州黄世杰为新任流官知府。

乌蒙在东川北面，是当时三大土府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向来被封建王朝视为“难治之地”。鄂尔泰一到云南，便开始规划乌蒙之事。此时，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已为川陕总督岳钟琪题参革职，经兵部议覆，由川、滇两省各派官员定期会审。禄万钟才15岁，土府兵政大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手中。禄鼎坤与禄万钟母子不和，凡事禄万钟都听汉人主文刘建隆、杨阿台主使。所以，解决乌蒙问题，禄鼎坤是个关键人物。

鄂尔泰软硬兼施，一面扬言乌蒙稍抗，即拟进剿；一面密令东川知府黄世杰，差人入乌蒙打探，找熟识土目之人去开导，晓以利害。并派总兵刘起元、粮道张元随先赴东川，等川省官员到达，再到威宁会审禄万钟。禄万钟为刘建隆唆使，以川省官员未到，支吾不前。禄鼎坤自领数十个头目，以及土兵数百人前来江界，差头目请黄世杰会话。黄世杰带数人亲往江界，说其利害，道其祸福。禄鼎坤见未带一兵，感泣畏服，遂率领二子及各头目至东川。并剃头改服，以表示输诚之意。

鄂尔泰为处理乌蒙改流一事，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启程赴东川。至十二月十三日抵东川之前一天，禄鼎坤父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旁，情词恳切。鄂尔泰赏给缎匹银牌，并委为土守备，令随同游击张鹤去土府召唤禄万钟。十二月二十日，张鹤、禄鼎坤禀报：禄万钟母子并无异词，只是被刘建隆、杨阿台等人唆拨挟制，不肯出来。非先拿此数人，不能了事。鄂尔泰见乌蒙大势已去，遣官兵直抵土府，料也不敢抗拒，遂令刘起元并各将弁兵，定于二十五日自各营起程。二十七日，各驻扎所指定之汛地，相机行事，攻取土府。

此时，张鹤与禄鼎坤驻鲁甸，刘建隆、杨阿台等人在镇雄土府主文范绍淹和纽纽巴等支持下，以三千土兵围攻鲁甸，欲杀禄鼎坤，以坚众志。张鹤、禄鼎坤以三千人迎战，土兵溃散。这时刘起元也到达鲁甸，令游击张鹤、威宁游击哈元生、知府杨永斌等，一面整兵，一面招抚，直进乌蒙。而乌蒙各寨，沿途归附者前后已三千余户。刘阿隆、杨阿台等见大势已去，便簇拥禄万钟母子出逃，土府一空。十二月二十九日，张鹤、哈元生、杨永斌等进驻乌蒙，随将仓库、钱粮、户口、什物等，同禄鼎坤一同查勘封固。

镇雄与乌蒙唇齿相连，土知府陇庆候年才15岁，与乌蒙一样，其权操纵在其叔陇联星及主文范绍淹、纽纽巴等人手中，而且范绍淹、纽纽巴又与乌蒙刘建隆、杨阿台等人，互相勾结，朋比为奸。鄂尔泰认为，陇联星是和禄鼎坤一样的关键人物。因此，老主意不变，令威宁镇总兵孙士魁、知府杨永斌招抚陇联星。陇联星自明处境，愿求效力。乌蒙被官军占领后，唇亡齿寒，镇雄当难自保。于是，陇庆候母子也逃往四川。五年（1727）正月十四日，官军进驻镇雄。前后不过两旬，且未经激战，两土府悉平。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并安镇设营，添兵驻守。至此，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流全部完成。

三府有些被革职的土司、土目总想东山再起。乌蒙改流后，禄鼎坤初授守备，继则奉诏进京觐见，授河南归德府参将，并赏银一万两。但他在进京时，却嘱咐其子禄万福、禄万富说：此去未得生还，若久无音信，是以被诛，可与土目等谋叛。^〔6〕禄鼎坤于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其妻、女、幼子及弟禄鼎明仍留居昆明。其子禄万福、禄万富回鲁甸料理产业，因不得其父信息，又见总兵刘起元军律不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人被劫，混将头人拷比，遂煽众于八月二十六日起事，攻陷城镇，杀死总兵刘起元等多人，并联络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彝众至数万人，声势一时大震。鄂尔泰一面假惺惺地向雍正请求罢斥，一面急调云贵官兵，分三路会剿。

东川路由临元总兵魏翥国统领，率兵两千余人，于九月初，首先到达东川。威宁一路，哈元生率兵两千，于九月十九日抵威宁后，即向乌蒙方向推进。官军攻占乌蒙以后，哈元生兵分两路，一路由鲁甸通东川，一路由龙洞山连镇雄。鄂尔泰恐哈元生兵少，又调东川兵四千赴援。韩勋也带领雄兵前来会合。川兵把住凉山及金沙江去路。前后二十多天，到十一月初，官军连破三关，禄万福兄弟等人，逃匿东川巧家营。张耀祖责令缚献不出，鄂尔泰遂令副将徐成贞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战，全部俘获。禄鼎坤也自河南逮至斩之。至此，乌蒙、东川、镇雄三土府的顽抗，终被平息下去。

清王朝除出兵镇压土司的反抗事件外，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对被革职的土司妥善安置，使其得所；二是对派驻流官，慎重挑选，用人得当。在改土归流中，清王朝对被革职土司的处理，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因其本人或先辈对清王朝有功绩者，仍授以官职。这种官职包括流官和土职。如湖广永顺宣慰使彭肇槐因自请改流，为湘西土司树立了榜样，在永顺宣慰司改流时，彭肇槐被授予参将，并赏银一万两。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之弟岑映翰，因其祖父岑继禄曾有“率土兵迎导大军之功”，在泗城改流时，授八品顶带，并给田产奉祀。这种情况为数不多。二是“量给土地房屋，俾得存养，不致失所”。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一般说来，在改土归流时，土司无论有罪还是无罪，罪大还是罪小，只要表示愿意改流，不进行武力对抗，都免于处分。就连雍正帝认为“暴虐不仁，动辄杀戮，且骨肉相残，土民如在水火”^〔7〕的湖广桑植宣慰使向国栋、保靖宣慰使彭御彬等人，也都未加惩处。土司被革职以后，有的居省城，有的仍居原地。但清王朝也发现，这些人官虽不存，影响还在。有的虽身居省城，但和土目来往频繁，互通声息。更有少数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卷土重来。因此，雍正认为，要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必须对影响较大的土司及其家口，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将他们迁移内地安置。雍正五年镇沅事件发生以后，一些被革职的大土司，陆续被安置内地。如镇沅土知府刀瀚家属安置江宁，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安置浙江，保靖宣慰使彭御彬安置辽阳，桑植宣慰使向国栋安置河南，等等。

但是，在改土归流以后，之所以发生土司闹事，除来自土司方面的原因外，流官激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些派往归流地区的官员，贪婪成性，借改土归流，乘机大捞一把。有的借丈量土地，清理钱粮的机会，抢占土地，苛索银两。有的和土目土舍勾结，营私舞弊，任意敲索。有的大放高利贷、重耗、滥差、抢占民妇等，以致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如湖广永顺宣慰司于雍正五年改土归流以后，设置永顺府，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滥差妨农，雍正七年（1729）五月，有两千多人聚集永顺城外，控告潘果。人民的这种不满和反抗，又往往会被土司土目利用。如镇沅事件，土目刀如珍之所以敢采取那么大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人民对知府刘洪度“苛索银两，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终朝苦打，每日谢银三、四、五钱不等”^〔8〕这种盘剥的不满情绪。乌蒙的禄万福所以能聚集那么多人，也是利用了总兵刘起元军律不肃，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在人民中所引起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