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盛世

从乾隆帝亲政到乾隆中期，是清朝走向全盛的阶段。无论内政外交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事业，都有所作为。

整顿内政，加强统治。首先是强化君主专制制度，清朝政治制度中最有特点的是军机处的设立和奏折的实行，这两项制度在乾隆时期都得到了完善。乾隆皇帝一即位，就明确密奏事件由本人交奏，折奏仍如前实行。接着扩大了具折人的范围，四年规定于大臣九卿科道之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等奏折言事。他还提高了奏折在所有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主要是为了快速处理西北用兵事务，乾隆帝在二年十一月丧满撤销总理事务处时，又恢复了军机处。他扩大了军机处的编制，军机大臣由雍正时的三人增为六人，军机章京由原来的十人增为十六人；重视军机大臣的遴选，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不准宗室担任，不问资历；完善军机处的用印、听差、稽查等规章制度；扩大军机处处理事务的范围，特别是可以对任命各级官员提出草案，权力超出内阁。但是军机处人员始终是兼职，没有衙署，实为皇帝的秘书，这极大加强了皇权。

其次是进行政治斗争，加强君权。乾隆初年宗室中地位最高的是庄亲王允禄，他先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之首，军机处成立后仍担任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管理内务府事务等重要职务。果亲王允礼于乾隆三年二月死后，允禄成为唯一的宗室重臣，一群宗室贵族成员团结在他的周围。四年十月乾隆帝以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将允禄革职并惩治其党羽。还采取了一系列压制宗室贵族地位的措施，以突出皇权。朝廷重臣鄂尔泰、张廷玉是乾隆帝的下一个打击对象。此二人为雍正帝所欣赏，特许他们死后如同开国功臣配享太庙，还将此写入遗诏，要求乾隆帝执行。乾隆帝即位时他们作为总理事务大臣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又担任军机大臣兼管兵部和吏、户二部事务。不过鄂、张二人不和，各自形成派系。鉴于他们不断发展势力，乾隆帝在五年四月警告二人不能存党援庇护之念、大臣不得依附二人。在他的示意下，六年十二月御史刘统勋上书，以张廷玉家族势力太盛，要求三年之内停其升转。乾隆帝立即采纳，并不断指责和处罚张廷玉。十四年，干脆令张廷玉休致，革去伯爵，还打击张的党羽汪由敦等，彻底清除了张的势力与影响。

鄂尔泰也不能逃脱打击，七年十二月以鄂的门生仲永檀与其私自商议具奏内容而被交部议处，次年又削去加级记录，幸亏鄂本人于十年去世，否则很难保全。乾隆帝还利用事由维护其威严，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就是如此。满洲旧俗，守丧百日内不许剃头，此俗到了乾隆时代渐趋衰落。孝贤皇后死后朝廷并未就此行文全国实行，因此各地有沿旧俗的，有并不遵守者。当时江南总河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都在百日内剃头，其下属类似者也不少。乾隆帝怀疑大臣们对他的忠诚，以违制重惩，周学健、塞楞额被赐死，彭树葵、杨锡绂革职留任，出资罚修城工。其他受惩罚的官员还有不少。

乾隆帝打击张廷玉及其党羽和惩罚违制剃头的官员引起广大官员的不满，加上他到处巡幸和对金川战事的处理不当也在丧失民心，乾隆十五年夏天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上面罗列了乾隆帝的五不解和十大过，尖锐抨击其行政。乾隆帝命全国破案，经过一年多的清查，株连甚广，最后以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为炮制者结案。不过乾隆帝心里清楚，卢鲁生只是一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伪稿炮制者并没有被缉获。他分析炮制者多半是受过其打击的失意官僚，从稿中为张广泗鸣冤来看，提拔张广泗的鄂尔泰一派最有可能。伪稿流传于云贵、湖广，在这些地方相继担任总督的正是鄂尔泰、张广泗。于是他怀疑在这一地区的鄂党成员是伪稿的炮制者，并把目标定在江西巡抚鄂昌和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乾隆帝借口胡中藻的《坚磨生诗抄》多有大逆不道之处，以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却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知愤恨，还与之往来唱和为由，将胡斩首，令鄂自尽，并株连不少官员。大学士史贻直被革职，鄂尔泰也被从贤良祠中撤出。鄂尔泰一党经此打击基本瓦解。

再次是整肃科举考试与吏治。乾隆帝重视考核官员，认真执行京察、大计；亲自决定知府以上官员的除授，还完善了回避制度，不许官员之间换帖结交。乾隆初政的宽大，也使一些官员壮起胆子，不断出现贪污案件。乾隆帝在十年以后严惩贪官，处理了一批因贪污发生的亏空案。限制和打击书吏、幕友的措施也不少，如要求役满回籍，实行回避制度等。乾隆帝重视整顿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各种舞弊行为，特别是利用九年顺天乡试，突击检查考场，一、二两场搜出夹带文字者四十多人。此后完善了各种科举考试纪律，并防止和打击士子买嘱考官私通关节。

又次，解决八旗生计。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旗人不能经商务农等规定的限制，乾隆时期的旗人生计问题日益突出。为此，乾隆帝扩大了满官入仕途径，允许中央的满洲郎中保举道府官员，六年还规定满洲进士可以选用为知县，十五年准旗员补用绿营守备以上官员。旗人入仕途径大大拓宽，则意味着汉族入仕途径的缩小，以致六科给事中杨二酉、御史杭世骏实在看不下去而冒险上疏批评。乾隆帝还多次扩编八旗军队，并通过借给旗人俸饷与赈济银、回赎旗地、添设养育兵等措施解决旗人生计。更具有特点的措施是于七年、八年、十九年和二十年、二十一到二十三年三次出旗为民，九年和二十一年两次将京旗移垦东北拉林、阿拉楚喀。

另外，巡幸全国也是乾隆帝加强统治的手段。他从六年起几乎每年都巡幸避暑山庄并秋狝木兰，既保持骑射的传统，也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加强了同蒙藏民族的联系。还告诫子孙这是家法，必须恪守。他还四次东巡谒陵，表示对祖先与本族发祥地的重视，团结东北地区的满洲贵族。最有影响的是他仿照祖父康熙皇帝，六次巡幸江南，视察河工海塘，访查风土民情，加强同江浙士大夫的联系，以调整统治政策。当然，游观逸乐也是出巡的目的，不过作为皇帝要把这一目的掩盖在关心国计民生之下。

发展生产，注重民生。由于长时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及雍正时期摊丁入亩的重大变革，刺激了清代人口的快速增长，进入乾隆时期增长尤快。康熙末年的人口数大约在一亿人以下，乾隆六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二十七年突破二亿，五十五年达到三亿。人口数量的膨胀，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乾隆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把发展生产、增加粮食、维护民生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扩大生产的有效办法是增加耕地，乾隆帝大力劝垦土地，乾隆五年要求开垦各地闲旷土地，到乾隆中叶内地山头地角零星土地基本上得到了开垦。又鼓励人口多的地方向人口少的偏远地方或田多人少省份移民，如山东、河南、直隶贫民流向东北，陕西、山西、直隶流向内蒙或甘肃，两湖、赣粤人民流向四川，闽粤人民流向台湾等。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为了解决新疆驻军的粮食和安排内地贫民，大力进行屯田。他还下令编辑农书《授时通考》，实验区田法，在湖南推广双季稻。特别是推广种植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缓解了民食问题。还鼓励种植棉、麻，种桑养蚕以解决农民穿衣和增加收入。

乾隆后来注意到仅仅维护农业是不够的，还应当通过其他渠道活跃市场，刺激消费，安排就业，以减少游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改变了作法，广开解决民生之道，还给一些官员说明其中的道理。

乾隆帝非常重视水利问题，一直过问江南水利工程、浙江海塘的修护、直隶水道的疏浚等水利事业。还组织治理黄河，继续疏浚下游、增固堤堰、开挖引河。兴修水利在于增产减灾，更直接关心民生的措施则是赈恤灾民与蠲免钱粮。乾隆时期国家的财政状况良好，康雍时期岁入一般三千多万两，国库存银近似岁入；乾隆时期岁入则在四千多万两，至中期库存银达到六七千万两，几乎相当与当时全国一年半的收入。乾隆时期不断进行大规模战争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乾隆帝还大量蠲舒赈贷，以增加人民收入藏富于民。当然乾隆帝也有其政治目的，就是缓和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宣扬爱民德政，表现皇恩浩荡，加强社会控制。乾隆时期的蠲免一般是灾捐，由于降低到受灾五分就蠲免，无疑灾蠲的范围和频度增加了不少。他还蠲免积欠、减除旧额，数量都颇为可观。巡幸所至与差役扰民，一般蠲免当年钱粮的十分之三。最值得注意的是标志盛世的六次普免全国地丁钱粮和两次普免全国漕粮，在中国古代独一无二。他还积极鼓励储粮备荒，各地方官争相采买。乾隆六到八年南方遭灾，导致米价上涨。同时抗租、抗粮闹赈斗争的不断发生。十三年，他在广泛征求督抚等官员的意见后，决定降低仓储标准，停止采买。这些实践，积累了他对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关系的认识。鼓励仓储的办法之一是纳粟捐监，但是这一作法败坏了官场风气。

平定西北，征剿西南。乾隆皇帝在巩固了皇位以及对汉族地区的控制之后，把视野移向统治薄弱的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武力征服，开疆拓土，巩固统一，奠定了中国的疆域，促成了清朝全盛时期的到来。乾隆帝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战争是征剿四川西部藏族居住区的上、下瞻对。该地是内地通往西藏的要道，乾隆初年当地土司不交贡赋，还劫掠行旅。九年驻藏官兵在换防返回四川途中，所携行李被下瞻对土司班滚手下的人抢劫一空，甚至驻藏大臣傅清赴藏上任也需要增兵护送。乾隆帝决定征剿，十年七月先派四川提督李质粹统兵三路进攻，后增派内大臣班第加强领导，历时十个月取胜。接着，乾隆帝于十二年又对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藏族土司进行了征剿。

金川一带分布着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沃日、巴底等土司，其中大金川土司势力最强，经常攻略附近的其他土司。十一年底，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诱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企图加以吞并。十二年三月又攻打霍耳、章谷土司，清朝地方官员派兵镇压，莎罗奔竟敢向官兵开火并攻打附近的沃日土司。乾隆帝决定增兵征剿，以攻打瞻对的汉、土官兵为基础，增调川、黔、陕军队，选派名将张广汜为川陕总督，大举进攻大金川。由于张广汜采取分路进兵方针，对大金川利用战碉据守险要的战略进行强攻，既难以攻克又分散兵力，损失惨重，进展甚微。十三年正月以后，乾隆改派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协助粮饷，起用废将岳钟琪、傅尔丹助战，五月又以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总理一切军务。但讷亲在沿袭张广汜原来方略基础上又增加了筑碉对攻的错误战术，使清军损失更大。九月，乾隆帝降旨令讷亲、张广汜回京述职，在他们离开军营后，即革职拿问，先后处死。同时改派军机大臣、内弟傅恒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主持军务，又增兵、增饷。傅恒采取分南北两路进攻金川中心的新战略，战争有了起色。这时大金川消耗太大，因此陆续派人到清营乞降。乾隆帝基于一时难以攻克金川而军费开支已近两千万，军民俱困，指示傅恒见好就收。十四年二月傅恒纳降，历时两年、用兵八万的战争草草结束。

真是西南多事，战事不断。十五年十月又发生了清朝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诱杀西藏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又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手下所杀进而屠杀驻藏满汉兵民的叛乱。十一月初，西藏叛乱的消息传到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当即挥师入藏，配合已平叛而组成临时政府的达赖喇嘛稳定了形势。

比起以上用兵来说，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回疆的战争更为重要，它使得西北地区直接控制在清朝手中。由于后面会有详细叙述，此处从略。

稽古右文，编修群书。乾隆帝自幼熟读经史，精通诗词书画，通晓汉、满与蒙古语文。即位后仍以书生自许，经常与臣下讲诗论文。因为重视文化，他于即位之初就下诏求书，六年正月、十五年二月两次命各省督抚、学政采访元、明以来的儒学著作，增加国家藏书。大规模征求遗书是在三十七年，要求督抚必须征集现存全部文献。截止到三十九年八月，各省进到图书超过一万种，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藏书量。征求遗书的同时，乾隆帝组织学者编修书籍。他一生主持编修的书籍有110种之多，门类遍及经史子集，而且质量较高。

编书修史离不开政治，如在国史的修纂过程中，他将清初降清的明朝官员列入《贰臣传》和《逆臣传》，鼓吹忠君，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是他主持编修自古以来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系统整理并保存了中国古典文献，推动了乾隆中期以后出现的整理古籍热潮。但是，乾隆帝借编书来了一次文化大检查，查禁和销毁了大量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书籍，销毁的图书几与《四库全书》收书量相当，也可以说是一场文化浩劫。

尤其是在查缴禁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不断以文字罪人，制造了110多起文字狱。十六年的孙嘉淦伪奏稿案使他对士大夫产生了深深地怀疑，在二十年和二十二年先后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抄》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两起大型文字狱，随后文字狱案件大量出现，大致上以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为界，前后各有五十多起文字狱。文字狱摧残了文化，禁锢了思想。清代的学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特点是考证，这固然同乾隆皇帝冷淡理学，鼓励整理、考据古典文献有关，但也实在是文化人在政治高压下不得已的做法。

禁教闭关，拒俄征缅。对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乾隆帝延续雍正帝的做法，宫中任用有专门技术的传教士，如自康熙时期既已来华的宫廷画家郎世宁受到乾隆帝的器重。但禁止传教士在民间传教。十一年在福建省福安县发现有2600多人信奉天主教，乾隆帝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教活动。十七年湖北发生了秘密宗教的马朝柱起事，马朝柱始终未获，而其根据地有一个“西洋寨”，因此第二次大规模禁教。此后四十九年五十年时又针对罗马教廷的传教进行全国性的禁教。禁教是为了防止西方文化的渗透而动摇传统文化。

不仅如此，还在经济上对西方加以限制。康熙时期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通商，但西方国家习惯上集中于广州进行贸易。乾隆二十、二十一年先后有两艘西方船只进入宁波贸易，为了控制外商，翌年宣布外商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并强化公行制度，防范外商。为了不引起中外争端，禁止“夷欠”，还限制沿海人民出洋贸易。

17世纪以后沙皇俄国对外扩张，同清朝接触，发生不少争执。乾隆帝对沙俄一直保持高度警惕，阿睦尔撒纳逃亡沙俄，土尔扈特从沙俄回归清朝，都是敏感事件，乾隆帝都很好地处理了。当时俄国希望扩大同清朝的贸易，乾隆帝利用这一点多次以停止贸易作为谈判筹码，二十九、四十四、五十四年就停止过互市，不过在沙俄的请求下还是于五十七年订立了《恰克图市约》，开展正常贸易。缅甸于乾隆十六年向清朝入贡，可第二年即发生内乱，东吁王朝灭亡。新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向外扩张，二十七年侵入云南普洱府属的土司车里等，三十年再次侵入车里。

为了保护边境安宁，乾隆帝令云贵地方官对缅用兵。三十一年总督杨应琚大举征剿缅甸，遭到失败；翌年二月改派明瑞再征缅甸，九月分兵两路长驱直入，结果陷入缅军的围追之中，几乎全军覆没，明瑞也被围自杀。三十四年又派傅恒征缅，虽然获得不少胜利，但是士兵伤亡不少，加上水土不服，兵士厌战，在缅甸遣使求和的情况下，傅恒撤兵回国。几次征缅，劳师七八万，糜饷一千三百余万两，战死几万人，却毫无所获。这场不应该进行的战争完全出自乾隆帝由盛而骄的心理支配。三十二年扩大战争之际，他先后说：“我大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结果正验证了骄兵必败的古语。这种“全盛”心态还将指使乾隆帝进行以后的统治。

注释

〔1〕许曾重：《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2〕高王凌：《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

〔3〕李尚英：《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徐凯：《“康乾盛世”论纲》，《明清史论丛》，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4页、573页。最近冯先生又强调了这一观点，见刁培俊、张德安：《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第112页。

〔6〕《清圣祖实录》卷119，康熙二十四年正月戊子。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1874页，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庚戌。

〔8〕《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庚寅。

〔9〕《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癸巳。

〔10〕《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庚午。

〔11〕《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12〕《清世宗实录》卷81，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13〕《清高宗实录》卷886，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庚辰；同治《户部则例》卷3《户口·豁除贱籍》。

〔14〕同治《户部则例》卷3《户口·豁除贱籍》。

〔15〕郭成康：《雍正密谕浅析——兼及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