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说

虽然有“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说，但儒门后学却对“性”的问题兴趣十分浓厚，自子思、孟轲、荀况以还，论著不胜枚举。所论涉及“性与命”、“性与才”、“性与情”、“性与品”等诸多范畴，也就相应出现了“性命”、“性情”、“品性”、“才性”等词语。相比之下，“性格”是个晚出的名词。最早的出处难以确考，也非本文的任务。我们只须指出，在金圣叹之前，这个词虽使用未广，但已产生，且基本具有了“情性之样类”的内涵。如李卓吾《读律肤说》：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

然而，使这个词进入小说、戏剧的理论批评领域，并成为人物塑造理论的核心术语，却还须归功于金圣叹。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反反复复强调“性格”在小说诸因素里特别重要的地位：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另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他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人物刻画是小说创作的首要问题；二是刻画人物应该富于个性，个性鲜明的人物是作品魅力的源泉。

这种看法，前人有所涉及（如李卓吾的“同而不同”之说），但不曾讲得这么明确，不曾强调得这样绝对。说《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自属夸大之词。而排他式地强调人物因素，也不尽妥当。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很长时间里，通俗小说的创作多数只是“讲故事”而已，小说评论也只大多关注于故事真实性如何、教化功能如何，那么就会意识到金圣叹上述议论的价值了。从小说观念的发展历史来看，金圣叹是小说文体自觉的旗帜。这面旗帜上最醒目的两行大字是：“事为文料”与“性格”。

当然，金圣叹的“性格”说不止于上述内容。他不仅提出了“应该刻画个性”，而且努力来解决“如何刻画个性”的问题。他在这后一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对于影响性格的多种因素以及不同性格间的关系，都有相当深入的思考。

《第五才子书·序三》中，金圣叹把人物个性归为四个方面：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施耐庵……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他这四方面，包括了外貌描写、语言描写与心理描写，相当全面。而尤为难能的是，他并不孤立地看待刻画性格的某一方面，总是把几个方面联系起来，主张通过外在描写表现内心，而最终着落在性格特征上。如《水浒》三十七回李逵出场，作品用“黑凛凛”三字描写其状貌，金圣叹批道：“‘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十八回林冲火并王伦前对吴用自明心迹，有“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诚恐负累他不便”等语。金圣叹就“非他不留林冲”分析道：

此六字今我读之骇然。盖写林冲，便活写出林冲来，写林冲精细，便活写出林冲精细来。何以言之？夫上文吴用文中，乃说柴进肯荐林冲上山也。林冲却忽然想道：“他说柴进荐我上山，或者疑到柴进不肯留我在家耶？”说时迟，那时疾，便急道一句“非他不留林冲”六个字，千伶百俐，一似草枯鹰疾相似。妙哉妙哉！盖自非此句，则写来已几乎不是林冲也。

他认为这六个字的背后是一种微妙的心态，和林冲的身份、性情、处境等都有关系，是“活写出林冲”的妙笔，是恰到好处、非此不可的妙笔。

到了批点《西厢》时，金圣叹的上述看法又有所发展。他在《赖婚》总批中讲：

盖事只一事也，情只一情也，理只一理也。问之此人，此人曰果然也；问之彼人，彼人曰果然也，是诚其所同也。然事一事，情一情，理一理，而彼发言之人与夫发言之人之心，与夫发言之人之体，与夫发言之人之地，乃实有其不同焉……事固一事也，情固一情也，理固一理也，而无奈发言之人，其心则各不同也，其体则各不同也，其地则各不同也。

这段批语针对此折由谁主唱而发，但归结到了刻画个性诸相关因素问题。金圣叹认为，同一个内容，在不同人物的口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心”、“体”、“地”的不同。换言之，不同的“心”、“体”、“地”决定了人物描写的个性。他所说的“心”，指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包括思想感情等；“体”则指身份，包括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地”则指处境，包括地位及社会环境。与《第五才子书》相比，这种看法较多着眼于人物的社会性，认为特殊的社会存在也会导致特殊的个性表现，显然更加深刻了。

“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与“心、体、地”之说，都是金氏所创，在我国“性格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可惜他皆语焉不详。因为他更关心的是具体、实用的技巧。所以，当他谈到利用形象对比来突出个性时，就细致得多了。

《第五才子书》中，他提出了“背面铺粉”之法：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姑不论金氏对具体内容的解释是否准确，只就其揭示的这种“相反相形”的映衬手法来说，确是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捷径。

《第六才子书》中，他又提出了“烘云托月”、“染叶衬花”之法：

亦尝观于烘云托月之法乎？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

写花却写蝴蝶……蝴蝶实非花而花必得蝴蝶而逾妙。

与“背面铺粉”有所不同，这里的映衬对比是同向的，是水涨船高的关系。金圣叹认为，这种手法不仅可以互相衬托，显出同中之异，而且有利于激发作者的创作潜力，“逼”出品格、境界特别高妙的人物。他举出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道是两个画家“唱对台戏”，分别画同一组群仙图。两人都从较低等仙人画起，甲发现乙起点偏高，心暗喜，以为对方画至最中心的天尊时，就会没有提升的余地。不料乙步步高甲一筹，最后形格势禁，逼得笔法上突破了常规，画出了超出常态的“日角月表、龙章风姿，超于尘境之外煌煌然一天尊”。他风趣地说：

今被作《西厢记》人偷得此法，亦将他人欲写双文之笔先写却阿红，后来双文自不愁不出异样笔墨，别成妙丽。

金圣叹有关映衬手法的论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与评论都产生了影响。《红楼梦》不仅大量采用了这种手法（最典型的如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钗黛对比），而且直接提到了“背面铺粉”^[1]法云云。至于毛伦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小说批点，更是直接承袭了金氏的“性格”理论，作为分析人物形象的基点。

[1] 《红楼梦》三十八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