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平准噶尔，控制西藏、青海地区

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以策妄阿拉布坦父子为首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又和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噶尔丹之侄。噶尔丹夺取准部统治权后，策妄阿拉布坦因与噶尔丹发生矛盾，逃离准噶尔，及至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发动叛乱后，才乘势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协助并配合清军清剿噶尔丹叛军。噶尔丹死后，策妄初时尚能服从中央的政令，献出噶尔丹的骨灰以及噶尔丹的女儿钟齐海。策妄阿拉布坦一面在部内休养生息，加强实力，一面和其西邻哈萨克的头克汗发生多次战争，占领了哈萨克部大玉兹的全部地区（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和中玉兹的大部分地区（锡尔河一带），小玉兹也被迫向西逃避。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城市均在策妄的控制之下。

随着准噶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它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使令，并要求向东扩大牧场，觊觎从前噶尔丹一度占领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附近。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准噶尔以兵二千掠哈密，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向清廷告急。康熙帝一面派兵赴援，一面遣使准噶尔，要求与策妄会盟，和平解决分配牧场的纠纷。策妄拒绝，且趁西藏内部发生纷争的时机，于1716年进兵西藏。清政府为了击败策妄的分裂活动，也调遣大军入藏，至此，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战火重新燃起。

西藏地方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即与清朝政府发生了联系。皇太极于建号清朝的第四年，即1639年，便致书达赖，宣布清政府崇敬黄教的政策。此时，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迁往青海，他和西藏的黄教首领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合作，进兵入藏，击败并杀死了统治西藏的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从此，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最高教主，西藏政务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的“第巴”来掌管，实际权力掌握在和硕特汗王的手中。顾实汗一直和清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顾实汗的引荐下，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至北京朝见顺治帝，受到清廷极隆重的接待，清廷册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顾实汗死后，其子达延汗、达赖汗兄弟相继主持西藏政务。1701年（康熙四十年），达赖汗死，其子拉藏汗继位。和硕特贵族主藏政达60年，不可避免地与西藏当地上层人物发生了冲突。这时，达赖喇嘛的势力也在扩张，1643年，动工扩建布达拉宫，使之成为全藏的宗教圣地，又令其他教派改宗，扩大黄教势力，增加黄教的寺院和僧众，并直接和清朝皇帝联系。在蒙古汗王缺位的情况下，任命“第巴”，取得行政官员的任免权。1679年，五世达赖的亲信桑结嘉措被任命为“第巴”。1682年，达赖五世逝世，桑结嘉措竟匿丧不报，长达15年之久。清政府击败噶尔丹以后，才隐约听到达赖五世已死，遂严厉责问第巴桑结嘉措。桑结派代表进京，向康熙帝请罪，康熙帝虽未深责，但甚为不快。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第巴桑结公布达赖五世之丧，同时宣布自己择定的仓洋嘉措为转世灵童，正式坐床，称达赖六世。这件事激怒了和硕特部的汗王，认为这是第巴桑结扶植傀儡，排挤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而新立的达赖六世仓洋嘉措，虽才华出众，却不是虔敬的佛教徒，而是风流倜傥的诗人。他十分厌倦布达拉宫里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一心追求浪漫的爱情。拉藏汗视之为假达赖，向清廷上报他行为不端。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双方发生冲突，拉藏汗率兵从其在藏北的驻地进向拉萨，率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代表努力调解，才达成协议，第巴桑结被迫退位，由他的儿子继任第巴。但是，和硕特汗王与西藏上层势力的矛盾并未解决。1705年，战端又起，藏兵战败，第巴桑结被杀。康熙皇帝因第巴桑结长期匿丧，又曾和噶尔丹勾结，对他很不满，所以在斗争中袒护拉藏汗，封他为“翊教恭顺汗”。拉藏汗捕拿达赖六世仓洋嘉措，解送北京。后来，仓洋嘉措在解经青海的途中死去。

拉藏汗清除桑结嘉措后，于藏中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但丧失了青海诸蒙古的信任，诸部另立裹塘噶桑嘉措为真达赖。清政府为了缓和青、藏双方的争执，命噶桑嘉措暂住西宁塔尔寺主持教务，并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派侍郎赫寿去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尽管如此，西藏仍存在着一股反对拉藏汗的强大潜流，局势并未稳定下来。

策妄阿拉布坦一直窥测着西藏事态的演变。他表面上通过与拉藏汗联姻，先娶拉藏汗姐姐为妻，而后又招拉藏汗长子丹衷为婿，借以麻痹拉藏汗。另一方面却暗地同三大寺的喇嘛取得联系，并用说服和收买的手段使喇嘛倒向他们一边，这导致了拉藏汗的一些大臣和侍从的连锁反应。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策妄阿拉布坦遂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冬，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领精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部之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于次年七月，乘拉藏汗不备，由藏北腾格里海直入西藏，击败藏兵，进据拉萨，围攻布达拉宫，杀死拉藏汗，掳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

清政府得知后，立即命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棱率兵赴援，但清军仓猝进军，准备不足，兵力薄弱，于喀喇乌苏作战失利，额伦特战死。康熙决计厚集兵力，进藏平叛。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又命傅尔丹及富宁安分兵出巴里坤及阿尔泰等地，以牵制准噶尔的援藏兵力。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将军延信及噶尔弼分领满汉及蒙古官兵，自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军西藏。清军以岳钟琪为先锋，自里塘、巴塘进兵察木多（昌都），轻装急进，直抵拉萨，大败准噶尔军，大策凌敦多布率残军逃回伊犁。

与清军胜利进藏同时，清政府将住于西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正式册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命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在将军延信主持下，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确立了六世达赖喇嘛的正式职位，恢复了西藏的社会秩序。

1723年，清帝康熙逝世的翌年——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乘抚远大将军胤祯回京奔丧之机，公开发动武装叛乱。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罗卜藏丹津的父亲达什巴图尔曾偕青海诸台吉入觐，康熙赐以御用冠服朝珠，翌年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罗卜藏丹津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承袭其父的亲王爵位，并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作为青海和硕特代表，率兵参加了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的行动。

罗卜藏丹津之所以发动反清叛乱，是有其深远历史原因的。顾实汗自从控制青藏地区后，在青海分其部众为左右两翼，由其诸子率领。顾实汗在世期间，一直与清政府保持朝贡关系。但自从顾实汗于1656年死后，青海和硕特失去了统一各部的能力，其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纷争，并不断率众掠内地，抗官兵，成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患。清政府直至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才致力于青海地区的招抚工作。同年，康熙命额驸阿喇布坦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招抚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接着，又把顾实汗诸子中仅存的幼子达什巴图尔，如前所述招至北京，封为亲王。这样，青海和硕特蒙古又与清朝政府恢复了朝贡关系。然而清政府并没有在青海设置行政机构，清朝中央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管辖关系很松散，地方割据势力十分强大。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正是青海地方割据势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发的。

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军进藏后加强对青藏地区的管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军进藏后，为了安定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组织了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官中归附清廷最早的第巴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隆布奈封为辅国公，共同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授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事务，各授噶卜伦，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同时，清政府对青海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青海诸台吉入藏効力有功为名，给罗卜藏丹津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却晋封原为郡王的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郡王，其余诸台吉也都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以分化地方势力，防其尾大不掉。

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高位崇，因而一直想着总长诸部，还希望恢复和硕特对西藏的统治权。然而清政府在青藏地区的措施不仅没有能使他在西藏捞到任何权势，就是在青海也因察罕丹津等人的晋升而使其势力受到抑制与削弱。罗卜藏丹津对此强烈不满，于是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

这次叛乱是从1723年（雍正元年）八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开始的。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诸台吉呼旧日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与亲王察罕丹津因拒绝参加叛乱，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率妻子到甘州报警；察罕丹津在与罗卜藏丹津相持不敌之后，也率妻子及所属百四十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朝求援。

清政府闻变后，一面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办理平叛军务；一面命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令其罢兵和睦。罗卜藏丹津非但不听，反而拘禁常寿。

雍正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发动进攻，同时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在罗卜藏丹津煽惑之下，亦多起而叛乱。喇嘛寺院的叛乱，首先是由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们汗发动的，他是青海的宗教领袖。接着，郭隆寺、郭莽寺等寺院喇嘛也相继参加了叛乱。

针对当时的叛乱形势，清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前往参赞军务。清军为防止叛军内犯，分兵于永昌布隆吉河防守；又于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驻兵，截断叛军入藏之路；复命富宁安等屯守吐鲁番及噶斯涧，防止它与准噶尔沟通。清军部署就绪后，便分兵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于是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尽为清军收复。1724年（雍正二年）初，清军又先后剿平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

清军在解决周围战斗后，平叛战争便进入专力征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岳钟琪于雍正元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总兵吴正安由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由南路进剿叛军。先后擒获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及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喀屯。罗卜藏丹津逃到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处。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后，清政府采取年羹尧的建议，实施了一系列善后措施。第一，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共编二十九旗。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并规定朝贡制度：自雍正之年起，于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进贡，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第二，在经济上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征调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军罪人犯，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同时又招募西宁一带农民与驻军家属在西宁周围耕种，由地方官发放牛具种籽，三年之内，免于起科。对青海与内地之贸易也作了明确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于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地方，“指定为集”，进行贸易。对生活必需品，诸如茶、布、面等，则规定一年四季贸易，以满足蒙族人民生活需要。第三，对喇嘛教寺院大力进行整顿。自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喇嘛教传播日广，喇嘛教寺院的修建也日益增多。在康熙年间，青海喇嘛教寺院已达数千余所。据年羹尧说：西宁寺庙喇嘛，多者二三千，少者五六百。清政府于平叛后，对叛乱的重要据点塔尔寺，只选留喇嘛三百名，给予执照，其余遣散；并规定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少者十数人。寺院每年由政府稽查两次。清政府通过上述措施，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在推行上述善后措施的同时，清政府还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做了重大改革。1725年（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即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领袖。噶尔丹没有放弃向喀尔喀扩展的意图，因此和清朝中央政府、喀尔喀蒙古的关系很紧张。1729年，清廷因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而且藏匿青海叛军头子罗卜藏丹津，廷议发兵征讨，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师西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遣特磊赴京，声称本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但听说清兵出动，暂行中止，如果能赦其既往，仍愿听从清廷命令，解送逃犯。雍正帝谕以受封、定界，遣回逃人，当宽有其罪，进兵之期，暂缓一年。想不到在缓兵期间，准噶尔出兵二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731年四月，北路傅尔丹统率的清军进驻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侦知后，于同年六月，命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军三万，进犯北路。准噶尔军先派人至傅尔丹军中诈降，诡称噶尔丹策零大军未到，仅有小策零敦多布率军不过一千，驻于距清营止三日程的察罕哈达，而大策零敦多布因途中有病，留驻和博克山。傅尔丹对敌谍的这些消息不加核实，贸然遣兵四千往袭。当清军进入准噶尔军包围圈后，早已埋伏于山谷中的二万余准噶尔军，立即向清军发动攻势，把傅尔丹派出的四千前锋部队紧紧包围在和通泊地方，傅尔丹又派兵六千往援，但这时清军前锋部队已被击溃，准噶尔军乘胜直犯大营，傅尔丹命索伦蒙古兵御之，亦为准军所破。和通泊战役，清军损失惨重，副将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西路三万清军，逃回科布多者仅两千人。

噶尔丹策零取得和通泊战役的胜利后，西、北两路备兵，以伺清军的西路；又屯田于鄂尔齐斯河，以窥清军北路，并把主攻方向放在北邻的喀尔喀。不久，便遣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26000人进犯喀尔喀，以科布多、察罕瘦尔等地清军兵力强盛，防守严密，未敢轻进，改进抵克鲁伦，分兵掠鄂尔海、喀喇乌苏等地。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于鄂登楚勒截击准噶尔军，给予沉重打击，准噶尔军被迫撤退。

鄂登楚勒战斗的失败，并未改变噶尔丹策零进攻喀尔喀的野心。1732年（雍正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命小策凌敦多布率兵三万，由奇兰至额尔德尼必拉色钦，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偕将军塔尔岱青御之于本博里山。准噶尔军侦知额驸策凌率军赴本博里山，遂潜袭塔米尔河额驸策凌牧地。额驸策凌得知消息后，率二万蒙古兵夜袭准军，追至鄂尔浑河边之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此地左阻山，右限大水，准军无路可走，策凌率军乘势击杀万余，小策凌敦多布乘夜突围，自推河逃出西窜。

在这次光显寺的战役中，清政府以额驸策凌战功卓著，晋封他为超勇亲王，赐黄带，并命其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授盟长便宜行事。清政府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21旗，隶属于额驸策凌的赛音诺颜部，从此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扎萨克，与三汗部并列。

光显寺一战之后，准噶尔部因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转而倾向与清廷议和。而清政府连年于西、北两路用兵，也感到有休养生息的必要。自1734年（雍正十二年）至1739年（乾隆四年）间，双方派人几经交涉，终于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喀尔喀部在阿尔泰以东游牧，不能越过界西。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以后维持了将近20年的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