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诲盗”之是非
一
崇祯十四年，金圣叹三十四岁，所评点的《水浒传》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的名目刊行。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大关节，可说“千秋功罪”均系于此。
对评点《水浒传》的经过，金圣叹自述道：
吾既喜读《水浒传》，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
这段话历来为研究者所疑。疑点有二：一是这样一项浩大工程，竟是十二岁少年五个月内的成绩——其中还包括抄录全书的工作。这未免“大言炎炎”，过于离谱了。二是所谓“得贯华堂所藏古本”。这不仅没有版本学方面的丝毫旁证，文中亦颇多改窜的马脚。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为金氏抱不平，认为“古本”未必没有，早慧亦有可能。此虽为个别看法，却也应稍加辨明。
金圣叹这段话是典型的“英雄欺人”语，目的既为炫才，也为兜售“新版本”。只要细读全书，就会随处发现破绽。略举一二如下：
吾幼见陈思镜背八字，顺逆伸缩皆成二句，叹以为妙。稍长，读苏氏织锦回文，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见希夷方圆二图，参伍错综，悉有定象，以为大奇。稍长，闻诸葛八阵图法，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纵横神变之道也。今观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犹是矣。（四十七回评）
此“幼”、“稍长”与“今”，时序分明；再证以各阶段阅读之内容，批《水浒》之“今”，断断非少年之时。
佛灭度后，诸恶比丘于佛事中，广行非法，破坏象教，起大疑谤，殄灭佛法，不尽不止。我欲说之，久不得便，今因读此而寄辩之。（四十四回评）
痛恨僧人在“佛事”中的恶行，此绝非少年儿童的思想、情感，况此情感“久”已有之，至“今”方有宣泄的机会。“今”之非十二岁，不辨自明。
此点既明，抄录“古本”云云也就不攻自破。稍微令我们意外的是，金圣叹竟以此欺世之言教子，其做戏的欲望真是根深蒂固！
关于金圣叹的评点工作，还是其友人徐增的描写较为客观：“圣叹性疏宕……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拉之去矣。”[1]金昌谈及其评杜诗的情况，也与此相合：“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2]由此，我们知道，金圣叹的评点是即兴进行的，是时断时续的，是拖延较长时间的[3]。这在《水浒》评点中也可得到印证，至少其中明显的自相矛盾处可因此得到部分的解释。
关于金圣叹伪称“古本”，还有一个小小的旁证。在这《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卷之四，有一篇署名“施耐庵”的序。施耐庵其人，向来缺少生平的材料（那些涉及所谓“故里”的发掘，学术的因素甚少），几乎蛛丝马迹也难得一见。可是这篇序却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他的生活情景，所以一度被关注施耐庵的人们视为至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出现在一些甚有影响的文选中。这篇序言是这样描写施耐庵的生活与心态的：
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以此思忧，竟何所得乐矣？……以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
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坐牢狱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
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
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
有趣的是，施耐庵是否如此，除却这一篇“孤文”，再无旁证；而参看金圣叹本人的其他文字，却与金氏自己的生活状态、心态甚为相合。大端而言，这几方面几乎就是金圣叹的自我写照：一、朋友间以快意谈话为乐。他在《西厢记》的评点中，以很大篇幅追记二十年前与好友“赌说快事，以破积闷”的情形。其时正当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时，也就是撰写此文前后。而千余字的评点文字，其中“快”字竟出现三十八次之多，足见其对“快意”的追求。这恰与本文“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的意趣相合。二、生活环境与生活状况。同一评点文字中，写其理想居所：“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与本文描写的所谓“施耐庵”的居所“门临大河，嘉树有荫”几无二致。而“以谈为乐”、“灯下戏墨”，也正是金圣叹生活的主要内容。三、写作状态。本文描写的这种游戏式的写作，与前文提到的金圣叹友人们对他写作状态的描写完全一致。四、上面引文的一、四两段皆写其心态，即对于人生无常的伤感，以及把写作当做抗拒无常时的矛盾心理。而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两篇序言中，金圣叹再次把这种伤感与矛盾淋漓尽致表现出来。两篇文字对照，不仅观点相同，连文字风格、遣词造句也十分相近，如“以往之吾，悉已变灭”、“后身”等。
有鉴于此，这篇伪托的施耐庵序言，实可视为金圣叹的“夫子自道”，也就是他批点《水浒传》的思想动机与工作状态的自述。
这种自我作古、盗名欺世的做法，在古代并不鲜见。即以流传甚广的《孔子家语》论，宋人便怀疑其“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此书为金圣叹挚友王斫山的高祖王鏖所重视）自己纂集或改窜成书，然后再伪托古人之名作序以证实之，这种手段和金圣叹的“古本”制作过程何其相似。
二
金批《水浒》，在现代研究者中最引起争议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腰斩水浒”，一个是“独恶宋江”。而他批点《水浒》的复杂心态在这两个问题上也表现得最为典型。
先来看“腰斩”问题。这与《水浒》的版本演变牵缠在一起。《水浒》已知版本十余种，大略分繁简两个系统。繁本又有百回、百二十回与七十回三类。最接近原貌的是百回本，流行于嘉、隆、万时期。至万历后期，始有百二十回本。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是为七十回本。此本一出，他本尽废。将近三百年间，世人所言《水浒传》，皆指金氏七十回本，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
金本出于百二十回本，而圣叹所做的工作除批点与文字润饰外，主要一项是将书终止于梁山泊英雄聚义，而将招安及以后情节一概删却。由于所删近半，故有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具体说来，“腰斩”包括对原书的三个改动加工。
一是改动了聚义的誓词。原书为：
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兄弟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鉴，报应昭彰。
五才子书
金圣叹改写为：
维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义士宋江、卢俊义……同秉至诚，共立大誓：窃念江等昔分异国，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照其上，鬼阚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沉于地狱，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察！
两相比较，其异有四：一、气派不同。原词较为拘谨，特别是开端“鄙猥小吏”云云，虽深合宋江一贯口吻，却不合于大聚义的场面。金词则有高眄四海的气势与肝胆相照的豪情，“准星辰”、“指天地”、“面面峥嵘”、“心心皎洁”，表现出原词所未有之豪侠气派。无怪乎此本行世后，此誓词被江湖大帮会“天地会”采作誓词，而天地会的名称则由誓词中“指天地作父母”一句而来。二、文采不同。原词质木平淡，实不足以衬起前面波诡云谲之文。其原因是“大聚义”一段在百回、百二十回本中均不甚重要，是过渡性段落，作者自不会十分着力。而金圣叹却要在此结束全书，非“豹尾”不足以收煞，所以特地代庖，亲自一逞才思。三、思想观点不同。原词主调是等待招安，“著功勋于国”、“保境安民”是誓约的中心。词义以宋江之思想为思想，故形成平稳而近于畏葸的风格。金词则完全剔除了招安之类观点，誓约中心转移到“义气”方面。词义中流露出金氏本人心底的英雄狂放之气，故形成了酣畅淋漓的风格。四、对作品的理解。金词不仅表达了聚义好汉当时的誓愿，还在无意中流露出金圣叹对作品艺术特色的理解。“天地作父母”、“人无同面”、“人合一心”云云，乃他在序言及读法中所强调的人物个性化及相关的“因缘生法”说的延伸（详见外篇有关章节）。
金圣叹的第二个改动是撰写了一个“惊噩梦”的尾巴。他写卢俊义与众人聚义后，大醉归帐，夜得一梦，梦见一个自称嵇康的人，“手挽宝弓”，前来剿捕。卢在梦中挣扎不得，被打伤捉去。宋江等用苦肉计救他，一齐自缚投案，请求招安，被嵇康斥骂一通，全部处斩。卢魂不附体，见堂上悬一匾，上书“天下太平”。金圣叹自述如此结尾的动机道：“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4]
第三处改动是在“惊噩梦”之后，金圣叹赋诗一首结束全书，诗云：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大抵为人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完租安隐尊于帝，负曝奇温胜若裘。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这首诗寄托了金圣叹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态度，他自己十分得意，称之为“极大章法”、“好诗”。我们研究“腰斩”公案，应将此诗与“誓词”、“惊噩梦”联系起来，视做一个整体。这样才能窥见金圣叹微妙、复杂、矛盾的心态，也才能理解这个问题聚讼纷纭的原委。
对于“腰斩”的评价大致可分三类：褒、贬、半褒半贬。褒之者认为，“腰斩”之后，《水浒传》的人民性、革命性得到加强，也由此获得了“保护色”，从而广泛流行，推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5]。贬之者指责金圣叹站在反动立场，用反招安的“腰斩”诅咒农民起义，为明朝统治者镇压张献忠、李自成献策[6]。第三种观点则调合二说，认为政治上固然反动，艺术上不无可取[7]。
三种评价分歧虽大，根本点却一致，即主要从政治态度的角度观察分析。然而，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却不是惟一的角度——特别是如果考虑到金圣叹之评点改窜的基点是所谓“才子书”的话。
有趣的是，金圣叹对另一部“才子书”——《西厢记》，也施行了“腰斩”手术，“腰斩”后的作品同样终止于“惊梦”。这不能以偶合来解释。其原因乃在于金圣叹的某种艺术观念。他针对《西厢记》的“惊梦”结尾，有两段批语：
《周易》六十四卦之不终于《既济》，而终于《未济》。
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处；振笔迅疾取之，取此妙处；累百千万言曲曲写之，曲曲写而至于妙处；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处。然而又必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而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于我笔墨都停处也。
后面一条可视为对前一条的阐释。金圣叹这种艺术观点类似于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表述的见解，即“最有魅力的艺术作品并不表现情感的顶点、事情的结局，而是指向这个顶点，终止于通向结局的过程中”。在《西厢记读法》中，金圣叹也反复申说这种思想，可见他对《西厢》的“腰斩”是在明确的艺术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是为了在情节结构方面改进艺术效果。在他“腰斩”《水浒》时，这种艺术观念虽明而未融，但也有所表述。如：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石碣天文……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七十回批语）
这至少表明，金圣叹在考虑全书终止于聚义时，情节结构是他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从实际效果看，金本在流传中淘汰了其他版本，主要原因正在情节结构的优长——删除冗弱，仅存精华。应该说，“腰斩”的效果首在于此。
至于“惊噩梦”的意义，则当由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噩梦”的内容，一方面是以“梦”结束全篇所产生的意味。金圣叹讲：“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便是从艺术手法的角度谈“以梦终”的意味。关于“以梦始”，他还有一长批：
一部书一百八人，声施烂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嗟乎！可以悟矣。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夺，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十三回批语）
金圣叹认为，人生既已如梦，写人生的文学作品自当如梦；作品乃虚构成文，尤应突出梦幻的意味。这一思路在金氏的文学批评中屡见不鲜，可谓“思维定势”。如《西厢·惊梦》的批语，以近两千字的篇幅来论梦，大意是说文学世界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的虚构，而现实世界亦如梦幻，故同属“因缘所生法”，不必执着求实。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金圣叹使两部“才子书”终了于梦的用意：既化实为虚，又为作品涂上些许迷离恍忽的哲理色彩。
当然，噩梦的内容也是不容回避的。不过其效果也非尽属消极，因为这一笔确有“保护色”的作用。金氏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噩梦之描写处批道：
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
以肆意横口、狂放无忌之金圣叹，忽然大讲“小心恭慎”之道，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到背后的真实想法。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若不以“天下太平”之噩梦终结，其书将不得传也。
其实，为自己的作品涂“保护色”，在中国文人中久有传统。可以说，这是一种与文化专制彼此依傍的共生现象。如汉赋多铺陈声色，而结尾却诫以节俭，虽皆知“劝百而讽一”，但仍心照不宣地“劝讽”下去；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乃至明末的“三言”、“二拍”，则多采用“穿靴戴帽”手法，明明写情写欲，开头结尾却必缀以道德说教。这在作者，无论其用心如何，事实上都是顺应社会规范的表现，起到掩盖作品本身越轨倾向的作用。金圣叹刊刻《水浒》在一定程度上也属越轨之举，涂一层“保护色”当在情理之中。
但是，噩梦的描写又不纯然是“保护色”。噩梦之“噩”的思想内容也必须予以正视。应该说，它与誓词、结尾诗一起构成“腰斩”的手术。誓词——噩梦——结尾诗，三者在思想脉络上存在着“正——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出金圣叹在造反民众与封建统治之矛盾面前的复杂微妙心态。不过，这一点且留待后面详论。接下来，先看看与“腰斩”相关联的另一公案——金圣叹何以“独恶宋江”？
三
宋江是梁山的领袖，故明人褒赞《水浒》者，必首赞宋江。其中以李卓吾的赞词最有代表性：
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耳。
这种观点在明后期有广泛影响，议论《水浒》者多从此说。
金圣叹却大唱反调，斥卓吾的观点为“村学究见识”，自称“独恶宋江”，“宁恕群盗不恕宋江”。凡书中有宋江出场的地方，金氏皆斥骂之不遗余力，如：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一若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
从宋江的行为，到宋江人格的方方面面，一概予以否定，正如金氏所自承：“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不仅如此，他还声称这才是施耐庵的本意，并在批点中随处指出，何处是“作者书宋江之恶，其彰明昭著也如此”，何处是明褒暗贬的“绵里针”手法。
这种看法大异于常人的阅读感受，故向来被率然否定，或曰“用心险恶”，或曰“荒诞不实”。偶有为之辩解者，似也未中肯綮。其实，金圣叹的见解不无道理，这要从宋江这个文学形象的演变谈起。
关于历史人物宋江，正史与野史都语焉不详，特别是其为人、性格，似乎只有“勇悍狂侠”[8]四个字，这与《水浒》的文学形象相去万里。而元杂剧中的宋江也是性格模糊的形象，除却“山大王”的身份，几乎是个并无面目的影子。今天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孝义黑三郎”，主要是施耐庵的笔下创造物。施耐庵塑造宋江的形象是以《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为原型的[9]。郭解的很多品行被移植到宋江身上，如排难解纷、好交游、仗义疏财、名满天下等。这些品行比起“勇悍狂侠”来，更利于塑造领袖形象，而且可与作品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石秀、三阮等“勇悍狂侠”形象形成对比。应该说，作者不采野史之宋江而取郭解为《水浒传》宋江之原型，这个基本思路是很正确的。不过，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施耐庵并不完全认同于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的立场，又把儒家某些人格理想加到宋江身上，这便是“忠孝”。于是，宋江这个形象便兼具了三种来源不同的成分：一是“山大王”，这是来自史实的基本身份，是整个故事不可变更的出发点。二是由郭解而来的义侠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中的忠孝思想。这三种成分的组合，使宋江的形象比《水浒》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要复杂。推想作者本意，必无“塑造复杂人物”之想。只是怀怨毒、慕义侠的创作冲动与封建伦常的基本观念同时支配了他的创作而已。
这样一来，宋江形象便不可避免地有了先天的裂痕：很难想像一个忠孝双全的人会预先安排与父亲脱离关系，挖好藏身的地窖备用，会为“强盗”通风报信，会萌生“恰似猛虎卧荒丘”、“敢笑黄巢不丈夫”、“血染浔阳江口”的念头。这种裂痕反映了作者，以及作者所代表的一类下层士人的心态：仇恨封建社会的黑暗吏治，不满于社会的种种不公，却极认真、极虔诚地对待封建伦常。
相比而言，金圣叹的认真与虔诚已大为削弱，因此，对书中此类描写自生反感，特别是在宋江言行中出现明显矛盾的时候。如三十五回宋江对父亲讲，他并不愿与江湖朋友见面，惟恐有碍于孝道。金圣叹便揭露其言行不一：“于清风山收罗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及燕顺等三人纷纷入水泊者，复是何人？方得死父赚转，便将生父热瞒，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乃至忍于欺其至亲。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真不善读书人也。”又如同一回宋江发配路遇花荣，花荣要给他除去刑枷，他一本正经地拒绝：“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金圣叹批道：“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庄，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态。”
应该说，金圣叹捉到的这一类“破绽”是很准确的，确是宋江形象固有的矛盾。但他由此前进了一步，便使问题复杂化了。如前所述，宋江形象的裂痕是作品的缺欠，是作者未曾处理圆通所致。但金圣叹一口咬定，作者是有意写一个言行不一、“权诈不堪”的伪君子。如三十五回评：
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三十六回评：
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
为了证实“独恶宋江”确为作者本意，金圣叹不惜代庖来“修整”宋江形象，把一个有内在矛盾的宋江变为一个彻底的“奸雄”。他改动的文字并不多，只是在原书描写宋江“忠义”的地方稍加点染，便使虔诚、迂阔化为了诈伪。如三十六回，宋江夜宿穆家庄，见穆太公临睡前处处照看，忽然想念起自己的老父，对公人道：“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件件都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亲自点看。”这虽为闲笔，却写得入情入理。金圣叹把宋江的感叹改动为：“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件件定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不肯去睡，琐琐地亲自点看。”“都要”改作“定要”，“未曾”改为“不肯”，“一地里”改为“琐琐地”。虽仅数字之别，却把忆念的语气变为嫌憎。金圣叹还怕此意不够显豁，又加上一段批语：“闲中无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满父亲语，暗与人前好话相射，热攒冷刺，妙不可言。”这类例子随处可见。金圣叹“修整”宋江形象，由“好劣相半”而至“全劣无好”[10]，实在花费了很大精力。他之所以如此，有艺术上的考虑，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心理原因。
艺术上的考虑已见前文，即欲将一分裂的形象修整、解释为统一。用心虽可嘉，做法却不无可议。由于金氏抱定一偏见（“宋江权诈”），故深文周纳、强行入人以罪之处颇多。
政治上的原因则类似于“腰斩”。他要通过对宋江的斥骂来消解“诲盗”的罪名，掩饰自己同情、激赏梁山好汉的立场，所谓“歼厥渠魁，其余便饶恕了”。
至于心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与金圣叹强烈的表现欲望、自命不凡的抱负、对传统观念的矛盾心态，都有一定的关系。
金圣叹的表现欲望常常要通过大唱反调、标新立异来自我满足。如秦始皇焚书，千古指责，早有定论，他偏要为其翻案，说是与孔子“同志”[11]，等等。在当时的《水浒》读者中，李卓吾的观点是有权威的，金批也明明是深受李批影响的，但金圣叹不但不肯承认这一点，反而搜寻机会来抨击李批，以此耸动视听。李批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称赞宋江忠孝侠义俱备，金圣叹便偏要批他个一无是处。有趣的是，李卓吾也看到了宋江形象的内在裂痕，个别地方亦有揭露其诈伪的批语。而金圣叹对此仍大唱其反调。如“梁山泊大聚义”一节，天降石碣，上刻一百零八人姓名及次序，李卓吾在批语中，指出是“以鬼神之事愚弄”，“得他死心搭地”。金圣叹却评道：“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可见金圣叹压倒李批、显扬自家的欲望强过“独恶宋江”的见解。
金圣叹自命不凡，对历史风云人物甚感兴趣，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认同、理解或妒忌、敌视。如：
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独沉屈者。后来颇颇见有此事，始知古来淹杀豪杰，万万千千，知有何限！青史所纪磊磊百十得时肆志人，若取来与淹杀者比较，乌知谁强谁弱……呜呼！才子以才而建功垂名，则诚才之为贵；若才子以才而终至于饥饿以死，回首思之，我何逊于屠沽儿而一至于是？真不怪饥饿怪杀有才矣。（《杜诗解·黄鱼》）
如汉高纵观秦皇帝，喟然叹曰：“大丈夫当如此矣！”岂非一肚皮妄想？及后置酒未央，玉卮上寿，却道：“季与仲所就孰多？”此时心满意足，不过当日妄想圆成。陈涉辍耕之垄，曰“富贵无相忘”，此时妄想，与汉高无别。到后“为王沉沉”，不过妄想略现。阮嗣宗登广武，观刘、项战处曰：“遂使竖子成名！”亦是此一副肚肠，一副眼泪。后来身不遇时，托于沉冥以至于死，不过妄想消灭。或为帝王，或为草窃，或为酒徒，事或殊途，想同一辄。因忆为儿嬉戏时……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彗，县令负弩前驱；尘饭涂羹，意中分明盛馔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杜诗解·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金圣叹少年自负大才，野心、妄想超过常儿；年龄渐增，妄想破灭，但内心对“得时肆志人”仍不肯俯首，而欲在才力上比个“谁强谁弱”。这种心理在批点的文字中时有流露，如《天下才子必读书》的批语，屡屡赞美司马迁的“眼力”，称道他对刘邦、陈平等机谋的透彻认识：“史公眼色，比他人煞是奇绝”、“早自看透，史公眼力如许”、“觑破高帝大才大略”，等等。引司马迁为同道，其意则在表明自己的见识亦同样高明。
金圣叹对宋江种种“诈伪”手段的揭露，也有类似的心理原因。多数场合，金圣叹“揭露”宋江都带有表现自家才智的意味，他很得意地宣称：“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而只有他这样的才子才能够“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全劣”，“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他的这种心理在五十一回评语中有很典型的表现。这回书写宋江与高廉交兵，欲借助九天玄女所赐天书破敌，反遭败绩。金圣叹批道：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前曰：“可与天机星同观。”此忽曰：“军师放心，我自有法。”岂有终日两人看习，而今吴用尽忘者？明乎前之未尝同观，而今之并非独记也。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
他把宋江前后言行一一对比，从中挑剔破绽，揭露诈伪，真是津津有味。而又把这与陈胜的“大楚兴，陈胜王”伎俩相比，颇以“觑破”此类“英雄（或奸雄）欺世”手法而自豪。
可怪的是，金圣叹一面把宋江视为“斗智”的假想对手，指斥其“一片权术”、“纯是权诈”，然而一面又时而流露出赞美之意，如十七回批语：“看他只是口头狡狯语，便令天下人奔走效死，宋江真权诈之雄哉！”“宋江权术如此，读之真乃可爱！”“权术真正可爱！”“真乃人中俊杰，写得矫健可爱！”二十二回宋江初遇武松一段，金批：“真好宋江，令人心死！”“何物小吏，使人变化气质！”五十九回批语：“写宋江权术过人处，真是非常之才。”如此等等，皆显示出金圣叹心底里对宋江另有欣赏之潜蕴，不留意便流露出来，这可视为“惺惺相惜”式的认同。
四
今天的学者们对《水浒》的主题见仁见智，起义说、市民说、侠义说、流民说、民族反抗说等等，多年来相持不下。而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十分简单而明确的事情。早在李卓吾入狱时，其已刊未刊著作全被查禁，其中便包括他评点的《忠义水浒传》。崇祯年间，有刑科官员奏请禁毁《水浒》，称此书“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邪说乱世，此贼书也”。结果得旨：“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清代屡将禁绝《水浒》列入律令，如《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水浒传》，俱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年。”《钦定学政全书》：“《水浒传》一书，应饬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在各地开列的查禁书目上，几乎无一没有《水浒》者，且多注明“即第五才子书”。而思想稍微保守、正统些的读书人也多持类似看法。如袁小修：“《水浒》，崇之则诲盗。”归庄：“此倡乱之书也！”可见，就基本性质而言，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水浒》倡乱诲盗，不利于统治；相对于封建正统思想观念而言，《水浒》为越轨异端之作：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而金圣叹却评点、刊刻了这部书，并将其与《史记》、《杜诗》等并称为“才子书”，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他在情感、态度上认同于这部作品[12]，并为此做了一件越轨的事情。
金圣叹在情感、态度上对《水浒传》的认同，不仅有“《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一类理性表述，而且有热情洋溢之词。如：
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二十五回批）
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三十四回批）
这种赞誉固然不乏审美的成分，但也确有思想感情共鸣的因素。其共鸣点主要在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崇祯年间，赋税日增，天灾频仍，富庶的江浙地区也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据《吴县志》，崇祯六年，春秋两旱，又逢雹灾；七年，地震，又逢虫灾；八年，洪涝成灾，又生蠓虫；九年，大旱，大热；十一年，蝗旱并作；十三年，大饥馑；十四年，蝗旱又兼风灾，且生五色大虫。真是天不祚明！天灾如此，而“横吏索钱……比盗贼更剧”。于是，民变蜂起。崇祯十一年，苏州有宋毛三，“据山依险，将谋举事”。又有唐左耕等，“借蝗灾为由，约佃农勿得输租……操戈执械，鸣金伐鼓，聚及千众。”十三年，“米价腾贵，奸民聚乱……分路掳掠米肆面铺。”其中有些情况近于《水浒》中情节，如唐左耕等在太湖聚众抗租，对催索者“沉其舟，毙其人”，依稀有石碣村阮氏三雄的影子。
此时，金圣叹家境日衰，本人也深为天灾人祸所苦。他在《辛巳大饥，无动惠米志谢》诗中写道：“先生奇策不堪论，亭午清斋水一盆。彭泽妻孥相对饿，鹫山主伴自称尊。”辛巳，崇祯十四年。金圣叹也许有些夸张，但既须友人“惠米”，可见处境之不妙。如果说，他对抢米、抗税的饥民有些同情之心，则是十分自然的。明乎此，再来看其《水浒》批语，就很好理解了。如阮小五对吴用讲起官差扰民的情况，金批云：“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作者胸中悲愤之极！”差役们去石碣村捉人，被阮小二“一锄头一个”打下水去，金批云：“快事快文！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辞气之激烈，分明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而直指《水浒》主旨为官逼民反，亦甚为透辟。这种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也见于此际诗文中，如《癸未秋兴》：“蚊子秋来大如蜂，衣裳郎亢冠蓬松。咬人人不计较汝，岂得数日还相逢！”甚至对整个统治集团，金圣叹也颇有怨愤。如《甲申秋兴》：
即看米船塞江去，将谓捷书连夜来。
昨日辕门大封拜，搀臂唱歌登将台。
燕子燕子汝竟去，莫拟春至还来归。
雕梁绣户都在眼，微命未知何处飞。
虾蛆先死大鱼继，惟有螃蟹日彭亨。
先生破斋买蟹吃，怪他着甲能横行。
今冬无米又无菜，何不作官食肉糜。
邻舍纷纷受甲去，独自饿死欲底为。
甲申为崇祯十七年。是年三月明亡，五月福王即位南京，是为南明。此诗即讽刺南明小朝廷。南明小朝廷是马士英凭借四镇武力拥戴建立起来的，故对骄兵悍将百依百从，主要将领皆封侯封伯。四镇互争地盘，竞相搜刮，而小朝廷也以搜刮、挥霍为急务。太后赏赐，一掷万金。北上犒劳吴三桂（近乎资敌），一次运米十万石，银五万两。这些负担自然落到江浙百姓头上。无怪乎金圣叹要“破斋买蟹吃”，要叹息“微命未知何处飞”。
金圣叹明确指出，小说具有讽时骂世干预现实功能——其实也包含了他的批点在内。十八回批语云：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当亦昉于风刺之旨也。今读何涛捕贼一篇……捉船以捉贼，而令百姓疑其以贼捉贼，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凉，而令百姓竟指为贼要乘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读是篇者，其亦恻然中感而慎戢官军，则不可谓非稗史之一助也。
第一回批语亦云：
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
金批中，体现“风刺之旨”、“庶人之议”的议论甚多，大要可归为四类：
一、对政局，以至朝廷的批判。如“只是顺手从楔子写来，却将从来国步升降，天运循环，一笔提尽。使读者便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也”。（一回批）“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限之谿壑，而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得也！”（五十一回批）
二、对贪官污吏的抨击。如“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十八回批）“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同上）又如五十八回鲁智深行刺贺太守被擒，原作写鲁掩饰不成而受拷打，十分窝囊。金圣叹改为鲁痛骂赃官，骂得他气急败坏“做声不得”。所改为：“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你敢便拏倒洒家……量你这等贼头鼠眼，专一喜欢妇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个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加批道：“八个字骂尽千古。”“不知是墨，不知是泪，不知是血！写得使人心痛，使人快活！”
三、对压抑人才的愤懑。如“‘朝廷贵官’四字，驱却无数英雄入水泊”。（楔子批）“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二回批）“呜呼！才难未必然乎？是何背后之多人也！然则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尚得有以自见；不然者，几何其不为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终亦不见天日之面也……读竟，为之三叹”。（六十二回批）
四、对反抗者的赞誉。如“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二回批）“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三十一回批）
此类内容，当属金批的主调。当我们推敲“腰斩”、“独恶”之意味时，不能忽略了这个更基本的事实。
五
一方面，与《水浒》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热情、大胆地“诲盗”；一方面，又造出“天下太平”之噩梦，一再声明“歼厥渠魁”。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前面说过，金批有为自己涂“保护色”的用意。不过，“噩梦”与“独恶”之类内容，又非纯然为“保护色”。何以见得？这可以从一个细节谈起。
在“惊噩梦”一节，卢俊义“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前来剿捕。金圣叹在“甚长”与“宝弓”下特意加点，示意此人影射张叔夜（弓长为张）。但可能出于巧合，金圣叹有位友人名字恰是“宝弓”。《沉吟楼诗选》有《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诗六首，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恰好有些关系，录三首于下：
丹凤初闻出帝廷，花骢先已避行人。
六年冬日为慈父，两袖清风作客星。
天子固应求执法，诸生哪可罢谈经。
感恩欲向登闻借，多恐时危急大屏。
为政云间成六载，得书天上入三台。
神羊不独乘骢马，乌府悬知接凤台。
主泽远从漳水合，相材新向朔方开。
中原近日闻多事，快看楼船下濑来。
多年屏扆题名姓，此日夔龙入法筵。
手结皂囊将有告，自听金钥不能眠。
久知北斗天喉舌，真信严霜帝敕宣。
但得圣人怜水国，为言牲璧遍山川。
李宝弓，字瑞和，漳浦人，进士出身。崇祯七年任松江府推官，平反了不少冤狱，百姓十分爱戴，为他建立生祠。松江与苏州相邻，其政绩，金圣叹自当知晓。“为慈父”、“两袖清风”并非虚誉。李宝弓“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临赴京前，奉旨以此身份巡按苏州，金圣叹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交游[13]。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而诗中有“牲璧（代指祈雨仪式）遍山川”，组诗另一首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知这组诗作于崇祯十三年秋季。金圣叹刊行《水浒》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此时当处于杀青前夕，故此诗流露的思想倾向对评判“噩梦”公案颇有参考价值。
首先可以看出，此时他对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尚抱有希望，“但得圣人怜水国，为言牲璧遍山川”，盼君主体察民生疾苦，垂怜赐恩。其次，金圣叹是希望这个王朝能够维持下去：“中原近日闻多事，快看楼船下濑来。”所指为李自成河南复起之事，而其同情自在朝廷一边。另一首作于此后不久的《微生》诗云：“叶底青虫叶上霜，微生到此最堪伤。愿将厚地高天力，令汝千秋万岁长。”尽管他看到明王朝这片枯叶已在严霜下丧失了生命力，却仍把它看做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二诗印证，金圣叹对明王朝的基本态度是很清楚的：心知已近末日，但不希望末日真的来临。复次，金圣叹对李宝弓寄有扶颠济危的希望。“乌府悬知接凤台”、“感恩欲向登闻借，多恐时危急大屏”云云，虽有吉言客套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金圣叹的真实想法。这从他对李宝弓的评价可以得到证明。他希望，这张“宝弓”能够解决李自成等问题，重振朝纲而致太平。
联系“惊噩梦”中加了着重点的“宝弓”字样，难道不是很有趣的巧合吗？当然，噩梦中的“宝弓”可能只是影射一个“张”字，但那也不排除李“宝弓”久萦脑际而自然流露。何况，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得意方法就是细读，最擅字缝里作文章。因此，把“噩梦”中加了着重号的“宝弓”（注意，不是习用的“雕弓”之类）看成一石二鸟的有意牵合，也不是完全无根之谈。
《送李宝弓》与“惊噩梦”的写作时间当相去不远。以此诗证彼文，可以看出，金氏造梦既有“恭慎传文”的保护色意义（其实，送李诗也有“官话”成分），也确实流露了他的一些真实思想：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强盗以致太平。这种思想在“噩梦”、“独恶”中都有反映，而且如同前述之造反赞辞一样，贯穿于整部评点，形成褒贬混杂、自相矛盾的状况。此类贬词如：
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圣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楔子评）
为了维护“君臣大义”，竟至于批评孟子。“纣虽不善，不可避也”，僵化、迂阔令人吃惊。当然，这也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动机，不过，看重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还是真实的。又如：
今（阮）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绣，盖寓言胸中有一段垒块，故发而为《水浒》一书也。虽然，为子不见亲过，为臣不见君过，人而至于胸中有一段垒块，吾甚畏夫难乎为其君父也。谚不云乎：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豹为虎所生，而反食虎，五伦于是乎坠地矣。（十四回批）
在“五伦”面前，曾被金圣叹赞颂不已的好汉忽然成了恶兽。从这个角度看，“恶兽”被“宝弓”剿灭，岂非理所应当吗？所以，若顺这一思路演绎，“噩梦”从思想内容、政治倾向看，不仅为满足外在的“检察官”（广义的），也是内在的“检察官”——伦常意识——所要求的。
综上所述，金圣叹批点《水浒》是在矛盾心态下进行的，这一矛盾表现于整部书中，尤集中于书末的“腰斩”处。誓词为褒为赞，噩梦为贬为斥，而结尾诗则调合之。这种矛盾心态在《百草》诗中有典型表现，可以相证：
百草欲借尚方剑，仰抉浮云寻日光。
百草在春亦思长，尔云何为浩茫茫？
为我谓天善处分，尊礼白日除浮云。
柳舒花放民既乐，击鼓吹笛天亦闻。
百草为小民，浮云为权奸，白日为君主，这是最常见的兴寄之作，无甚高明处。但“尊礼白日除浮云”一句却简而明地概括了金圣叹在明末的政治态度，也是我们解开金批内在矛盾的锁钥。
《沉吟楼诗选》中还有一首诗亦可作为旁证，即《赠顾君猷》，略云：
舒公持论真奇绝，浩荡东吴云无人。昨日忽然称顾子，四座答迟便欲嗔……手持顾子三太息，奈何于此生悲辛？圣学久传至今在，我尔独赖为其薪。呜呼！只今天下大乱殊未已，我终欲尔持人伦。
顾猷，字若昔，嘉兴人，年齿约长圣叹二十（据《王介人传》，顺治十年顾“七十余”）。其人工诗能词，性狂放，好交游。王庭的悼亡诗称其“啸傲平生剩酒樽”。《王介人传》称其“不轻许与人”。其《桂枝香》词云：“几回长啸话前朝，古今来是非谁定？而今看破，高歌清夜，尽拼酩酊。”也尽显疏狂意态。从圣叹的诗句看，似乎这位狂士误把圣叹认作知己，流露出了际会风云的野心。所以圣叹才有“我终欲尔持人伦”的告诫。应该说这是很严厉的警示，特别是对年长于自己的一位名士。而顾猷之所以讨此没趣，想必是受了金氏平日异端言行以及揄扬《水浒》的误导——他没想到平日里牢骚满腹的金圣叹到了关键问题竟如此“立场坚定”。
金圣叹的矛盾心态在晚明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些带有或多或少异端倾向的读书人，莫不陷于类似的矛盾中。如李卓吾盛赞现实中的强盗林道乾及《水浒》中的“强盗”，但最终还是要他们归顺朝廷，成为“忠义”之士。冯梦龙有“民何以堪！无怪乎其化为盗贼矣”之论，却又痛斥闯王义军。凌濛初写过“盗贼有英豪”的诗句，却又亲自率众与义军血战。
若再深入一层来看，这与儒学在实践层面上暴露出的内在矛盾直接相关：从“仁”学出发，苛政当反，小民当恤；从“礼”制出发，伦常不可犯，名分不可违。因此，以儒学为评判社会问题基本武器的金圣叹们，自然不可能跳出自我矛盾的泥淖了。
六
金圣叹批点、刊行《水浒传》，更主要的原因在艺术方面：“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14]而金批《水浒》的主要价值也在艺术方面：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推向成熟。
中国的小说理论批评远远滞后于创作，直到明中叶，小说的艺术理论还几乎是完全空白。李卓吾的《水浒》评点揭开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理论的第一页。随后，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令等人在这方面也各有建树。但是，只有到了金圣叹，才对小说创作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与阐发，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深刻的命题（详见外篇），而且形成了一套极有特色的批评方法，这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关金圣叹小说理论的具体阐释，留待外篇。下面就他在几个主要方面的贡献略作介绍：
一、对小说的文体特性的判断。由于“稗官”说的影响，人们长时间里把小说视为史籍的支脉、近亲，而对其独立的文体特性缺少明确的认识。金圣叹提出“事为文料”说，从文体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相当严密的界定：虚构的艺术化叙事文。
二、对小说创作基本法则的概括。金圣叹以“因缘生法”与“忠恕”来概括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则，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有关作者心理体验、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发展情节的方法等内容，皆为不刊之论。
三、人物个性化的主张。对小说人物提出个性化要求，始于李卓吾，但高度强调、大力鼓吹，则以金氏为最。他首先指出，《水浒传》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个性鲜明的人物描写，然后具体分析了主要几个人物形象，并指出个性化的创作方法，即“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四方面的独特描写。金圣叹小说理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一方面。
四、细读法的运用。对作品文本精研细读，这是金圣叹小说批评的重要方面。他认为，“才子之文”创作时呕心沥血，章句之间都蕴藏着极高明的“文法”，须经批评者一一指点，读者方能充分享受阅读乐趣，也才能从中学到写作技法，体认艺术规律。他运用这种方法揭示出的“文法”有“草蛇灰线法”、“犯中求避法”、“影灯漏月法”、“弄引獭尾法”等数十种。其中大多含有对小说情节、结构、叙事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五、对小说创作、欣赏中的审美心理的关注。由于金圣叹长于思辨，很多问题皆欲根究其所以然，于是便把探索的思路延伸到审美心理的范围。如对悬念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他就指出：“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15]又如对情节的节奏感问题，他指出是基于阅读者张弛相间的心理需要。在创作心理方面，他对设身处地、心理认同等问题的论述亦很可观。可以说，不仅在小说批评史上，就是全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如此关注审美心理问题，也是不多见的。
除此之外，金圣叹对小说的细节描写、背景描写、结构安排、对话描写等具体问题，亦有一些很好的见解。以理论的广度及深度而言，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无出金批之右者。当然，金批的缺欠也毋庸讳言。它受批点这种形式的制约，往往失于散碎。另外，论述时有牵强、繁琐之处。不过，我们似乎不必苛求了。
[1] 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
[2] 金昌《叙第四才子书》。
[3] 其中有的批语是少年人口气，如四十八回：“我年虽幼，而眷属凋丧，独为至多。骤读此言，不觉泪下。”
[4] 《续资治通鉴长编》：“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上文“嵇康”隐指张，因其字为“叔夜”。
[5] 见张默生《谈谈〈水浒〉》（《西南文艺》1953年3期），张绪荣《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新建设》1964年4期）。
[6] 如公盾《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新建设》1963年7期）。
[7] 如野马《从金圣叹谈起》（《湖南文学》1961年10期）。
[8] 陈泰《江南曲序》。
[9] 郭解的状貌为人、遭遇等皆可在宋江身上窥见影像。详见拙文：《说宋江原型》。
[10] 见《第五才子书》三十五回批语。
[11] 《第五才子书·序一》。
[12] 金批激赏《水浒》之语不胜枚举，并记有圣叹与“快友相聚”时，赌赛背诵《水浒》之文章段落之事。其着迷程度竟至于此。
[13] 《送李宝弓司理内召》（其二）有“公代豸冠来接事，我从鹢首得陪游。心于夫子初诚服，名动君王已诏求”。
[14] 《第五才子书·序三》。
[15] 《第五才子书》三十九回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