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分解”说

金圣叹的《绝命词》中有“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句，视唐诗“分解”为临终大业。金圣叹的诗歌理论批评主张，核心便是“律诗分解”说。

所谓“分解”是缘乐府诗的旧例，把八句一首的律诗，分为四句一“解”的前后两段。然后，循此思路分析、欣赏唐人律诗，也循此思路指点律诗写作的门径。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简单、浅显的主张，而且似乎多此一举。但若取金圣叹论诗的数十篇文字综合来看，就会发现，围绕着“分解”说，他阐述了一系列颇有深度的观点。主要有：

一、诗为真情的自然流露。

金圣叹对朋友们表白，“分解”之说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针对世人只讲对仗、不顾真情的错误倾向而发。然后，他强调了真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1]此如王摩诘秋归辋川诗。何必村中定无此人，然而何必村中定有此人！只是一片高情高品，忽从胸中笔下，蓦地自然流出，所谓天地间固有之真诗也。^[2]

借“四皓”酒杯，浇自己垒块，真是平吐胸前无限意思。若止作庙门颂联，为味亦复有限。^[3]

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天下未有不动于心而口有声者也，天下未有已动于心而其口无声者也。动于心，声于口，谓之诗。

这种观点当然不是金氏首创。李梦阳、李卓吾、袁中郎等，早已有相当透彻的论述。金圣叹张扬此说，目的在于为“分解”提供依据。所以，他由“真性情”又前进了一步，对所谓“真话”的表达方式作了独特的分析：

弟见世人说到真话，即开口无不郁勃注射者，转口无不自寻出脱，自生变换者。此不论英灵之与懵懂，但是说到真话，即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来一句，连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二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正复如此，前解便是平吐出来之一句，所谓郁勃注射之句也；后解便是连忙收拾之一句，所谓自寻出脱、自生变换之句也，所谓真话也。然不与分解，却如何可认？

弟因寻世间会说话人，先必有话头，既必有话尾……亦颇见人说话无头尾者，一时众人便笑为此是不会说话人。今弟所分唐律诗之前后二解，正即说话人之话头、话尾也。

以日常话语比附诗歌写作规律，这显然不是谨严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金圣叹由此得出的“话头”、“话尾”论断，对于多数诗作是大体相合的。而指出这一点，便为具体分析律诗的创作规律、写作技巧别开一新的门径。

依照“话头”、“话尾”的思路分析律诗，首先要注意全诗的整体性。任何一句只是由放到收过程中的一环，脱离了整体便失去了表情达意的功能。正如金圣叹反复强调的：“七言律诗八七五十六字，便是五十六座星辰，一座一座皆有自家职掌，一座一座又有大家联络。岂可于其中间，忽然勃一妖星，非但无所职掌，乃至无其着落。”“今人不会分解，故无好起好结也……中间但有一珠一翠，皆可剔取作别处镶嵌也。”

其次，依此论诗，更着眼于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关系。如金氏所总结的：“一二起如郁勃，则三四承之必然条畅”、“一二起如闲远，则三四承之必然紧峭”，等等。

另外，按照这一思路分析作品，强调艺术效果与具体表现手段之间的联系，所谓“字字皆有故”，而摒弃那种停留于朦胧感觉上的印象式批评——被金氏戏称为“冬烘先生辈辈相传”的“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方法。

二、诗由“心地”流出。

金圣叹似乎觉得“诗为真话”之说过于浅露，所以又从佛经中寻找到玄奥一些的概念：

弟……自幼受得菩萨大戒，读过《梵网心地》一品，因是比来细看词人律诗，见其章章悉从心地流出。

弟昨与升年书，有唐律诗出自一片心地之语……只是寻常即景咏物之章，固莫不从至诚恻怛流出，是以为可贵可美也。

就这些话来看，“心地”只是“真性情”的另一种说法，不过多一些佛学色彩而已。

但是，金圣叹随即由此前进了一步，更多地把佛理援入了诗论：

所谓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乐善、改过四者尽之也……唐律诗必从此四种人胸中始得流出耳。

不忍辱，不知足，不乐善，不改过，即断断未有能为律诗者也。律诗一起，一承，一转，一合，只是四句……然其中则有崎岖曲折苦辣甜酸，其难万状，盖曾不听人提笔濡墨伸腕便书者也……无有一时半刻不心心于忍辱、知足、乐善、改过也者，此所谓“心地”。

他认为，由于律诗写作的复杂，所以作者的心灵在表达的过程中，要滋味备尝。换言之，只有充分成熟、充分丰富的心灵，才承受得起律诗写作的重负。这样，“心地”就兼有了表现与传达两方面的含义：“至诚恻怛”云云为表现的心理内容，“忍辱”等则为传达此内容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金圣叹所举四种“心地”中，“忍辱心地”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把“忍辱”与作诗拉到一起的，金氏为空前绝后的一人。“忍辱”为佛学常用语，既见于《梵网经》的“心向果”之中，又是“六波罗蜜”之一。援引来形容作律诗的心态，乍看似无稽，但联系“崎岖曲折”诸语来看，又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律诗之律字……为法律之律”，严格的格律要求对诗人表情达意冲动是一种制约，作者只有在格律“镣铐”的限制下，才享有说出“一句真话”的自由。也就是说，创作中难免降心屈志以顺从文体的要求，这便为“忍辱心地”。当然，一旦征服文体设下的形式障碍，使主体之情志顺畅抒发，便是所谓“知足心地”了。

这样，金圣叹借助于佛学命题并改造之，使“心地”说同时兼摄了两重相反相成的意旨：一是强调诗歌创作的主体性，二是指出主体性与文体客观要求的矛盾，以及彼此间“顺应——征服”的曲折过程。

综上所述，金圣叹的“律诗分解”说是一个颇具新意的诗学命题，无论“话头话尾”之喻，还是“忍辱心地”之论，都是独树一帜的见解，而且有相当深刻的理论内容。同时代的诗人徐增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所著的《而庵诗话》中奉为论诗之圭臬。

但是，金氏自己并未能把自己的主张完全阐释清楚。援佛入诗论，优势在于增加思辨深度；缺点在于借指、设譬跨度过大，一般人难于理解。再加上多数人的思维惰性作祟，以致金圣叹虽费尽口舌，却未能使“分解”说获得广泛的认可。相反，还召来了意想不到的攻击诅咒——这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1] 《唐才子诗》。

[2] 《唐才子诗》。

[3] 以下引文，凡未经注明者，均出自《鱼庭闻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