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中的太后，指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氏，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后金天命十年（1625）博尔济特氏嫁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封其为永宁宫庄妃。庄妃子福临即帝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帝位，又尊其为太皇太后。因皇太极的谥号为“文皇帝”，博尔济特氏死谥“孝庄文皇后”，人们简称其为“孝庄”。

“太后下嫁”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睿亲王多尔衮。这事情还得从孝庄文皇后说起。孝庄一生经历了清初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她慎重处理皇权更迭，多次化险为夷，具有传奇色彩。皇太极执政时，孝庄就已多年赞助内政。皇太极病逝时，32岁的孝庄面临着诸王兄弟激烈争夺帝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是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孝庄与皇太极之孝端皇后多方斡旋，遏制多尔衮谋位之想，最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亦有雄才大略，他位高权重，心存谋位念想，是福临帝位的潜在威胁者。孝庄对多尔衮采取既笼络又控制的软硬兼施谋略，抑制了多尔衮的政治野心，从而使福临稳坐皇帝宝位。顺治十八年（1661）福临病逝，其子玄烨年方八岁，孝庄又辅佐其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当时有鳌拜等四大臣辅政，鳌拜专横跋扈，打击其他辅臣，在皇帝面前居功自傲。孝庄极力保护爱孙康熙帝，教之治国安邦，康熙初年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有密切关系。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康熙皇帝后来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3〕祖孙情深，感恩之意溢于言表。孝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为清初政治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杰出女性，不过在汉族伦理观念之下，有关孝庄下嫁问题，成了人们的谈资。

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开头就说：“清世虽不敢言朝廷所讳之事，然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妇，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进入民国，“太后下嫁”故事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清宫轶闻》等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更为人津津乐道。以上海新民书局1925年出版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为例，作者是曾投身革命的浙江上虞人许啸天，该书旨在叙述所谓清朝宫廷内部荒淫骄奢之事，第二十四回即为《酬大勋太后下嫁　报宿恨天子重婚》，其记载大婚有如下描写：

摄政王多尔衮，端坐在金辇里，后面六百名御林军，各个掮着豹尾枪、仪刀、弓、矢，骑在马上，耀武扬威。最后面竖着一面黄龙大纛，慢慢的走进宫门去。宫里面早有一班亲王福晋，贝勒贝子夫人，内务大臣命妇，内管领命妇，都是按品大装，在内院伺候。到了吉时，皇太后穿着吉服，皇帝率领一班王公大臣，到内宫行三跪九叩首礼，跪请皇太后升辇；十六位女官，领导太后下辇，三十二名内监，负辇出宫。陪送的福晋、夫人、命妇，各各坐着彤舆，跟在后面。摄政王的金辇，在右面护行，到了王爷门口，仪仗站住；到仪门口，大小官员站住；到了正院，金辇停下。女官上去，把太后从金辇中扶出来，进西院暂息。到了合卺吉时，把太后请出来，女官跪献合卺酒，摄政王和皇太后行合卺礼，送进洞房。

这种绘声绘色的逼真描写，使不少人信以为真。

然而“太后下嫁”的传说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最关键的文献资料有两条，一是明末清初人张煌言顺治七年写有《建夷宫词》十首，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的反满立场，其中一首特别引起学者的关注，该诗说：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4〕

慈宁宫为孝庄太后的寝宫，诗中描写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的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于多尔衮一事。

二是蒋良骐《东华录》记载，多尔衮死后，诏告其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5〕字句，可能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其为婚之事。

关于“皇父”的称谓，也见于《清实录》与清朝档册、文告，甚至《朝鲜李朝实录》中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记载。人们猜测这或许是多尔衮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证明由“叔父”改称为“父”，显露出母后已经下嫁。

还有一件可疑之事，孝庄临死前对康熙皇帝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6〕孝庄遗嘱要求不与远在沈阳昭陵的丈夫皇太极合葬，于是康熙帝遵旨将孝庄灵柩暂置停于遵化清东陵，雍正时将其正式安葬，称为昭西陵，位于风水墙之外，疑为远离陵区主体。人们猜测孝庄遗嘱要求不与皇太极合葬，可能有再嫁多尔衮的难堪隐情。

最早深入研究“太后下嫁”之说的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逐一辩驳了“太后下嫁”说的依据。孟森认为，多尔衮举行上“皇父”仪式，“使皇帝由无父而有父，岂不更较大婚及诞生皇子等庆典为郑重乎？”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必有成见”，况且“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致挥洒，不负传信之责”。他还指出：清主中原，用郊祀大礼，以效汉法，始于顺治五年。是年冬至郊天，奉太祖配，追崇四庙加尊号，覃恩大赦，即加“皇叔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盖为覃恩事项之首，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张苍水身在敌国，想因此传闻，兼挟仇意，乃作太后大婚之诗。

至于蒋良骐《东华录》所载“亲到皇宫内院”一句，孟森认为最可疑：但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事？

此外，世祖时尊为皇太后者有二后，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太宗庄妃以生世祖而尊为后，第二后不合葬，累代有之。昭西陵虽清代无他例可援，亦不能定为下嫁之证。况列帝之后皆有此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事实，倘若有“太后下嫁”之事，一定会有太后下嫁之诏见于《朝鲜李朝实录》，检之所无，断定必无此事。

孟森的大作于1934年出版后，颇为轰动。胡适阅后于6月26日致书孟森，认为孟森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朝鲜的记载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并作结论：摄政王确改称“皇父”，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但无从证实了。孟森随即于28日作复，强调：“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由于“皇父”问题成为理解孝庄太后是否下嫁的关键，1936年6月，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特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郑先生从“叔父”入手，证明“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之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皇父摄政王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俗，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从而支持了孟森反对“太后下嫁”之说的观点。

1990年王钟翰发表《释汗依阿玛》一文，依据大量国内外官私方文书和档案资料，尤其是满文史料和满族历史传统习惯，肯定了两个问题：一是多尔衮生前确实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二是孝庄皇太后确实下嫁过多尔衮。

王先生指出：多尔衮之被封“叔王摄政王”或“摄政叔父王”是在顺治元年（1664）冬十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是在顺治二年五月；而改称为“皇父摄政王”则在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单就所藏刑部题本一项不完全统计，件数以上千计，在顺治五、六、七三年的七份刑部题本中，特别注意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两份题本，因为顺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正好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初八日）宣布要加封“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之前五天，在满文批红中已经有了“皇父摄政王”之称，这一题本并无汉文批红。可以推知，皇父摄政王这一改称，很可能满文在汉文之前，也许汉文“皇父摄政王”之称是从满文Doro be aliha Hani ama Wang移译而来的。也就在满文“皇父摄政王”的批红五天之后，顺治五年十一月冬至（初八日）正式宣布了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的明文规定，并自此才得到彻底贯彻实行。同样，直到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初九日）去世以前，“皇父摄政王”这一称谓，未之或改。至于蒋氏《东华录》所载加封“皇父摄政王”不见今本《实录》，实因“皇父摄政王”的加封诏旨，于纂修《实录》之初就没有被收录（也许郑亲王济尔哈朗对多尔衮进行了报复打击），并非《实录》既成之后又加删削的。总之，多尔衮生前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的称号，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王先生认为“太后下嫁”必有其事。其根据一是见于当时人的记载，如张苍水（煌言）的《建夷宫词》10首。张苍水词中记的传闻必有所本，不会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另外还有朝鲜人的记载，见于《李朝实录》；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看当时有没有关于太后下嫁多尔衮诏书的确凿证据，据刘文兴（江苏宝应名士刘岳云之孙，启瑞之子）于1946年所撰《清初皇父摄政多尔衮起居注跋》所载，启瑞在检索内阁库藏时，确曾获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叔摄政王诏书一份持归，曾经一度失而复得，家藏逾三十载，后卒以易米，惜迄今不知下落。这第一手档案的遗失是一大遗憾，我则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也。

王先生还说：一则摄政王多尔衮年近不惑而无子嗣，孝庄盛年孀闺独处，又素具权谋，能交欢于多尔衮，无疑可以巩固其嫡子幼帝的大位，从当时政治背景等情况考察，不难推断，多尔衮受封皇父之日，即是太后下嫁多尔衮之时；二则多尔衮生前被封为皇父摄政王，其必有“皇后”亦当在情理之中，然则皇后其人谁何，舍顺治之生母孝庄文皇后之外，又孰足以当之？由于多尔衮未四十而早殒，诸王多相攻讦，加之入关后，满洲宗室不能不深受汉人封建伦理道德贞操观念的深刻影响，故对太后下嫁之事，讳莫如深；三则《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被保存下来，既有其书而非伪造，那么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诏书，亦必有其诏，或有再被发现之一日。

王先生从满语言的角度分析“皇父”说：汉文“皇父”的满文为Haniama，汉字译音为“汗依阿玛”。满文的汗（han）就是汉文的“王”或“皇帝”，阿玛（ama）就是汉文的“父”或“爸爸”。阿玛（ama）在满文《清文鉴》里释作：“Beye be banjihangga be ama sembi”，汉译则为“生我者之谓父”。多尔衮之尊称为“皇父摄政王”既明见于诏旨中，满、汉文武官员凡进呈本章旨意，又俱书“皇父摄政王”，自不能比之于古代“尚父”、“仲父”的尊称。可以推断顺治在宫内对多尔衮，必以阿玛相称，不但不当面叫多尔衮做阿玛王，也不会当面叫做汗依阿玛的。因为，如果是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尚未封皇父以前，顺治对多尔衮只能当面叫他“额切克”（ecike，叔父）——御史赵开心就曾明说“叔父，皇上之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同样，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既封皇父摄政王以后，顺治对多尔衮也只能当面叫他“阿玛”，岂不也可以说是“父为皇上之父，唯皇上得而称之”吗？叔父或父之上加一“皇”字，行之于一切满、汉文武百官的本章旨意中，君臣上下的体制尊严如此。如果顺治的生母孝庄文皇后没有下嫁给他的叔父多尔衮的话，多尔衮是不会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父摄政王”的。

从满族婚俗分析“太后下嫁”也是重要方面。王先生指出：满族人于1644年入关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以前女真人婚嫁的落后习俗，如弟妻兄嫂、妻姑侄媳、子妻庶母的一些群婚制残余依然存在。这些习俗不但北方兄弟民族像满族、蒙古族有，南方兄弟民族像彝族、藏族等也有，满族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清入关初年，是不足为怪的。满洲婚姻关系到了入关以前正向封建制过渡的皇太极时期，虽然三番五次地颁布“同族嫁娶”的禁令，而迄至入关之初，仍保留着很早以前十分落后的群婚制残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渎伦而来”或“辗转腾谤”所能解释得了的。既然“摄政王（多尔衮）逼肃亲王豪格死于狱而取（娶）其福晋”是事实，那么，豪格为皇太极的长子，顺治的亲兄，即是多尔衮的亲侄，叔妻侄妇，此而可以无礼，多尔衮于兄嫂孝庄文皇后，顺治的生母，弟妻兄嫂，当然可以无礼，又何责乎？所以，顺治之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与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多尔衮既可称为“皇父”，太后当然可以嫁多尔衮，都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7〕

以上三位先生都是著名清史学家，他们分成两派观点，孰是孰非，读者自可判断。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欣赏他们的论证过程，从中领略其广博的知识以及严密的思辨，品尝考证学带来的学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