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五柳那边碧江春
一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兵进北京，明帝自缢于景山。次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福王被擒，南明小朝廷覆灭。金圣叹时年三十八岁。
两次大事变，号称“天崩地解”，江南士人死难者甚众。《南都死难纪略序》专论士之赴死，而于自裁殉国者特加表彰：“士既策名，报国之途非一，而身殉者其一端。杀身之道亦非一，而能死国者，其大义也。或进退由我，从容自裁，是为死节……”仅《甲申朝事小纪》中，所列死节之士即近百人。这在改朝换代频繁的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现象。而在苏州，在金圣叹的同窗中，亦颇有几位慷慨赴死的“节士”。
如长洲秀才顾维寰，闻崇祯自缢后，感叹“祖宗养士三百年”云云，自缢于树。吴县秀才许琰欲兴兵讨“贼”为崇祯复仇，因无人响应而自缢，三次被救三次再死，最后在身体上书“崇祯圣上”数处而绝命。长洲秀才顾所受，清兵渡江的消息传来，“至学宫，拜先帝及先圣讫，投泮池中死”。苏州府学秀才许王家，清兵入苏城后威胁其予以合作，他嘱妻代养父母，“肃衣冠再拜，赴湖水死”，等等。另外，秀才陆世钥、沈自炳等起兵反抗剃发令，兵败身殉。
此时，金圣叹在做什么呢？
有研究者称其“怀光复明社之志”，并举某几首诗相证。其实只是一厢情愿之词。在对待新朝，对待异族统治者的问题上，如同前述对晚明政权的态度一样，金圣叹的态度也是复杂、矛盾而变化的。
鼎革之际，圣叹的处境可从诗文中略窥一二。他在《唐才子诗》的批语中，有一段关于兵乱的描写，可视为自身经历之写照：
夫寇从南来，斯北避可也。寇自北至，斯南避可也。乃今南北西东，寇来无向，然则不免移家入舟，团团摇转，终食之顷濒死数十。此其仓皇窘迫，固非未经乱人之所梦见也。
由此观之，金圣叹当时似避乱于太湖，同众人一样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无特别“壮烈”的举动。他有一首作于动乱之际的《兵战》诗[1]，为当时之实录：
兵战兹初试，凶危敢道过。
旧人书里失，新哭巷中多。
天子宜长寿，将军厌宝戈。
定当逢此日，黔首竟如何？
据《东塘日劄》，清兵初下江南时，本用钱谦益之谋，传檄而定苏州，兵未血刃。安抚使至苏，“所过辄降”，“百姓结采于路，出城迎之”，“郡人多为之耳目”。除了少数义烈之士，大多数人皆存做顺民之想了。不料，多尔衮突然变卦，认为汉人懦弱易驯，悍然命令剃发。于是，激化了民族矛盾，反抗之师蜂起。苏州秀才陆世钥率领的义军竟攻入城中，焚烧了抚、按、府、县等五座衙门，结果导致了清兵屠城，由盘门直杀到饮马桥。金圣叹诗中的“新哭巷中多”当与此次屠城有关。但是，我们奇怪地发现，诗中无论对移鼎之大局，还是抗清之义举，均无正面涉及。词气哀而不愤，归之于无可奈何。若将同时同类的他人诗作比较一下，这一点尤显突出。如归庄《悲昆山》记苏州府昆山县之被屠城：“悲昆山，昆山诚可悲！死为枯骨亦已矣，哪堪生而俯首事逆夷！”顾炎武《上吴侍郎旸》记苏州屠城及抗清义军事：“蕃文来督府，降表送苏州。杀戮神人哭，腥汙郡邑愁。依山成斗寨，保水得环洲。国士推司马，戎韬冠列侯……曹沫提刀日，田单仗锸秋。军声天外落，地势掌中收。征虏投壶暇，东山赌墅优……”前者之悲愤，后者之热情，与金诗皆成鲜明对照。当然，金诗为刊本，也许亦有悲愤、热情如彼者而被避祸刊落。不过，那只是“莫须有”式的推测。何况，在根本点上，归、顾与金完全不同。归、顾的情感基点在国破鼎覆、政权更易，是所谓“大节”；金圣叹此诗却着落在百姓的存亡生计，所关心的是烽烟早息，所期待的是百姓安居而已。这种差别若跳出过去以“气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则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与《兵战》诗约略同时的，还有一首《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
鸣鹤于阴子和之，鲂鱼孔迩父无私。
昔襦今袴非迟暮，越陌度阡真等慈。
杼轴东方无大小，榛苓西望足歌思。
从今禴祭同承福，南北蒸尝万寿期。
这个汪涵夫在《吴县志》有传，名爚南，明朝举人，清兵苏州屠城的当月，被豫亲王多铎选派为吴县知县。次年二月，长洲县令出缺，他奉命代理。金圣叹此诗即贺其代理之事，当作于顺治三年二、三月间。汪某是随清兵铁蹄上任的，若在归、顾辈眼中，应属“汉奸”之流吧。不过，此类“汉奸”情况各异，恣睢贪暴者固然不少，如土国宝、朱国治等；勤政怀柔者亦不乏人，即在苏州官员中，如安抚使周荃便以收揽人心受到欢迎。这个汪涵夫亦属后者。据县志载：“时兵燹未息，流亡载道，招徕安集，人民始定。”他还是有些政绩的。金诗中“鸣鹤于阴”、“鲂鱼孔迩”句，赞美汪言善政劳；“非迟暮”句则称赞其带给吴县民众的恩泽；“真等慈”云云乃希望他同样施仁政于长洲。综观全诗，基调是赞扬政绩，对其人也是加以肯定的。当然，此诗为应酬之作，未必完全由衷。不过，证之以县志，诗中所述基本属实。且金氏此诗绝非一般颂谀应酬的作品，因为其中隐有讥刺意。“鲂鱼”典出《诗·汝坟》：“鲂鱼
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其中既有赞汪某勤政意，也同时寓有暴政酷烈的内涵，曲折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杼轴”典出《诗·大东》，更是直接表达对赋敛苛重不满之词。“榛苓”典出《诗·简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表面看，是思贤者之词，正切题旨。但据朱熹所解，此章为“贤者不得志于衰世之下国，而思盛际之显王，故其言如此，而意远矣”。可见圣叹此处，在捧汪某的同时亦暗含不满时政之意。
二诗相证，可以看出金圣叹对清兵的暴行及清政权确有不满，但这种不满的基点是他自身以及民众受到的压迫、损害，而不满的表现是较为曲折隐蔽的，而非直接对抗。因此，当清朝的官员有勤政爱民之举时，亦不妨贺之颂之。
金圣叹这种态度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考。
前文曾引述过他批点杜诗时的这段借题发挥文字：
夫秦不失德，则今日犹秦；汉不失德，则今日犹汉。乃今秦汉何在？遂至有唐。则岂非“浮云”、“平野”之故哉？因言我从来读史如是事，未尝不临文嗟悼，惜当时之无人。不谓今日遂至目睹其事。盖忧惧无出之至也。[2]
杜甫原诗《登兖州城楼》伤今吊古，亦属常见的登高临远之作，本无深意。金圣叹则强加古人，称之为“此诗全是忧时之言”，并拈出个“失德”问题大做文章。虽属曲解，却表达了比原作更深的意旨。他认为王朝的更迭与“德”之所在相关，“失德”者理应失位。他把杜诗之“浮云”解作贪官污吏，“平野”解作贫瘠之民生，而“失德”之表现即在这两个方面。这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对明清易代这一具体事件的看法。上文我们曾提到金圣叹批《水浒》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语，亦含此意。这句话，他在《语录纂》中又重申之，更表明是对时局的基本看法。在《才子必读书》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批语：“一段极写秦毒之深，一段写陈王倡义之响应，然后一段鼓励诸县豪杰：其笔一低一昂，使读者至今尚欲推案大呼而起。”与评杜之语印证，同样包含了对明清鼎革的反思。
明王朝的覆亡使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思考、认识君主政治的某些根本问题，如黄宗羲、唐甄等。金圣叹也对此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见解，他认为：
未有王者之前，民享天地自然大利，原来如此富厚；便想得王者处天地之后，只是略略补救，虽说费尽心力，于民实无增加；便想得民之不望王者尽心之事多，其望王者尽心之事最少。（《释孟子》）
尽世间人，但凭他喜，但凭他怒，自有乾元为之节。若唱了顶调，自然去不得了。末世之民，外迫于王者，不敢自尽其调；内迫于乾元，不得不尽其调，所以瞒着王者，成就下半个腔出来……弑父弑君，始于犯上，乃是别调。（《语录纂》）
他的思考集中在君与民的关系上，由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又进了一步，主要形成了三个观点。一是民本位，天地间先有民后有君，民不妨无君，君却不可无民。二是有君无利，君主对民生“实无增加”，反而压迫民众，使其不能尽享“天地自然大利”、不能尽天地所赋的本性、欲望。三是动乱之源在君不在民，是末世君主阻遏了百姓的生机，压抑了他们的天性，才激发矛盾，酝成动乱。这些看法有老、庄思想的因素，但主要是对现实思考的结果。比起评点《水浒》时，金圣叹的思想无疑更加深刻、系统了。
正是由此出发，金圣叹认定明及南明两个政权自有取死之道，故此未把一家一姓之兴亡看得太重。可以说，金圣叹之所以没有成为义烈殉国者，原因之一是他对朱家王朝并无多深留恋之情。站在今天的高度看，金圣叹比那些盲目追随崇祯、福王而投水、悬梁之同窗们，思想行为无疑是要明白得多了。
金圣叹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为贵”，对已亡之明及新兴之清，他都用这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以定臧否。这在长诗《下车行》中表现得很明显，诗云：
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父老引领垂素发，传呼妇女观诸侯……“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我从都门闻，恶卧通夜忧。小臣无廉隅，得非大臣羞……且得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畊牛。十年疮痍果苏息，然后便宜无不求。”嗟乎下车第一章，仁君之言何宽柔。照临万万沟中人，朗如晶壶悬素秋。儿童合掌妇女拜，三年有成我能讴。白太傅、韦苏州，千秋万岁，肸蚃与俦。
此诗乃顺治九年为秦世祯按吴事作。秦世祯，《清史稿》卷二四○有传：“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他按吴三年，主要政绩之一是惩办贪官污吏。关于当时吴地吏治情况，《苏州府志》记载甚详：“巡抚土国宝以下江南功再莅吴，贪纵骫法。其吏沈碧江……索富民财，不遂者辄指为盗，周内之，远近震恐。”常熟知县瞿四达、嘉定知县隋登云，“凡获盗，令指富人为窝党，逮系狱，入财即释”。“漕卒骄横，每米一石索加银二三钱”。圣叹诗中“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秦世祯按吴后，弹劾土国宝，杖毙沈碧江，法办瞿、隋，“诸冤滥久系者系清出之，自是民得安枕”。“方农时，半月无雨，人以为忧。世祯一日雪数囚，雨大降，民呼为‘御史雨’”[3]。圣叹诗中所云“十年疮痍果苏息”、“灵雨一至驱畊牛”，皆非泛泛之词。他这首诗对秦某实是颂扬备至，竟以白太傅（香山）、韦苏州（应物）相期许。而这个秦某人为旗人且不论，本身乃清廷能吏，在对付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时颇有手段。可见，金圣叹此时对官吏的评判，已不存在“故国”、“新朝”之畛域，而是采取了封建时代通行的标准——廉或贪。至于诗中“虎冠”、“疮痍”云云，与颂秦之词为同一问题之两面。正由于“虎冠”、“疮痍”竟至十年，所以顺治前期，金圣叹对清政权的基本态度是不满、抵触的。
二
也有研究者根据金圣叹的片言只语，断定“他和清朝新政权并无对立情绪”。这同样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且看金圣叹为自己的一首诗所写的按语：
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偪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
诗为《上元词》，是怀旧之作，本身并无违碍内容。而从按语看，当作于清初数年间。按语中很可注意的一点，是他把自己与陶渊明所作的比较。他认为自己与陶令有数端相似：同处在王朝兴衰更替的乱世，同有悲愤而难诉，同于无可奈何之下以文自娱。在人们心目中，金圣叹狂放玩世，似乎和淡泊沉潜的陶渊明了不相涉。殊不知，金圣叹所仰慕的古人，“六才子”以外，首推陶令。一部薄薄的《沉吟楼诗选》中，以陶令自比之作就有十五首。不仅以陶自喻，且相期许于友人，如赠王斫山：“孤松底下青篱竹，五柳边头白板门。一个先生方醉卧，四围黄菊并无言。”此前后诗中凡“孤松”、“五柳”、“桃源”字样甚多，皆为慕陶心理的流露。金氏鼓吹“六才子”，主要着眼于其“才”；而他仰慕陶渊明，原因却有多端：既有对身世、时运感慨之情的寄托，又是为自身寻一精神依托，还包含着对隐逸生活模式的向往。而这些原因归结到一起，是基于对清朝新政权的抵触情绪——这些诗集中作于顺治前期五、六年间。
从金圣叹一系列哀时伤乱之作中，反映出清兵铁蹄给他的家庭、亲友带来了种种不幸。如写其妹境况的《外甥七日》：
乱离存舍妹，艰苦得添丁。
敝宅人常说，啼声我既听。
四郊方斩馘，七日尔生灵。
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涕零。
写其弟境况的《忆舍弟》：
舍弟西风里，流离数口家。
近闻栖水泊，托庇在天涯。
火食何由得，儿童那不哗！
何须逢盗贼，多恐化泥沙。
写某侄甥遭遇的《讹传境哥被虏》：
我有无边誓，山泉正碧滋。
秋风闻鼠窜，夜雨失麟儿。
走卜皆云吉，来人更问之。
祖宗无失德，天地或偏私。
所以他有“亲友几人兵甲后”的哀叹之语。至于写自身贫病交加的就更多，如《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病起过道树楼下》、《妇病》、《乙酉又病》等，可知清军占领苏州、松江一带时，金圣叹正患疟疾，亲友亦多有流离失丧，一家人竟到了“无盐三月”、“瓶空罍倒”的境地。而他的咏陶诗中，如“饥驱陶令叩山门，慧远慈悲出酒樽”、“老去看看非越石，穷来渐渐逼柴桑”、“范叔一寒方至此，陶公冥报正茫然”之类，都是在慨叹乱世困境这一点上，以陶自况的。
因此，对于伴随着暴力而来的清政权，金圣叹曾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的亲友中有名元晖者，似乎是接受了南明王朝的某项使命而渡江北上，后脱险逃归。金圣叹为之写有《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等诗，其中“豺狗方骄横，鸾龙总破残”之语，分明是对清兵的斥骂。他又有《休问》诗：
休问园林今若何，柳期花事已全过。
胡蜂尽取青虫子，昏鼠明穿社燕窠。
岂有薰风来户牖，更无闲地坐笙歌。
作书何计通天上，自别青皇堕泪多。
顺治二、三年间，南明的福王、鲁王、唐王几个小政权陆续覆亡，明宗室亲王先后被擒杀，圣叹此诗明显影射时局，“胡蜂”、“明穿”云云，隐覆之义不难揣度，倘稍迟几年，实难逃文字狱。而“柳期花事”句也透露出对往昔的留恋。
金圣叹的愤激，除去憎恨暴政的因素外，道德、人格的因素也不应忽略。他虽因前述之认识、性格等而未死节、未抵抗，但对气节之士是同情乃至赞赏的。他有《题徐松之二首》：
徐子伤心事，斯文似九章。
客虽乘白马，臣且牧羝羊。
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
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
恸哭竟无极，归来且别图。
榛苓人最美，冰雪道方孤。
海水为多少，莲华定有无。
君文能绣淡，恃此足欢娱。
“副车”用张良博浪沙狙击秦皇事，“三户”用“亡秦必楚”典，二者联用，所指十分显豁。《明亡述略》称：“当是时（顺治二、三年间——今按），江南北州县起兵相应者：苏州徐汧、松江沈犹龙……不可胜数。”但皆举事数日，多者不过月余便遭镇压。“副车皆不中”当指此。而弘光、隆武相继败亡，“胡蜂尽取青虫子”，即为“三户又沦亡”之所指。至于徐松之，生平未详，但曾参与抗清无疑。从诗中看，金圣叹同情其举动，惋惜其失败，而更突出的是对其人格的高度评价。“徐子伤心事，斯文似九章”，比之屈原；“客虽乘白马，臣且牧羝羊”，比之苏武；“榛苓人最美，冰雪道方孤”，更是对其品格操守的全面赞誉。
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金圣叹对急于谄事新朝者的讥刺。如《村妇艳》：“西施尽住黄金屋，泥壁蓬窗独剩依。”又如拟杜之《湘夫人祠》。杜之原作为：“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
。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据《杜臆》，此以湘妃思舜寄托思君之意。无论是否如此，老杜之诗为正面作品，为同情赞美湘妃挚情贞节则无疑。金圣叹全反其意，其作为：
缘江水神庙，云是舜夫人。
姊妹复何在？虫蛇全与亲。
搴帏俨然坐，偷眼碧江春。
未必思公子，虚传泪满筠。
诗有题注：“刺亡国诸臣。”老杜原作着意于“思”与“节”，圣叹也便在这两方面作文章，但全由反面落笔，化庄严为可笑。写“节”，看是“俨然坐”，实则“虫蛇全与亲”；而已堕落犹嫌不足，还更“偷眼碧江春”。写“思”，则尽属“虚传”而已。这首讽刺之作，虽为刺某几个人物而作，却十分生动地写出了在易代之际，多数读书人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一边是良知与操守，一边是生计与富贵，“偷眼碧江春”，极生动地写出前者的虚伪和后者的诱惑。
金圣叹虽从人格的角度赞美徐松之一流人物，但似乎并不鼓励其继续抗争。“归来且别图”，这个“别图”是“君文能绣淡，恃此足欢娱”，说透了就是退出抗争，退隐而以文自娱。这和他对几个南明小朝廷的看法有关。前文指出，金氏对朱姓天下之亡不甚悼惜，而以“失德”、“失道久矣”视之。对南明政权的抗清之举，他也颇有微词。在《乙酉又病》一诗中写道：
君臣辛苦无方药，奴竖荒唐荐老巫。
如此纷纭欲图好，悬知不死只须臾。
从《水浒》金批中，我们知道金圣叹对“绵里藏针”一类隐覆笔法最为赞赏。此诗正是用了这种笔法。“君臣辛苦”，可指药方之“君臣佐使”、药性之“辛苦温凉”，也不妨兼指时局。“荒唐老巫”云云亦然。此诗写于乙酉秋季，正是唐王监国于福建，鲁王监国于浙江之时。史载二王皆不成器，所用匪人，政局昏乱。唐王政柄落在郑芝龙手中，搜刮民财、卖官鬻爵，以致百姓反望清兵早至，竟有民谣曰：“清行如蟹，曷迟其来！”因此，金圣叹之“悬知不死只须臾”，真是旁观者清。
死节不值得，仕清损人格，抵抗无出路——剩下的路似乎只有做“逸民”之一途了。
金圣叹有两首题画诗，所题同为“陶渊明抚孤松图”，画面取《归去来辞》中“抚孤松而盘桓”之意。二诗分别为：
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
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
三迳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
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
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
高节清风如在眼，何须虎贲似中郎。
诗中意旨表述颇巧妙：慕松者渊明，慕渊明者圣叹，一则以显，一则以隐。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多次写松，皆隐喻己之节操。圣叹二诗亦着眼于此。“不曾误受秦封号”，反用“五大夫松”之典，实指陶未仕刘宋。“何须虎贲似中郎”，用蔡邕欲为董卓死节之典，作陶“高节清风”的反衬。二诗写不受秦封、不为董死，看似咏陶，实为表达自己的现实抉择，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明白标出的“逸民”。
金圣叹有《赠许升年》，描写“逸民”生活：
舍南舍北吴淞水，年尾年头天竺书。
身值义熙无号后，人当欢喜发心初。
莲花滴漏声声切，木槵为珠粒粒疏。
便有桃源最深处，那知秦汉事何如。
诗以逸民相许，也含以逸民自况意。义熙为东晋末年的年号，“义熙无号”即刘宋代晋之意，此乃陶渊明隐居的时代背景，而借指明清易代及彼此立身之背景，同时也就兼有以陶比拟自己和许升年的意思。“桃源深处”用陶之《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意。桃花源是陶渊明的理想国，也是隐逸情调的集中表现。金圣叹甚喜此篇，诗中屡用“桃源”之典，如“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桃花水深深千尺，由是不洗尘心客”等等。用在此处，既申明自己洁身自好，又表达了不问时事的决心。至于诗中“欢喜发心初”、“莲花滴漏”云云，是说“桃源”不在别处，只须潜心佛理，自会忘情世事，市朝即是“桃源”。不过，这位许升年在顺治十一年出仕，任禹城知县，终于走出了“桃源最深处”，却是圣叹作此诗之时所不能料及的[4]。
三
金圣叹为自己选择了陶渊明式的生活模式，但到头来并未能获得陶渊明式的静穆，这除了客观环境的差别外，更主要的是二人性格、气质上的不同。金圣叹虽能超脱一般的利禄俗见，却实不能忘情于“名”。“逸民”的寂寞是他所难以长期忍受的。
在明清易代后的十余年间，他的心境经常处于抑郁状态，当年登坛说法、游戏科场的豪情已难得一见。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儿子时，蚩蚩然只谓前亦不往，后亦不来，独有此身，常在世间。予读《兰亭序》，亦了不知佳定在何处。殆于三十四五岁许，始乃无端感触，忽地惊心，前此犹是童稚蓬心，后此便已衰白相逼。中间壮岁一段竟全然失去不见。夫而后咄嗟弥日，渐入忽忽不乐苦境。[5]
在这“苦境”之中，他惟一的快乐是批书和著述。但是，金圣叹虽劝他人“恃此足欢娱”，自己著述却不能满足于自娱，他要刊行、宣讲，自不免毁誉齐至，而且总是毁多誉少，所谓“一国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为怪”。他在《南华字制》中记述了这种情况：
前岁长夏，欲就舍下后堂，开局建标，延诸道士，并共论撰述，为《童寿六书》，大都一百卷。而迁延两月，竟亦中辍。所以然者，行年四十，心血虽竭，黾勉著书，尚不敢爱，独是日夜矻矻，须发为之尽白。而书一成，便遭痛毁，不惟无人能读，乃至反生一障，是为无救于上圣，而反有累于后来也。今年二三学者，请以夏九十日，解衣露顶，快说漆园遗书。于谊莫辞，竟受斯托。话言既多，诠释略具，存之未全，弃之可惜，则命儿子释弓掌而记之，别题为《南华字制》一卷。此则庄氏一家之经用，并非仓帝字海之备观。同学传写，藏而读之，不可以之示人。何则？锦心绣口，世岂真有其人哉！设真遇之，是彼其人必能多方购索，乃至判命相要，募贼来窃。审若如是，是真此人，然后可与观之。如或不尔，即是成群而生成群而死之徒，彼不能益我书，我书亦不益彼。一概与观，谓之大枉，欲速流行，反成陷害。故须郑重如受诅盟也。
不过是写一些小学方面的东西，何以竟至于如此患得患失，举棋不定？看来，此时之圣叹，与“贤人君子”们的关系已相当紧张了。这在其他诗文中也可看出，如《宴胡侍御书堂》“天下吾侪事，文章举世非”，《杜诗解》“不必真正犯难，但使姓名在人齿颊，即当不保”等等。于是，金圣叹陷入了矛盾境地：既希望被人欣赏、崇拜，“姓名在人齿颊”，又畏惧舆论的“痛毁”、非议。由于不能忘情于声名，故终不能如陶令般超然、静穆，而是边做“逸民”边抱怨命运之不公：
自古有才决是无命。（《唐才子诗》）
若才子以才而终至于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
哭杀天下才子也！（《杜诗解》）
他对人生是否有确定的是非标准也怀疑起来：
得失成败、是非赞骂，一总只如电拂。（《唐才子诗》）
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
春风不管人间事，一例千条与万条。（《沉吟楼诗选·柳》）
怀疑与失望促使金圣叹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反思人生价值的取向。他借评杜诗来描述这种心理状况：
即我当时，自谓挺拔，立登要路，一样闻鸡起舞。无奈许身太愚，为计太拙，直欲返俗唐虞，次躬稷契，老大无成。世既弃我，我亦弃世。颓然放废，形为槁木心成灰，纵横失计，妻子堪羞，衣里嫌身，人前短气。夜中千思万算，左计不成，右计不就，耿耿不寐。及到晓来，仰视屋梁，欲起无味，反复沉沉睡去，致令早起绝少。
金圣叹所评杜甫《早起》原诗为：“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帖石防聩岸，开林出远山。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僮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本为抒写闲居幽情的轻松之作，正是“逸民”生活的情景。不料金氏竟从中读出了如此沉重、困窘的内涵。其实，这段评语完全是借题发挥，与老杜原作毫无关系。批语对“世既弃我，我亦弃世”者的社会处境、心理活动的描写，生动细腻到极点，若非亲身体验绝不可得，故可视做金圣叹“逸民”生活陷入危机后的自况。“妻子堪羞，衣里嫌身”是产生心理危机的重要根源，也就是上文在提到“偷眼碧江春”的普适性时，所说的生计问题。其实，陶令当年也是“贫富常交战”的，心理危机之困扰亦时时袭来，只不过终于“道胜无戚颜”罢了。做“逸民”是要具备物质与心理两方面条件的，否则有点“逸民”情调自不妨。而坚持做下去却不会很愉快。社会青目的是功名富贵，人生必需的是柴米油盐，做“逸民”久了，前者绝缘不说，后者也日见匮乏。即使本人坦然，无奈妻子难耐、儿女可怜，于是家庭中絮聒日增，久而久之，逸民之超逸便所剩无多了。金圣叹批杜，颇有类似入手之处，如《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批语：
闷，莫闷于他人闹热之至，而自己寂寞之极；乃闷尤闷于因自己寂寞之极，转觉他人闹热之至。
人而至于晚节，发既苍苍，视既茫茫，成名乎？就利乎？老妻可以免于交谪，稚子可以免于饥寒乎？要之无一也。然则闷极矣。乃顾盼自雄，鼓腹自诩：独不知我诗律之渐细乎！不知者谓是满足自夸，岂知全是十成无赖。
杜诗“晚岁渐于诗律细”虽有些百无聊赖的意味，却远未凄凉、寂寞如此。金批又扯上“老妻交谪”、“稚子饥寒”的话题，且解“诗律细”为自欺语，均与《早起》批语同一机杼，实为金氏自况。在明清易代的十数年间，这样的人生困惑、心理危机，当非圣叹一人所独有，不过或隐或显、或暂或久不同。顺治年间的《豆棚闲话》中，有一篇《首阳山叔齐变节》，把读书人这种尴尬处境与矛盾心理写得淋漓尽致。
金圣叹是个个性强、自我意识牢固的人，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转向，而是“千思万算”之后，讲出了“世既弃我，我亦弃世”的负气话。他这时的心态在《夜宿月氏堂》中有同样的流露：
头毛稀少灯亲见，心事离迷酒不知。
一枕两行千点泪，三通鸡叫五更时。
也是“左计不成，右计不就，耿耿不寐”，被空虚、苦恼困扰而失眠。
这样的心境也为“逸民”所共有。与金圣叹年龄相近的张岱在《陶庵梦忆序》中自述：“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
为野人……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同样选择了“逸民”之路，同样反思既往，又同样归于失望与空虚。而随着清政权逐渐站稳脚跟，街市恢复了往昔的太平，支撑“逸民”精神的道义之柱随之削弱、动摇，妥协与转向是迟早的事。即使如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积极抗清的斗士，也不再反对子侄辈入仕新朝。故“逸民”们在苦闷之后，“夷齐队队下首阳”也就自然而然了。
金圣叹的转向是较迟的，因为他在经过种种变乱、焦虑之后，固有的冥思、感伤特质滋长而成为其人生观的主导，对积极人生彻底怀疑其价值，认为：
日月不停，兴亡交臂，一朝瓦散，万古灰灭。今日独来，但见水云。呜呼！人生真有何据而必争霸业鼎图耶？
世上头等英雄，到头终有销散。建大功，垂大名，自是偶然游戏之事。
世上事毕竟做不尽，莫如撒手一去。（《唐才子诗》）
他为了摆脱焦虑与苦闷，对人生的归宿进行了透彻的思考，并写到《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两篇序言中，一名为《恸哭古人》，一名为《留赠后人》。两个题目都很别致，给风流香艳的《西厢记》冠以感慨悲凉的序，这仍是金圣叹好作惊人语的老习惯。但序言却非肤浅的惊人哗众之词，而是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的认真反思。这就是：我是谁？我由何处来？将向何处去？我应如何对待生命？
序言很长，兹节录如下：
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
我比者亦尝欲有所为，既而思之：且未论我之果得为与不得为，亦未论为之果得成与不得成；就使为之而果得为，乃至为之而果得成，是其所为与所成，则有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尽去耶？夫未为之而欲为，既为之而尽去，我甚矣，叹欲有所为之无益也。
然则我殆无所欲为也？夫我诚无所欲为，则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倾刻尽去，而又自以犹尚暂有为大幸甚也？甚矣我之无法而作消遣也。
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先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此真不得不致憾于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如之何本无有我，我又未尝哀哀然丐之曰：“尔必生我！”而无端而忽然生我？无端而忽然生者，又正是我？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
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彼谓天地非有不仁，天地亦真无奈也。欲其无生，或非天地；既为天地，安得不生？夫天地之不得不生，是则诚然有之，而遂谓天地乃适生我，此岂理之当哉？天地之生此芸芸也，天地殊不能知其为谁也。芸芸之被天地生也，芸芸亦皆不必自知其为谁也。必谓天地今日所生之是我，则夫天地明日所生之固非我也。然而天地明日所生，又各各自以为“我”，则是天地反当茫然不知其罪之果谁属也。夫天地真未尝生我，而生而适然是我，是则我亦听其生而已矣。天地生而适然是我，而天地终亦未尝生我，是则我亦听其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去而已矣。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于惜，是则于其中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
得如诸葛公之躬耕南阳，苟全性命可也，此一消遣法也。既而又因感激三顾，许人驱驰，食少事烦，至死方已，亦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或如陶先生之不愿折腰，飘然归来可也，亦一消遣法也。既而又为三旬九食，饥寒所驱，叩门无辞，至图冥报，亦可也，又一消遣法也。天子约为婚姻，百官出其门下，堂下建牙吹角，堂后品竹弹丝，可也，又一消遣法也。日中麻麦一餐，树下冰霜一宿，说经四万八千，度人恒河沙数，可也，亦一消遣法也。何也？我固非我也，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既已非我，我欲云何？抑既已非我，我何不云何？且我而犹望其是“我”也，我决不可以有少误；我而既已决非“我”矣，我如之何不听其或误，乃至或大误耶？误而欲以非“我”者为我，此固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误也，非我之误也。又误而欲以此“我”作诸郑重，极尽宝护，至于不免呻吟啼哭，此固大误也；然而非“我”者则自大误也，非我之大误也。又误而至欲以此“我”，穷思极虑，长留痕迹，千秋万世，传道不歇，此固大误之大误也；然而总之非“我”者则自大误大误也，非我之大误大误也。既已误其如此，于是而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以非“我”者之左手，误为我摩非“我”者之腹；以非“我”者之右手，误为我撚非“我”者之须，可也。非“我”者撰之，我吟之；非“我”者吟之，我听之；非“我”者听之，我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非“我”者足蹈而手舞之，我思有以不朽之，皆可也。
圣叹在观照历史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这巨大的标尺之下，他痛感自我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与人生的无价值。在《恸哭古人》中，他表现的是理性之我，在深究穷索后导向了主体的消解。在《留赠后人》中，他表现的是意志之我，在顽强的执着精神下导向了生命自我实现的愿望。金圣叹此文文风甚为奇特，其回环缠绕的意味恰好用来表达思辨中自我与非“我”的无尽纠缠：“我固非我也”，“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二者之中，“非我”是永恒，是绝对，是本质，“自我”则是暂存，是相对，是现象。由此，金圣叹得出结论：对人生的意义不必看重，对人生的道路不必执着，对生命的价值不必矜持，对主体的存在不必认真。可是他又指出，“自我”一经存在，就有“我”之意志，于是就要有所表现，要把精神留存后世，以抗拒“水逝云卷”的命运。显然这种矛盾情势，正是金圣叹那段时间心理活动的实录。而最后他为自己找到的摆脱矛盾的出路是：自我不但应有所作为，而且要抓住匆匆的生命过程，留下主体的痕迹；但是自我既然不是绝对之存在，那便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性所之而不计后果可也。
这一番关于人生价值、存在底蕴的思考，是达到了相当深度的。结论也有积极的一面：不甘寂寞，率性而为，由主体消解始而以强化自由意志终。但作为人生观，基调无疑过于灰暗，其消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生命本质归结为虚幻，消解一切人类行为的真实意义；二是视一切为“消遣”，人生成了一场无聊的游戏，不但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而且放弃了对自我的责任。
作为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金氏此序以其浓厚深沉的感伤情调开了百余年文坛感伤风气之先河。作为个人对人生道理的全面思考与总结，金圣叹晚年的转向与赴死，都可从中窥见征兆。
四
金圣叹在临终前一年，终于为“碧江春”色所动，离开了五柳先生的松菊之径。
那是在顺治十七年，金圣叹五十三岁。起因是他的文友邵点（字兰雪）由北京带回一条消息，说是顺治帝见到金圣叹批点的“才子书”（似当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很欣赏，降旨翰林：“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金昌听到后立即转告圣叹，圣叹大为兴奋，泫然下涕，马上毕恭毕敬地向北叩首谢恩，然后“敬赋”了《春感八首》：
绛县涂泥不记春，江南梅柳漫惊新。
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
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
昌黎好手夫何敢，苏轼奇逢始信真。
半夜虚传见贾生，同时谁会见长卿。
卧龙只合躬耕死，老骥何由仰枥鸣。
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
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
三十年中蜡烛催，桂花开又杏花开。
至公堂下千行泪，千佛灯前一寸灰。
短短青蓑连夜织，萧萧白发满头来。
水云深处钓鱼去，谁识磻溪王佐才？
一江春水好行船，二月春风便到天。
尽卷残书付儿子，满沽清酒酌长年。
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
借问随班何处立？香炉北上是经筵。
东方对仗诉臣饥，便是三冬学总非。
实有五丝来补衮，敢将八口仰垂衣。
云霞开曙趋龙阙，笔墨承恩近凤帏。
干禄旧曾闻圣训，进身早已畏天威。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
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敕闭门。
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
勒成盖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
张得朱丝久不弹，钟期更比伯牙难。
何人立悟空山雪，似汝芳香竟体兰。
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
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
维、缙冬春学佛期，瞻、由风雨对床时。
何曾袖里无玄草，所至堂中有白椎。
欲去非为藏凤德，适来岂是斗蛾眉。
平生性不求闻达，除却家兄说与谁？
这组诗前六首写闻讯后的感恩之情及万千思维，后两首分赠邵点与金昌，对前者致谢，对后者表白心迹。八首诗所包含的心理活动是很复杂的，既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断言的那样，只不过暴露了金圣叹“奴才文人嘴脸”；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说，是“似颂实讽”，表现怀才不遇的牢骚。
诗中涉及到一系列古人，如韩愈、苏轼、贾谊、诸葛亮、司马相如、扬雄、姜子牙、东方朔、俞伯牙、王维及苏辙、钟子期、王缙等，其中大多用来自比。诸葛亮、姜子牙比己之大才远志兼君主非常之眷顾，贾谊、苏轼、司马相如等比己之文才，等等。往昔备遭白眼的屈辱，如今似乎青云有路的得意，未来辅佐圣主的雄图，都在这一系列的比拟中传达出来。那种长期压抑的功名心一朝勃发，显得是那样强烈，以致显得颇有几分可笑。读这组诗，自然会联想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与杜甫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同是在命运的转折关头，同是抒写喷发的喜悦之情，金圣叹从李、杜诗中取境是很显然的。但是，李诗使人痛快，杜诗使人感动，金诗却使人感到可笑且可怜。原因何在呢？表面一层看，他的这些比拟颇有些不伦。无论金圣叹怎样自负，他与“王佐才”之间还是距离甚大的。同时，这条消息不过道路传闻而已，即令属实，赏其文亦未必用其人，仅凭捕风捉影一句话，便“感而泪下”，便“叩首敬赋”，便以“几个曾经御笔评”而傲视侪辈，骨头显得过于轻了一些。另外，做官的事情“八字没有一撇”，他竟把自己的具体职守都设想出来，“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尤为一厢情愿的呆话。而深入一层看，他这些浅薄轻率之词否定了自己大半生的言行，给既成的“金圣叹”形象涂上了极不和谐的一笔油彩。“至公堂下双行泪，千佛灯前一寸灰”，把自己写成一个伤心欲绝、灰心丧气的科举失败者，全不顾当年游戏科场时的豪情。“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也是表白对科举失意的惋伤，而庆幸终于有了通达之路，全不顾当年对五柳先生的追攀。
在人生的最后一页，金圣叹何以写下了如此的败笔呢？
回顾金氏一生，强烈的求“名”欲是支配其言行的重要心理动力。不仅登坛说法、装神弄鬼等明显具有轰动效应的行为如此，就是漠视科举、埋头著述之类看似走向淡泊的行为，也不乏自炫之意。现在，忽然被皇帝赏识，获得了“最高权威”的承认，名扬天下指日可待，自然喜出望外了。而身边的“共隐”之友许升年们已纷纷在新朝中找到了体面的位置，对他也不能不产生刺激。
其次，金氏中年以来，贫病交加，如前文分析，妻小怨怅给他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更难以忍受的是“贤人君子”与庸众的攻讦与蔑视。他评杜诗“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时，感慨良深地写道：“先生如此等诗，何忍多读！然又不可不读。”他伤心地诉说：“一开口便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这更使他心情抑郁，甚至陷于某种恐惧之中。现在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正是对平日疑谤者的诘嘲，而从中分明可感扬眉吐气的兴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古文高手”云云，恰搔到痒处，使金圣叹产生了知己之感。金氏平生自负而视为名山事业的，是他对古文文法的研究。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事业就建筑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而古文与时文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是明中叶以迄晚清的普遍现象，古文家大多藐视时文的浅陋。金圣叹所批《天下才子必读书》又称《才子古文读本》，是正面讨论古文写作科律的。《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的主要批评视角，是以古文章法为基点的。甚至他的“律诗分解”说，实质也是以古文的眼光批评时文模式对诗坛的侵蚀。因此，顺治帝讲“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顿觉平生心血终于得到承认，得到公正评判了。诗中“张得朱丝久不弹，钟期更比伯牙难”所流露的对知己的渴求，竟以近于神奇的方式突然满足，他的感激涕零应是可以理解的。
邵点带来的这条亦真亦幻的消息在金圣叹心中激起无边涟漪，不难想像，在金氏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是如何被盼望、期待与失望交互困扰着的。在这一年秋天，他写诗自况：“已阑未阑长短更，小窗月昏还月明。听梧似飘一二叶，闻雁何堪三两声。乱世黄泉应有路，愁人孤枕总无情。起来搔首忽长叹，一院霜华太瘦生。”与《春感》对照来读，时隔半载，心绪迥异，当时期望过殷，此刻自然失望也甚。转年春天，他又写下了一首《春感》。即以题目而论，也可看出是照应一年前同题之作的。诗云：
入春春望转萧条，龙卧春寒不自聊。
正怨灵修能浩荡，忽传虞舜撤箫韶。
凌云更望何人读，封禅无如连夜烧。
白发满头吾甚矣，还余几日作渔樵。
“虞舜”云云指顺治驾崩事。这一来，金圣叹一年间的文学侍从梦破灭，“大人赋”、“封禅书”之类构思已全无用处，于是人生的信心随之丧失。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喜讯”传来时，金圣叹感激之余还是发了几句牢骚的，如“卧龙只合躬耕死”、“至公堂下千行泪”等。此时彻底失望，诗中反无丝毫怨怅之意，倒是满怀对顺治帝悼惜眷恋心情，可见金圣叹对其感戴之深、之诚。
对于此前此后自己人生态度的戏剧性转变，金圣叹也是略有愧恧之意的。他“绝意仕进”、向慕五柳的话讲得太满了，友人们也深信不疑，且多加赞叹，到头来猛然转向，虽说有感念知己意，但毕竟不能一贯。所以《春感八首》中，金圣叹特地为此作辩解：“眼看梅蕊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欲去非为藏凤德，适来岂是斗蛾眉”、“平生性不求闻达，除却家兄说与谁”等。这些辩解之词虽然苍白无力，但可以看出金圣叹对自己大半生所塑成的形象及名誉（当然是在小圈子中），还是很在意的，虽在得意忘形之时，也仍不肯完全遗弃过去。
检点金氏离五柳、桃源而向碧江春色投去一瞥的经过，我们在哂笑、惋惜之余，也应指出，金圣叹此举之不妥，不在于欲仕清，而在于轻率地自我否定。这在研究中国士人时，实为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就在此前不久，钱谦益、吴伟业这样的文坛巨擘也刚刚失足。虽然每个人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反映出的文化人格的某种缺欠却是共同的，也是现代读书人应深长思之，时加惕厉的。
当然，就金圣叹一生而论，这毕竟只是瞬间的迷失。美梦之幻灭导致了惨烈的结局，虽是大悲剧，却完成了他的自我回归。而这瞬间的迷失，亦无损于他用毕生心血构建的文学理论之殿堂。
[1] 《沉吟楼诗选》。以下金氏诗作不另出注者，皆见该集。
[2] 《唱经堂杜诗解·登兖州城楼》，陆林校《金圣叹全集》诗词曲卷下。
[3] 《苏州府志》卷六八。
[4] 参看陆勇强《金圣叹友人生平事迹探微》，《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4期。
[5] 《唱经堂杜诗解·三绝句》，陆林校《金圣叹全集》诗词曲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