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初盛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治国有方，清朝统治进入“康熙之治”，国家经济恢复，日益强盛。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共计38年。这期间的历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巡视七省，重点加强对于江浙等地区的统治。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在统一台湾后首先做的事情是南巡，可见其重要性。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御舟自京而下，途经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达苏杭。南巡的主要目的公开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亲历河道，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实际上隐含着对于文化中心江南地区的控制。巡行中召见地方绅士，以消除满汉隔离；大量蠲免江南积欠，缓和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此外康熙皇帝还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他的大规模巡幸，既是勤政的表现，也是一种统治方法。

北巡塞外。这是结合秋狝与避暑进行。康熙十六年（1677），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开始北巡。二十年（1681）四月，康熙第二次出巡口外，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东四旗接壤地建立木兰围场。此后，直到康熙帝逝世，只有两年康熙帝未到这一围场。一是二十一年出巡东北，二是三十五年出征到喀尔喀蒙古的克鲁伦河，追歼噶尔丹。其余44年，通常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去木兰围场秋狝。三十八年则两次出塞。秋狝可以保持满族骁勇善战的传统，同时接见蒙古上层人物。从康熙十六年到六十一年，46年间，共巡幸塞外48次。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起，玄烨在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陆续建立行宫，除北京至古北口的七处行宫不计，古北口外共有行宫十七处（乾隆时期又建三处）。修建行宫主要是为了在出塞木兰秋狝期间有起居饮食和休息的固定住所。行宫的建筑一般包括瓦房、草房、阁楼、游廊、堤坝等，行宫承建人即出资者，往往是在任上赚有盈余银的官员，朝廷派监工大臣督办工程。上营行宫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逐渐发展为避暑山庄。四十年前，玄烨一般是每年两个月（七、八月）到木兰围场秋狝，在行军营房居住。四十一年以后，有行宫可以避暑，每年四月出口，九月返京。从四十一年到六十一年的21年中出塞30次，比先头的21年多5次。

南巡江南。首次南巡于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启程，十一月二十九日返京，共60天。巡视山东、江南，阅视河工，咨访地方利弊，于江宁谒明陵，至曲阜祭孔。原来只说东巡山东，到山东后诏行南巡。第二次南巡于二十八年正月八日出发，三月十九日回京，共71天。巡视山东、江南、浙江，到达杭州，谒禹陵致祭，经理河工，周知吏治。第三次南巡于三十八年二月三日启程，五月十七日回京，计103天。历山东、江南、浙江，奉皇太后同行，阅视河工，考察民情。第四次南巡于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起行，阅视河工，考察官吏，三月十五日返京，共59天（此前于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六日，南巡至德州闻太子病而返）。第五次南巡于四十四年二月九日启程，闰四月二十八日返京，共109天，以黄河、运河河工告成，举行巡阅。第六次南巡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启程，阅视河工，五月二十二日返京，计118天。

江南地区是士大夫聚居的地区，属于清代文化的中心。江南绅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清初曾有强烈的反清运动，康熙皇帝特别关注江南士大夫的归顺问题。除了前述的南巡之外，清朝还通过江南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搜集江浙情报，联络并监视江浙绅士，注意地方动态。

东巡。广义的东巡，包括山东、盛京、吉林，如第一次南巡最初称东巡，但是后来称为南巡。狭义的东巡专指视察东北。康熙十年九月至十一月，奉太皇太后东巡盛京，谒福陵、昭陵，遣亲王、贝子、内大臣诣永陵致祭。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前往关外祖陵告祭，东巡盛京、吉林。祭毕北上，于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吉林。在吉林和大乌喇虞村（即今乌拉街）盘桓12日，体察了吉林的风土人情，检阅了吉林水师营的操练。第三次东巡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二十九日，奉皇太后巡视吉林乌喇，并至盛京谒陵，十一月十三日回京。其间除视察城防、了解民情外，对于反击沙俄侵略和治理地方军政事务有功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等予以嘉奖，还对吉林地方应兴应革之事作出明确训示。

西巡共计三次，其中到达陕西两次，两次顺便，一次专门；或认为西巡仅一次，专指后者。康熙二十五年出塞追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再次出塞亲征噶尔丹，至山西、陕西及宁夏等地，乘便行围、检阅驻军。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西巡至西安，十二月十九日回京。经直隶、山西、陕西、河南，观览民俗，考察吏治，检阅军旅、行围。

巡视畿辅。自康熙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七日巡视畿甸，考察吏治民情，到六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巡视畿甸，视察河堤，总计有34个年份巡视过畿辅地区。

巡视五台山。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启程，共25天。主要是进香，并为下次作准备，考察吏治民情。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出发，共28天，奉太皇太后进香，拜佛还愿。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二十三日，计26天，归途巡视浑河河堤。四十一年和四十九年又两次到五台山。在五台山逗留多则5天，少则3天。巡视五台山的目的是以为民祈福为名收拢人心，同时五台山介处西北蒙古诸部，可以借机以绥靖藩部。

二是北方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康熙二十八年与俄罗斯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东北地区稳定后，注意力转到西北与北部。康熙皇帝于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并加强了对喀尔喀和内蒙古的控制。康熙皇帝指出，噶尔丹平定，今后以察吏安民为首务。四十二年确立的秋狝制度，也有联络蒙古等民族的用意。五十四年对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用兵，平定西藏。解决准噶尔部问题，是康熙后期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只有解决了蒙古问题，清朝才能确立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冯尔康指出：“处理准噶尔问题具有划分清史发展阶段界标的意义”，并认为清朝历史“入关以前是开国时期，顺、康、雍以及乾隆前二十三年为前期，乾隆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为中期，下余的时间为后期。”^〔5〕

三是经济恢复，赋税政策上有所作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规模蠲免钱粮，除了因自然灾害蠲免钱粮外，还在三十年轮免漕粮、五十年普免全国钱粮各一次，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五十一年还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人口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人口的增殖。人口的增加，在康雍时代作为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乾隆后期播下了人口数量增加过快的种子。

这里就康熙朝的蠲免钱粮多作一些介绍。蠲免钱粮可分为普蠲钱漕，减除旧额，巡幸蠲免，差役蠲缓，偏隅蠲缓，蠲除积逋六类。偏隅蠲缓主要指灾蠲，灾蠲的规定成倍突破了前朝重灾蠲免的额度。灾蠲银数难以统计，仅从江南地区看数额就很大。差役蠲免，因战争扰及地方或因河工等派及民间而蠲免。巡幸蠲免，皇帝外出而进行的蠲免。康熙帝不断出巡，五朝五台山、四谒盛京祖陵、五巡天津、五次东巡、六次南巡，此外还有巡幸中州及近畿，谒两陵、秋狝的次数更多，“每次巡幸经过沿途州县，俱免应征本年地丁钱粮十分之三”，还有“加恩之举，如谒祖陵于盛京，则免奉天今岁田租及庄头粮石、旗地刍粮之半，幸五台、幸木兰、幸盘山皆赐复如例。若东巡阙里，禋祀岱宗，则免曲阜、历城、泰安额赋，每回跸淀津，复加恩泽。幸嵩洛，则免祥符、登封田租”，而南巡六次，“共免除经过州县逋赋钱粮达二千余万两”。减除旧额，主要有免坍荒地赋，调整税则，改重为轻，减除摊丁入亩中的重摊，蠲免丁去税存、多报垦荒数造成的重赋等。此类规模较小。

蠲免的最大类是普蠲钱漕。玄烨曾于康熙三十年轮免漕粮、五十年普免钱粮各一次。逋赋是多年积欠，或因灾害，或由赋重，或自差役，三者往往交织在一起。蠲逋欠常是在缓征、带征等措施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一笔勾销。总之，康熙帝极为重视蠲免钱粮，从登基到退位，贯彻始终。蠲免总数据统计达到一亿五千万两之多，占田赋收入和总收入的比重非常可观。

我们知道，清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康熙中叶后逐渐恢复、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康熙中后期的蠲免钱粮，特别是普免钱粮，正是适应这一形势的产物。财政收入的增加与稳定，是蠲免钱粮的重要前提条件。岁入总额，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雍正三年（1725）增加462万两，国家财政收入稳定上升，蠲免钱粮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库帑充盈，国家蠲免钱粮也无财匮之虞。康熙朝库存银最高额是五十八年的4900余万两，通常存银为三四千万两，表明国帑充足。有了府库充盈的条件，才可能实行蠲免钱粮。

蠲免钱粮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清政府为了统治全局和长远利益，不断调整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以及各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关系。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赋税政策。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关系和土地占有状况，赋税政策是上述表现的一定产物，蠲免钱粮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与土地关系。康熙九年已决定以后的蠲免中令地主免租，二十九年将山东减租的做法向全国推广，“业户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四十九年又将此“永著为例”。蠲免中对于主佃关系中地租减免的规定，不仅调整了主佃二者的关系，而且进一步理顺了国家、业户及其与佃农的关系，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当重要。

四是由打天下转向守成，开创清朝家法。康熙皇帝完成军事统一全国后，及时提出维持长治久安的问题，主要在保持满族的国语骑射并同中国传统政治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结合上做文章，初步形成了一套统治家法。如压抑宦官、皇子教育、奏折与御门听政、行围制度、不加赋并免赋等政策。

康熙帝经常使用“敬天勤民”一词，也使用过“勤政爱民”、“敬天勤政”等词汇。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总结自己登极以来的行政是“孜孜图治，勤政爱民，日理万机”。^〔6〕二十七年京师遇旱，康熙帝儆惧修省，大学士王熙认为玄烨忧劳过甚，古来所无，“皇上勤政爱民，无日不忧勤惕厉。”^〔7〕“勤政爱民”成为康熙君臣对于皇帝治理国家的评价尺度。康熙三十年（1692）玄烨对礼部说：自古以来帝王为了敬天而需要勤政。四十七年（1708）他又说：人君“惟敬天勤民，鞠躬尽瘁而已。”^〔8〕同时还说：“君道在于爱民，此帝王之常经，祖宗之家法。”^〔9〕将“爱民”归结为清朝祖宗家法，便具有了政治原则的政纲性质。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等奏请上尊号，赞扬皇帝御极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五十余年，这一总结符合康熙帝的行政特点。

康熙帝明确以“敬天法祖”总结其政治并要求子孙继承是在他的晚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吏部题请筹备翌年的六十大寿庆典，玄烨不赞成，他对臣下说：“朕御极以来，惟欲万国乂安，上则敬天法祖，下则垂令名于后世。”^〔10〕康熙帝对于“敬天法祖”的更充分认识，体现在五十六年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人的面谕。该谕的开头指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制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11〕应当说康熙帝对于“敬天法祖”的理解是深入的，同时也表达了皇帝应当勤政（夙夜孜孜，寤寐不遑）、爱民（子庶民）的看法。面谕结尾处说，该谕已准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即四十七年就已酝酿，是深思熟虑准备传授子孙公布天下的。后来康熙帝遗诏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个面谕，其中包括上引帝王治天下以敬天法祖为首务那段话。乾隆帝上台后申明治国要采取“宽严相济”的统治术，并提出“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纲，两项治国主张都出自康熙帝的面谕与遗诏，实在是继承祖父遗志。

五是文化方面。康熙皇帝任用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到山东拜谒孔庙，提倡儒学。又下诏编纂《古今图书集成》，这是我国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由陈梦雷主持编纂，分列门类纲目，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书。全书一万卷，历康熙、雍正两朝编印完竣。通过编书也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1708年清朝开始全国地图的大规模测绘工作，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历时十年，于1718年完成《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这项工作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测绘史的空前创举。

康熙朝最遗憾的是没有解决好皇位继承问题，发生政治上的储位之争。皇位继承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时代的头等大事，满族因为带有氏族社会军事民主与贵族政治的特点，君主择贤而立。康熙皇子众多，觊觎皇位者大有人在。康熙最初立有皇太子，不理想又废黜，引发皇子对于储君之位的争夺。这是康熙后期朝政的大事，也影响到雍正朝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