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逢末世
一
金圣叹生于万历的后期，历泰昌、天启、崇祯而入清。史家有言，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1]。可以说，自金圣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无时不在呼吸着衰飒悲凉的雾气，感受着噪扰不宁的氛围。
明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如正德帝，先宠刘瑾，后嬖钱宁、江彬，“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2]。他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然后下诏命这个“大将军”南巡北狩。所到之处，劫掠民女，恣意淫乐，以至“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3]。群臣劝谏，竟将一百四十余名大臣上了刑具罚跪五日，然后廷杖于朝堂，毙命者十二人。嘉靖帝则与之相反，喜静厌动，一心崇奉道教以求长生。《西游记》中所写迷信妖道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残害僧众的灭法国王、车迟国王等，都有他的影子。嘉靖中后期的三十余年，大半时间同道士厮混，朝政交给严嵩之流，搞得是非颠倒，国困民穷，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地步。万历帝十岁即位，在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政、不行祀典，却在二十一岁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历时六年，役使军民六千余万人次，耗银八百余万两。他为皇子办一次婚礼便动用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如此穷奢极欲，自皆百姓脂膏，“穷天夺产，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旧”[4]。天启帝则是心智未开一顽童，耽迷于木工，操作不倦，一切事务皆交付大太监魏忠贤。魏本无赖，全凭特务手段统治，肆意迫害忠臣正士，大狱迭起，朝政一片乌烟瘴气。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在正德至天启的百余年间，并非没有精干有识的人物。政治家如张居正，思想家如王阳明，军事家如戚继光等，都是彪炳千古的奇才，亦曾跻身枢要；而朝野士人的普遍抨击时弊，甚至一再冒死极谏（如张英肉袒戟刃于胸而上奏，海瑞预买棺椁而力谏），更是中华史册所仅见。但是，无奈积弊如山而君昏如故，终无法刹住明王朝滑向深渊的车轮。
经过这百余年的荒唐、败坏，到金圣叹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的经济、财政面临全面崩溃，政治则矛盾纠结、危机四伏，而外敌迅速崛起，败亡之局已经注定。
万历、天启年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中央政府的田赋收入一落千丈，有的地方已达到“（土地）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程度。皇族、官宦的田庄瞒田逃税，亏空便转嫁到百姓头上，仅万历后期就三度加派田赋。故民间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的歌谣，可见剥削之严酷。即使如此，户部一岁之入也仅够数月开支而已。
至于政局的混乱，只看一看官僚集团的状况就可见一斑。据《明史》及《明实录》，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中，缺员达十之六七。如内阁大臣应五六人，一度只有一人；御史应一百余人，只有十人；给事中三十三人，只有五人，等等。这一则因为政局黑暗，人多全身远祸，二则国家财政匮乏，欠俸严重，三则机构运转不灵，无人负责催补。万历三十年，全国该派巡按十三名，实际只派四名，大学士沈一贯奏请补足，奏上留中不发。又如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理刑官缺额，以致无人审理案件，人犯长期监禁，大批死于狱中。家属投诉无门，上百人泣诉于街头。政府机构的瘫痪程度令人惊讶。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影响到御边抚外的能力。嘉靖到万历，先有所谓“南倭、北虏”骚扰海防与边境，继而建州女真崛起于关外，给明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对士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影响，突出表现在一部分精英人才对王朝的疏离感，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玉剑尊闻》记大学士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对话：“相国曰：‘公家居久，知都下近来有一异事乎？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对曰：‘又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除了这种政事见解上的对立外，疏离还表现为士大夫对林泉生活的向往。隆庆、万历之后，不仅经营园林成为时尚，而且抒写山林情怀也成为文坛风气。而陈继儒编成于万历后期的《逸民史》也可看做这种情怀的反映。至于思想上的疏离，则表现为思想一统的崩解。一批思想家大胆创立新说，并在各阶层广有信徒，而其中颇不乏“异端”之士，越轨之见。
此时的明王朝正似一座百年大厦，墙颓柱朽，最后的崩塌已在眼前。然而，在地基上、墙缝中，却又茁生出大量藤条树木。它们飞快地生长，枝叶繁茂，一片新绿。由于它们的撕扯，大厦的罅隙更多更宽了。虽然最后的倾圮也将给它们带来厄运，但它们仍自顾生长着——这就是新的商品经济因素、市民文化与带有异端倾向的思想流派。
《醒世恒言》中有一则常为经济史家称引的故事：苏州盛泽镇“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可见商品经济的繁荣。小说的主人公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饶裕”。“且说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5]。
这虽属稗官家言，却极为典型地描述出明后期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对此，明人笔记多可印证。如张瀚《松窗梦语》：“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其先祖“（购机一张）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自是家业大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范濂《云间据目抄》：“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史籍中也不乏记载，如《神宗实录》：“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对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史学界歧说纷纭。但无论专家们拟用什么概念、术语为之命名，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新的生产、流通方式正在孳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正在逐渐形成，这就是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阶层。
与市民阶层的勃兴同步，思想界王学逐渐扩大了影响。
嘉靖之初，有一件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被史家称做“大礼议”的政治斗争。缘起为武宗猝崩无后，以堂弟朱厚熜继统。群臣坚持应有一入嗣的名分，而朱厚熜不但不答应，反要追尊生身父为“兴献皇帝”，于是引发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激烈冲突。这一事件前后绵延十余年，黜革杖责官员数百名，可谓明中叶政治舞台头等大事。若论其实质，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性质的权力斗争。但由于执礼派的文官集团依据的理论出自北宋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欲借程之权威来压服嘉靖帝，故他们的最终失败也使正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帝党把他们的胜利以《明伦大典》与《钦明大狱录》的形式昭告天下，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奉为科律的程朱理学，随执礼派的失势而被动摇了权威地位；相反，与程朱抗衡的王学便得到了“好风凭借力”的机会[6]。
王学的核心是“良知”说，既把主体作为道德的根源，又看成一切价值的赋予者：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7]
由此出发，做人当致力于自我的完善与扩张，而不必拘泥于典训、拜倒于偶像。故王阳明自诩为“狂者”：
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作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8]
这种人生态度表现于治学，便是向权威性的成说挑战。王阳明借鉴佛学禅理，对儒学的很多命题作出新的解释，如“格物”、“知行”、“新民”等。如指“新民”为“亲民”之误，并进一步释“亲民”：
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亲吾之母以及天下人之母……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9]
这段话曾被指为墨家“兼爱”邪说的翻版，可见其与传统儒学的差别。
从本质上看，王阳明的学说并未超出封建思想的藩篱，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更无可置疑。不过，上述强调自我、蔑弃权威以及提倡相对社会平等的见解却在客观上与新兴的市民意识有合拍之处。其后学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加强、发挥这些观点，使王学的异端色彩变得更浓烈了。黄宗羲讲：“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之后……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0]泰州即王艮，龙溪为王畿，是王阳明的两大弟子。而王艮所传即所谓“泰州学派”，其影响最大的人物为何心隐、李卓吾[11]。“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云云，正是强调这一学派的异端性质。
嘉靖前期，由于世宗宠臣桂萼上书抨击阳明之学，帝下诏撤消阳明的恤典与世袭。当时，王学还只在部分中下层士人中流播。到了嘉靖后期，由于聂豹、徐阶、李春芳等大官僚的提倡，终于风靡天下[12]。顾炎武指出：“嘉靖中，姚江（指阳明）之书虽盛于世，而士人举子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指李春芳）、华亭（指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13]王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标准，就标志着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而到了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终于被诏命从祀于文庙（明人从祀者仅四人），以别子而被认可为正宗。
王学与市民意识相互影响、融合，使中晚明的思想界开前所未有之新局，学术界或称之为“启蒙思潮”。这一思潮既表现为王门弟子的大胆言论（如何心隐的“无父无君”说），又表现于社会风气的变化，包括某些思想领袖的张扬（甚至诡异）行为。如王艮奇装异服乘“招摇车”进京，沿途聚众讲学；何心隐遍历天下，结交异人、雄豪；李卓吾半儒半僧，收女弟子讲学，等等。同时，这也表现于蓬勃发展的通俗文艺之中。
《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歌代啸》，以及“三言”、“二拍”等大量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越轨”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的急剧变化。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名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初刻拍案惊奇》中亦有异曲同工的“如今的世界，有什么正经？有了钱，百事可做！”之言。这种赤裸裸的拜金意识在《乌将军一饭必酬》、《迭居奇程客得助》、《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等作品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伦理观的变化也很明显。如《禅真后史》公然反对寡妇守节，认为不合人性人情，而应“三媒六证，大落落地嫁一丈夫，倒也干净”。《二刻拍案惊奇·满少卿饥附饱飏》谈及男女地位时，指出现状之不合理：“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已含有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
如是等等，正因为小说、戏曲中蕴含着较多的新观念的萌芽，较明显地背离正统思想，所以当时的评价大相径庭。而李卓吾、金圣叹等以批点小说、戏曲而名世者，皆被“正人君子”视做“异端”、“邪鬼”，也就不是偶然了。
二
李卓吾是直接影响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家。故欲认识金圣叹，必先了解李卓吾。
李卓吾生活在隆庆、万历之间，远绍王阳明，近承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殿军。他公然以思想“异端”者自居：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14]
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他的“异端”观点主要有：
一、“童心”说。李卓吾把王学的“良知”推向极端，提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他以此为人的本来面目，为社会价值的最高标准，并将其置于“六经”等儒学经典的对立面。他大胆地指出，这些经典“大半非圣人之言”，不足为“万世之至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其惊世骇俗、非圣无法的精神并世无两。他还把“童心”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动力，作为评文衡艺的标尺，因此而推崇《西厢记》、《水浒传》具有无上价值，推崇李逵、鲁智深等人物形象为“佛”、“真人”。这些看法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代作家、评论家。
二、“为己”说。李卓吾痛恨虚伪的道学先生，毫不留情揭露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面目，针对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李卓吾明确提倡以“人”为本，以“己”为本：
即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
士贵为已，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
这显然与传统的封建道德学说相悖，而带有鲜明的市民意识的色彩。
三、重创见，反权威。李卓吾承王阳明“狂者胸次”而又过之[15]，把思想的创造性与“狂”的精神联系起来，认为“论载道而承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并自诩“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他公然撰文反对朱熹所赞赏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尖刻地讥嘲道：“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他认为，举世“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矣”，而“所谓作者……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基于这种观点，他勇于立论，大作翻案文章。如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陈胜为“古所未有”之“匹夫首倡”，称卓文君“忍小耻而就大计”等。对当时的海盗首领林道乾，则赞其“才识过人”，为其辩解道：“惟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李卓吾自觉的“异端”倾向，不仅表现于著作、言论，而且表现到日常行为中。他在芝佛院读书时，剃发留须，居佛堂而食肉，佛堂高悬孔子画像，以示取舍在我，不受羁络。更为大胆的是，他讲学时收女子为徒，与寡妇书信论道，并写出《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公开为妇女及自己的行为辩护。讲学著述之暇，他“手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止于村落野庙”。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被驱逐，书被禁毁，正如他自己所言：“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
李卓吾对通俗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称《水浒传》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一，称《西厢记》为“化工文字”。他先后评点了《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不仅思想深刻，见解不凡，而且热情洋溢，文辞犀利，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的文坛巨匠汤显祖、袁宏道，稍后的冯梦龙等，都十分崇拜李卓吾，并把他的思想观点移植到自己的文学作品、评论之中。汤显祖有《读〈锦帆集〉怀卓老》，诗云：“世事玲珑说不周，慧心人远碧湘流。却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袁中道自言：“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可以说，晚明文坛艺苑的浪漫新潮，是以李卓吾为直接的思想前驱的。
万历三十年，卓吾因“异端”的思想罪被捕，在狱中写下八首绝命诗，末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将一命归黄泉。”很决绝，亦很坦然。后以剃刀自杀，临终绝笔：“七十老翁何所求！”
以卓吾生平与圣叹事迹比照，相似之处颇多。一样疏狂的精神，一样不羁的言行，一样不见容于当世，一样享大名于身后。只就具体细节而论，亦有种种相合：
一、金圣叹有改名之举，换姓之嫌；李卓吾则确曾改名换姓。他初名林载贽，后更名李贽。
二、金圣叹少孤；李卓吾童年丧母。
三、金圣叹有“六才子书”之说，并以评点《水浒》、《西厢》得享大名；李卓吾有“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评点《水浒》、《西厢》，开明清小说评点之先河。
四、金圣叹融会三教，断以己意，以新异之说耸动耳目；李卓吾亦然。
五、金圣叹有种种不羁言行，如食狗肉而说佛法之类；李卓吾亦居佛堂而食肉，狂放任性。
六、金圣叹喜谈《易》、谈禅，有种种著作；李卓吾也兴趣如此。
七、金圣叹喜谈梦，以此寄托人生哲理及文艺观点；李卓吾也有大段论梦之语[16]。
八、金圣叹死于刑戮；李卓吾死于牢狱。
九、圣叹死后被诬为贪财好色之徒；卓吾也担此类恶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这些相似点有的纯属偶然，但大多还可体认出某种历史的联系。后人常把二者相提并论，如清初诗人韩程愈《论圣叹六才子文》云：“识论如公少，百年架秃翁。书藏犹在肆，华贯几全通。”而民间竟有卓吾为圣叹之师的传说，称金圣叹死后株连十族，结果牵连到了李卓吾[17]。其说虽不经，但称李为金之师，却实非无端而生。李卓吾被迫害致死后，著作屡遭严禁，然而，“书益传，名益重”[18]，而其异端精神流布于天下，乃有百千化身。金圣叹不过其中之一而已——当然是所钟独多的一个。
三
金圣叹所浸染的，除“异端”思想倾向之外，还有“才子”风习。这也是明朝中晚期特有的士林景观，而以江南，特别是苏州一带尤为突出。
与王艮大致同时，苏州出了一位盛名远播的人物，便是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若论在民众中的名声，他无疑远远超过上述“异端”的思想家们。
有《唐伯虎轶事》四卷，记唐及其友人恃才傲物，纵情任性事甚多，摘录几则，以见一斑：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吴县人。童髻入学，才气奔放，与所善张灵纵酒放怀……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唐伯虎、祝枝山两公，浪游维扬，极声伎之乐，资用乏绝。两公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元妙观募缘道者，衣冠甚伟，诣台造请焉……得金果如其数，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
伯虎与客出游，见一果园茂甚，乃戏逾垣盗果，忽堕厕中，诸客从墙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谓伯虎且已饱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辈盍何从之。”遂先诸客逾垣，亦堕厕中，见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来享此耶？幸勿言，当与诸君共之。”少顷，客相继逾垣，俱仆厕中。伯虎相顾大笑，其狂诞如此。
这些未必都是事实，但确确实实是世人心目中的“才子”唐伯虎。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一则，略云：“《明史·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指出所谓“才子”的两个特征：一为“才情”，二为“放诞”。陈登原《国史旧闻》亦有“明才士横放”条，按语称：“然则才士横放，通明世盖大体然矣。此殆对于理学之不满欤？此殆对于八股之不满欤？”是又指出了两个思想方面的特征：一不满于道学，二不满于科举。合此四点，明中后期的江南“才子”风习之性质，“思过半矣”。
即以唐伯虎而言，才情不必说了，放诞的事例更不胜枚举。至于说科举，初“一意望古豪杰，殊不屑事场屋”，后受牵连被革去解元，益发“放浪形骸”，绝意仕进[19]。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害人谋？心中有甚害人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其余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为之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这首诗被袁宏道赞为“说尽假道学”。其前半是自我辩护，起因想是如祝允明所慨叹的“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其后半则是对诋毁者——道学先生的反击。这首诗既可看做唐伯虎反道学的宣言，又可视为“才子”们共同的人生写照：率情任性，不拘小节，狂放傲世，追求享乐。
这样的“才子”，在唐伯虎同时颇有几个。如前面提到的张灵、祝枝山辈，行事均与唐相类。他们虽受到道学先生的攻击，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赏识。如大学士王鏊对唐伯虎，“知之最深重”，时与之诗酒倡和[20]。才子们“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唯恐失之”[21]。如果说，两汉魏晋的隐士可成为扬名的终南捷径，唐宋的高僧较易于名动一时的话，明中后期的“才子”适足与二者相当。而苏州恰是“才子”的渊薮。唐、祝辈身后，享名于苏州的“才子”代不乏人。如梁辰鱼，颇有恃才傲物之举，对文坛盟主王世贞抗不为礼。而王世贞“数数从他所购其诗文读之，辄曰‘才子！才子’”！[22]到了金圣叹那个时代，更有冯梦龙、钱谦益、袁于令、李玉、尤侗等一批人物涌现。
才子们的言行有些地方与前述异端思想家相通，如蔑弃礼法、讥讽道学、放纵性情、狂傲好名等。但也有明显的差别，这主要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才子”们一般不作严肃的理论性思考，不试图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也不热衷于讲学授徒。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卖弄文才，是诗社夺魁、曲苑擅场；生活上则多追求偎红倚翠、诗酒留连，缺少殉道献身的激情；因而他们往往显得机智而不深刻，佻达而不厚重。不过，在与道学先生的对抗中，与正统观念的冲突时，“才子”与“异端”是两支自发的同盟力量。清初人汪琬诫子云：“宁为学究，毋为名士。”足见其见嫉于“正人君子”的情况。
苏州成为“才子”的渊薮，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如前所述，东南工商业的重心在苏州。不仅新兴的市民阶层迅速增长着实力，且“吴中缙绅士风多以货殖为急”。这使享乐之风大长。《巢林笔谈》称“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松窗梦语》亦云：“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与此相联系的，是尚奇好异的风气。“吴市日鹜新异，趋时者竭蹶勉应。”而守旧持重者便针锋相对地主张：“自少至老，冠服一式”，“闺中衣饰，尤不可为市门转移”，这样便可使“创新者自止”。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对封建社会传统的“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之类处世信条产生了极大冲击，苏州市民中争是非、讨公道渐成风气。清初，江苏巡抚汤斌是著名的道学家，他在《苏松告谕》中特别强调要“严禁刁风”，指责苏州市民中，“造言之人，无端捏事，见影生风，或平起满街议论，或写帖捏名文书，或擅编歌谣剧戏，或谈说闺门是非。”这是站在统治者、道学家的立场看问题，自然对“平起满街议论”、“写帖捏名文书”深恶痛绝。而金圣叹们的煽动抗粮哭庙，正是以“满街议论”、“捏名文书”为手段的。此类事件，苏州在明末亦有多起。如葛贤领导的市民抗税斗争，颜佩韦等领导的市民与士人共同参加的反阉党斗争等。后者为金圣叹耳目所及，即后世称道的“五人义”事件。那是天启六年，巡抚毛一鹭与东厂官员奉魏忠贤命，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士人与市民闻讯不平，聚众数万追打毛等，迫使其藏身于厕。当朝廷严旨镇压时，颜等五人挺身而出，承担了一切罪名，从容就义，“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毛一鹭）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五人死后，苏州人士集资为他们安葬立碑，称之为“我吴两大快事”之一。复社领袖苏州太仓人张溥为之作《五人墓碑记》，更使此事成为苏州人的骄傲。这一事件发生时，金圣叹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无法得知是否亦在数万人之列，但由《水浒》批文中可知，此事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激起了他强烈的义愤[23]。可以说，这一事件，以及由此显现出的苏州人争是非、彰义侠的风尚，也影响了金圣叹一生——包括激赏《水浒》与参与哭庙。
才子们、市民们，呼应着名噪天下的李卓吾辈，在苏州形成一种浮躁而又富生机的气氛。而浸染在如此氛围中的金圣叹，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异端加才子”的独特人格。
[1] 孟森《明清史讲义》。
[2] 孟森《明清史讲义》。
[3] 王守仁《传习录》。
[4] 王守仁《传习录》。
[5] 王守仁《传习录》。
[6] 《明史·舒芬传》。
[7] 《神宗实录》。
[8] 《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泽润滩阙遇友》。
[9] 此指思想权威动摇后，一定程度的圭臬真空为新学说提供了传播机会。若论政治举措，帝党亦明确排斥王学。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
[11] 或云李卓吾非泰州学派人，这是着眼于其行迹，而忽略了精神之传承相通处。
[12] 嘉靖三十二年，首相徐阶、兵部尚书聂豹、礼部尚书欧阳德等，在京师灵济宫召开盛大的讲学大会，力倡王学，与会者五千余众，“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
[13] 顾炎武《日知录·举业》。
[14] 以下引文均见《焚书》、《续焚书》。
[15] 卓吾友人焦竑称其“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
[16] 李贽《初潭集》卷一三论梦甚详，其中“无时不梦，无刻不梦”、“梦固梦也，醒亦梦也”等语，在金氏“才子书”中均有踪迹影响。
[17] 北京市通县师范学校“李贽调查研究小组”报告。
[18] 汪本钶《续刻李氏焚书序》。
[19] 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
[20] 百余年后，鏊之后人王斫山亦与“才子”金圣叹相莫逆，岂偶然乎？
[21] 赵翼《廿二史札记》。
[22] 梁维枢《玉剑尊闻》。
[23] 《第五才子书》四十八回批语屡屡借题发挥，斥骂“姓毛的”。此类游离于正文之外的情况十分罕见，似与仇视毛一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