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雪泥鸿爪几许
一
金圣叹的生平行迹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做过官。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若无仕途经历，传便很难撰写，仿佛一篇文章缺了标点符号，人生的荣辱沉浮都没有明显的标记；其日常交往自然也多限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交游考”之类自亦难于下手。陈登原先生半个世纪前曾撰《金圣叹传》，爬罗抉剔甚有功力，但也只能是笔记杂纂与金氏诗文中片言只语的缀合，读来颇使人生“雪泥鸿爪”之叹。（近十余年间，又有几种时贤的金圣叹的传记问世，若干交游行迹亦得以发明——但也不无舛误之处。大端而言，金氏本人的社会活动、文学活动情况，仍不免于粗线条的勾勒。）
金圣叹是苏州府长洲县人氏，家居憩桥巷[1]。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2]。其父、祖皆无功名。兄弟三人，他居中，但很可能与弟弟是一对双胞胎[3]。《沉吟楼诗选》有《念舍弟》，诗云：
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
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
一自爷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
前朝略续游仙梦，此后相思知不知？
“同君八岁”、“一双童子”，似只能作双胞胎解。但二人成年后往来并不多，有迹象这个兄弟在父母去世后，似被人领养而离开了苏州。而乱世飘零，兄弟参商以至音讯难通，其《忆舍弟》诗云：
舍弟西风里，流离数口家。
近闻栖水泊，托庇在天涯。
火食何由得，儿童哪不哗！
何须逢盗贼，多恐化泥沙。
颇见其手足情深。在《水浒》批语中，因“兄弟”一词而借题发挥之感伤语亦甚多（如有关武松、宋江的情节），足资相证上述假说。
金圣叹的少年时期，家境尚可，有田产，有仆人、丫环，当属中小地主阶层。在他十余岁时，不知何故，“眷属凋丧，独为至多”，家境也开始败落下来。
他十岁入乡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索然无味，“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据他自己回忆，当时一方面深感“四书”之类的枯燥乏味，一方面又对读书产生了诸多困惑与好奇，如“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内容）不雷同耶”[4]等等。十一岁时，他终于得到了自由读书的机会。当时，身体欠佳，“时时有小病”，经常告假休学。他较为内向，不甚喜嬉戏，于是终日以自由读书为消遣。开始读的是《法华经》，后来找到了《离骚》与《史记》。据他回忆：“《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史记》也不能常读。这时，他得到了《水浒传》，一下子便入了迷，达到“无晨无夜不在怀抱”的地步。这一年多的阅读经历，不仅为金圣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而且决定了他一生的志趣。他作为终生名山事业的“六才子书”，此时所读居半数；日后所作《法华经》的讲疏专著，即有三种之多。
此后不久，他又对《西厢记》入了迷。据晚年追忆：
记得圣叹幼年初读《西厢》时，见“他不偢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者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先师徐叔良先生见而惊问，圣叹当时恃爱不讳，便直告之。先师不惟不嗔，乃反叹曰：“孺子异日，真是世间读书种子！”
这段回忆有无夸张，难以断言。但事情基本经过应无疑。我们由这位早熟少年之烦恼中可以看出些什么呢？多情？文学感受能力？冥思伤感之气质？可能皆有些许，但也全然并无实据。就是金圣叹本人也“只是当时已惘然”了。有意思的是，这位塾师不仅预言了金氏的命运，而且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读书种子”一语，金圣叹反复使用，可见这位启蒙师傅的鼓励期许，给少年金圣叹留下的深刻印象。
他的另一位塾师却没有这样宽容，似乎也不太赏识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
记圣叹最幼时读《论语》，至“子张问：‘子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见下文忽接云：“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不觉失惊吐舌。蒙师怪之，至与之夏楚。
在此前后，金圣叹还接触到了市井流行的通俗文学。有一支《打枣竿》曲，他直至四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词为：
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此曲流行于中晚明，冯梦龙收入所编曲集《挂枝儿》之中。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至《拷艳》一折时，忽忆“幼时曾见一《打枣竿》歌”，便信手拈来，借赶脚人的戏言写红娘的诙谐形象，使评论横生谐趣。可见少年时的文学生活对他情趣影响之深。
金圣叹此时亦开始试笔，但作品大多散佚。只有《第五才子书》中个别批语系少作留存。另外，《杜诗解》中抄录了一首少年诗作，可见其早熟的才情：
营营共营营，情性易为工。
留湿生萤火，张灯诱小虫。
笑啼兼饮食，来往自西东。
不觉闲风月，居然白头翁。
“留湿”一联工整而传神，甚有童趣。尾联“不觉”云云，出自少年笔下，使人惊讶。这样的感慨虽有强作解事的意味，但也可以看出金圣叹内向、冥思、感伤的心理特质。他在中年以后，两度追忆自己这种早熟的内心状态。一为批李商隐《曲江》诗：
某尝忆七岁时，眼窥深井，手持片瓦，欲竟掷下，则念其永无出理，欲且已之，则又笑便无此事。既而循环摩挲，久之久之，瞥地投入，归而大哭。此岂宿生亦尝读此诗之故耶？至今思之，尚为惘然！
《曲江》的名句“天荒地老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为伤逝叹衰的极致语，金圣叹认为自己童年的投石大哭，是类似的情怀。这乍听起来有些风马牛，但细寻思也不无道理。惟其禀赋中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敏感气质，日后才可能在文艺品评中出类拔萃。另一次追忆为批《水浒》时：
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
比起对投瓦下井一事的感慨，“宿生”云云说得显豁，这里则较为含蓄，然对弃瓦与落日的留恋，实为同一心理机制。金圣叹对自己有相当清醒的了解，故称这种感伤心态植根之深，如同“宿生”带来。
他的早熟心理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懵懵懂懂的政治野心。他在晚年评点杜诗时回忆自己儿时的种种“妄想”：
因忆为儿嬉戏时，老人见之，漫无文理，不知其心中无量经营，无边筹画，并非卒然徒然之事。羊车竹马，意中分明国王迎门拥篲，县令负弩前驱；尘饭涂羹，意中分明盛馔变色，菜羹必祭；桐飞剪笏，榆落收钱，意中分明恭己垂裳，绕床阿堵。其为妄想，与前三人有何分别？（《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这里说的“前三人”，指的是刘邦微时羡慕秦始皇，陈胜微时立志“苟富贵”，阮籍感慨自己未生于风云际会之时。了解金圣叹性格中的这一面，对于解释他的一些异于常人或是复杂矛盾的言行，都是大有帮助的。例如青年的急于出名而不择手段，老年时幻想到朝堂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等，都与深隐于心灵中的这一“本我”有关。
金圣叹很早就考中了秀才，但对进一步的功名似乎兴趣不大。他在岁试中与主考官屡开玩笑，以致被黜革。次年改换名字再考再中。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他“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这种夸张的记载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足见金圣叹游戏于科场的举动给后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二十岁前后，金圣叹成了家[5]，旋即做了父亲。他有一子三女。子名雍，字释弓，亦能文。金圣叹对他寄予厚望，称为“读书种子”，五岁时便命其旁听父辈谈话，十岁便以《水浒》为范例给他讲授文法。金雍在“哭庙案”后流放辽东，后曾一度返苏，与刘献廷、尤侗等有来往，并以其父名义编刊《才子尺牍》等[6]。小女名法筵，最受圣叹钟爱，能诗，善书法，嫁沈姓，居城外太湖之滨。圣叹晚年常居其家，遗诗赖其二子而部分保存。
此后十年，金圣叹文名渐盛，狂放之行亦渐多。在崇祯八年前后，他与友人戴云叶、魏良辅等热衷于降神活动。他自称女仙陈夫人附体，用扶乩的方式与各界人物“笔谈”，借以表现自己的诗才与佛学修养。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领略了“女仙”的才情与学识后，深信不疑，不仅与其倡和若干，还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张扬此事。金圣叹还到显宦叶绍袁家中，召请亡灵，并借仙灵之名，宣讲佛理与“才女”观。此时，他已成为有争议人物[7]。
崇祯十四年，金圣叹三十四岁，最后完成了对《水浒传》的评点，在贯华堂主人韩住的资助下，以“贯华堂”的名义刊刻发行，题署《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并造施耐庵的序言一篇冠于卷首。自此，“六才子书”之说及“施著《水浒》”之说皆不胫而走[8]。
此后数年，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圣叹心情甚为矛盾，一方面痛恨贪官污吏及苛税重负，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王朝能起死回生。这种矛盾心态在《微生》、《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癸未秋兴》、《甲申秋兴》等诗中有充分的表现。
明清易代给金圣叹以双重的打击。亲友流离伤亡，经济日见困窘，于是心理上更增幻灭无常之感，而“绝意仕进”。他对新朝的态度较为复杂。开始，他以陶渊明自比，取消极不合作的姿态。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一政治现实，对循吏美政赞颂之，对墨吏苛政抨击之，而民族情绪渐从诗文中消失。这一变化过程，从《休问》、《题渊明抚孤松图》、《徐庆公生日》、《王子文生日》、《赠夏广文》、《下车行》等诗作的比较可以清楚看到。
清初十余年间，他先后研究了文字学、易学与佛学，同时继续对“才子书”进行评点。他的评点工作完全是即兴式的。友人徐增描述其状道：
（圣叹）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又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稍暇，又不耐烦。或兴至评书，奋笔如风，一日可得一二卷。多逾三日，则兴渐阑，酒人拉之去矣。（《才子必读书序》）
故此，他的“半成品”颇多。《西厢记诸宫调》评点了将近一半，被同学诸友借去传阅，竟散失无存[9]。第一、第二、第三“才子书”也只有片言只语留传下来。
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完成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又以“贯华堂”名义刊行[10]。这部书得到了同时代的戏剧理论大师李渔的高度评价。
此后，他编纂、评点了《才子程墨》、《小题才子》。这属于科举考试的“范文点评”一类。金圣叹津津有味地做这些事情，既有以笔代耕的味道（其书在他身后付梓上市），也是和他对子侄辈进行的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正如其《小题才子书序》所言：
去年高秋无事，自督诸子弟甥侄，读书学士堂中。每逢三六九日，即依大例，出《四书》题二，观其揣摩，以验得失……因不得已，搜括宿肠，寻余旧日所暗诵者，凡得文百五十首，茫茫苍苍，手自书写……人共传抄，各习一本，仍其名曰《才子书》。
嗟乎，此非余一人之私言，是为天下之父兄之所同欲得言。昔者，吾父兄盖时时苦为余言，而余当时褎然懵然，实不解为何言。今则余不幸，亦既忝为父兄，而因即以吾先父兄之言，殷勤与汝言也。夫余之言则既尽乎是矣，汝设不解，而褎然懵然亦犹如余之昔者，则汝他日，谅亦不能免于为人父兄，其有不拊心流泪，重有痛于斯言也哉！
这段话写于顺治十四年，距离金圣叹罹难只有五年的时间，因而是研究金氏晚年思想、生活的重要材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一、金圣叹年轻时虽然游戏科场，但还是在应试写作方面下过相当的功夫，加上聪颖过人，故对八股文的技巧颇有心得。
二、晚年的金圣叹，已不再是一味狂放不羁。对于后代的成长，他更希望他们有一条顺应社会的人生之路——因此，这位当年的狂生甚至自我否定，对年轻时的轻狂行为作出忏悔。
三、清代文学中，类似“辜负天恩祖德、父兄教诲”的话题出现了一系列作品，金氏这番言论得风气之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红楼梦》、《浮生六记》都有典型的表述，倘联系起来作专题性研究当有所发现。）
四、金圣叹一生既放弃了科举，便把大量精力放到了家庭教育上。而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都有鲜明的个性——既曾以《水浒传》为教材，又注重八股文的技巧传授，同时还把自己独特的诗学见解当做教育内容。
此后，圣叹的兴趣向诗文方面转移。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格律诗理论——“律诗分解”说，即将一首律诗看做上解与下解两部分，每解四句。其初衷正如同时代人张芳所揭示：“可破世人专讲中四句之陋说”，以及“王李一派恶套诗”。此说虽有少数附和者，但遭到了多数人的非议[11]，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腰斩唐诗”，金氏被斩首是这一邪说招来的报应。当然，金圣叹本人是十分认真而虔诚的（金圣叹只有在论诗评文、教育子侄时才是彻里彻外虔诚的）。为宣扬己说，他给朋友们写了大量书信，百般设譬，巧为阐说。这些书信日后被金雍辑为《鱼庭闻贯》刊出。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虽为衰老与疾病所苦，却激发了诗文批评的热情。他一再对友朋谈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自前冬一病百日，通身竟成颓唐。因而自念：人生世间，乃如弱草，春露秋霜，宁有多日！脱遂奄然终没，将细草犹复稍留根荄，而人顾反无复存遗耶？用是不计荒鄙，意欲尽取狂臆所曾及者，辄将不复拣择，与天下之人一作倾倒。（《葭秋堂诗序》[12]）
诚得天假弟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答王道树学伊》）
弟行年向暮，住世有几……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余弟皆不惜。（《与任升之炅》）
他一度集中精力从事杜诗的评点，准备尽快把“第四才子书”完成付梓。不过，中间又插入了为金雍讲解唐人律诗之事，两个月共讲六百余首。金圣叹携金雍的笔录稿到太湖之滨的女儿法筵家中，潜心整理，终于完成了《选批唐才子诗》。且于庚子（顺治十七年，时圣叹五十三岁）付梓[13]。至于“第四才子书”，则终未如愿。其族兄金昌在其身后搜罗遗稿，得到近二百首，以《唱经堂杜诗解》的书名刊行，仅能“面目略备”而已。
大约在易代前后，金圣叹为了指导金雍等写作古文，还选评过《左传》、《国策》等范文一百余篇，称为《才子必读书》，“久欲刻布请正，苦因丧乱，家贫无资”，迁延未就。顺治末，他对旧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删去了《公羊传》、《谷梁传》、《庄子》、《离骚》的选篇，增加了较多的后世篇章，共计三百五十二篇。此书完稿于庚子，然未于圣叹生前付梓。
五十四岁，金圣叹带着“只惜胸前几本书”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二
纵观金圣叹的一生，可知之行迹相当简单，而烟云模糊之处却颇为不少。拈其大端，首先是姓名问题。
排比古今有关记载，主要有以下说法：
一、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曾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二、《痛史》本《哭庙纪略》：“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金人瑞名……”
三、《甲申朝事小纪》本《哭庙纪略》：“金圣叹，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下科试，顶张人瑞名……”
四、无名氏《辛丑纪闻》：“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庠姓张，原名采，字若采……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
五、尤侗《金圣叹传》：“……原名喟，字若采，相传先生之父供孔子像，忽闻像上起喟叹，而先生适生，因命名曰圣叹云。”
六、王应奎《柳南随笔》：“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
七、蔡丏因《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长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圣叹……客复问‘圣叹’二字何义。曰：‘予名喟，圣叹即喟然叹之意。《论语》中有二喟然叹，在颜渊则为叹圣，在曾点则为圣叹。春风沂水，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八、《沉吟楼诗选·出版说明》：“人瑞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以岁试文怪诞不经黜革，及科试，又顶金人瑞名就试……”
九、《中国历代文论选》：“金人瑞，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字圣叹，明亡后更名人瑞。”
十、何满子《金圣叹评传》：“金圣叹厌恶平凡，喜欢标新立异，巧立名目……他自己的名字，就变换过多次，先名采，字若采；后来改名金人瑞；最后改为喟，字圣叹。”
如是等等，还有一些，不再枚举。如此五花八门的姓、名、字、号，实不多见。稍加辨正梳理，不仅为介绍传主所必需，而且可以认识金圣叹某些性格侧面。今先辨其姓。
姓的问题在于“金”之外又有“张”说，“张”说中又有“本姓张”、“庠姓张”及暂冒张姓三种看法，其中以“张采改姓名为金喟”之说最为彻底。
笔者的观点是：金圣叹自始至终姓金，既无易姓之事，更与张采无涉。
这一点，陈登原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已经指出过，理由是：金圣叹族兄为金昌，可见其本姓金；乾隆年间，娄县有张若采其人，“娄县与吴县不远，乾隆与顺治亦不远，当不容有第二人焉。”关于金昌之说，不失为一硬证，而张若采之说，则实未中肯綮。张采与张若采本非同名，且乾隆后期距顺治百有余年（张若采，字谷漪，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不容有第二人”的推论难以成立。张姓说在半个世纪后仍有相当的影响，与登原先生辨之未彻亦或有关。今承其说，再补充之。
首先证明圣叹确系金门子孙，理由有四：
其一，为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略云：“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今九年矣……卟所凭者，金生采。”钱谦益与金圣叹这次交往并非草草，当时与之倡和有七律十首，事后又作《记》一篇，《初学集》中凡四次言及，《列朝诗集小传》亦再次提到。而《记》中提到的戴生、魏生皆可在《沉吟楼诗选》、《鱼庭闻贯》中得到印证。足见钱文为可资征信的材料。天启丁卯，圣叹年甫弱冠，既称“降于金氏之卟”，可知圣叹本为金门子孙，而非日后易姓。
其二，为《鱼庭闻贯》。此乃金雍所辑的圣叹尺牍，每则后有金雍所加小注，如“与家伯长文昌”、“与家叔若水丽”、“与叔祖正士佶”、“答家叔胜私希仁”、“与家叔若水及舍弟释颜”等。以《叙第四才子书》题款相证，“家伯长文昌”即金昌。而由称谓推论，“叔祖”、“家叔”等皆为金氏一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丽字若水，与“金采，字若采”名、字皆成序；而其子“释颜”又与金雍之字“释弓”成序，当为圣叹至近之堂兄弟。圣叹“金”姓族人正多，足证“本姓张”之无稽。
其三，《苏州府志》、《吴县志》之艺文考皆称：“金彩，贯华堂集。”《吴县志》冢墓条称：“文学金人瑞墓。”于姓氏均无异词。
其四，举凡康熙年间笔记杂谈，皆直书金圣叹或金人瑞，并无张姓之说。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钞》与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前者在圣叹被难不久编成于江宁，耳目所及，称“金人瑞，字圣叹，一名彩”。后者为圣叹崇拜者，专程访求遗迹，为之作传，于姓氏必然郑重。这些材料比起百余年后方兴的“张姓”说，自然要可靠得多。
其次，辨析“张姓”说之源起。
以金采为张采，实为年代渐远，道路传闻之误。张采非但实有其人，且与圣叹同时、同郡，性情、际遇亦有相类之处：
张采，苏州太仓人，为复社领袖，与张溥齐名，世称“娄东二张”。《小腆纪传》云：“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辄面斥之。”圣叹则“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菽园赘谈》）“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金圣叹先生传》）张采与金采皆有口无遮拦之累，且皆由口舌树敌，种下祸根，此相淆种因之一也。
《研堂见闻杂记》记张采之死甚详，他死于衙役恶棍之手，“是时州守朱公犹在治所，素与张公不协，因公屡发其恶，心不平，无以报，于此不无颐指之意，故一时行凶，皆衙恶……遂有‘豪宦张采既死，诸人不得更乱’一示。”而金圣叹亦抨击暴政而得祸。张采死于朱姓州守之手，金采死于朱姓巡抚之手，年代稍远便易混同。此相淆种因之二也。
张采有《两汉文选》行世，署名“苏州太仓张采”。该书选文四十卷，间有批注、按语。百余年后，金氏各种评点、选编书籍风行于世。世人但知苏州有金采以批点、选辑名世，遂张冠而金戴，当不无可能。此相淆种因之三也。
刘献廷，“生平极许可金圣叹”[14]，且为圣叹选订《沉吟楼诗选》。他乃圣叹私淑弟子，则广为人知。其《广阳杂记》有“张采曰：周礼冬官之亡，不尽系秦禁”云云。后人知之不确，由此而生误会，亦有可能。此相淆种因之四也。
要之，与金采同时同郡，且又同名者，确有一“张采”，而二人又有数端相合、相近之处。金采适有改名之举，后人由更名臆及改姓，恰又有张采某些行迹尚存，拍之恰合，于是便有了“本姓张”之说。
此说最早见于《哭庙纪略》，而刊于嘉庆己卯的白鹿山房《丛刻三种》本与刊于道光庚寅的《甲申朝事小纪》本略有不同（《痛史》录自白鹿山房本）。稍后则见于晚清的《辛丑纪闻》。相比照之下，可以看出，三者绝大部分内容相同，所不同之处则在个别文字方面。由白鹿山房本略事删削而成《小纪》本，删削、润饰而后更名，是为《辛丑纪闻》。比勘之下不难发现演变痕迹。明乎此，便找到了“庠姓张”的来由。原来，白鹿山房本《纪略》的行文为“庠生，姓张”。而《纪闻》漏脱一个“生”字，成为“庠姓张”。后人遂于“本姓张”之外，又生“庠姓张”一说[15]。
综上所述，“张姓”说实为年代久远的误会。初缘张采与金采之相淆，遂生“本姓张”之说；后由抄刻脱漏，又生“庠姓张”之说，以致金圣叹的姓氏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疑云重重。
当然，之所以如此，又与金圣叹纷乱的名、字、号情况有关。综合各家记载，金氏名采，又名人瑞（人瑞为所更名），字若采，则大半无异议。问题集中在三方面：一、有无“金喟”之名？如果有，是初名还是最后一次的改定名？二、“圣叹”是字是号？是否为鼎革后更名改号的新字号？其义如何？三、“人瑞”系何时、为何而改？
先辨“金喟”说。检点有关材料，此说问世不早于晚清。所谓尤侗的《金圣叹传》见于《陈眉公、金圣叹才子尺牍》，此书为民国七年上海求古斋书帖社石印本。卷首有署名尤侗的序，称“陈徵君眉公、金先生圣叹辑著尺牍各一编，一以富浅人之贫，一以增深人之慧”云云，而其实只不过是些一般的尺牍程式，绝无“深慧”可言。书中题款又变为“金人瑞圣叹氏鉴定，男雍释弓撰”。且此书不见于金氏著作的任何目录中，故为托名无疑。另外，尤侗在《艮斋杂记》中对金圣叹多有诋抑，与此口吻大异。故尤传不足据。提到“金喟”的另两种材料是《辛丑纪闻》与《清代七百名人传》，亦均为清末民初之作[16]。至于清中叶以前，特别是金氏亲朋好友的著述中，从无“金喟”之说。因而，金圣叹并无“喟”之一名，自然也就不存在“喟”为本名还是最后定名的问题了。
此讹传之由来在于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传》中解释“圣叹”时，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云云，遂启后人联想之端。而蔡丏因《名人传》则以非史家应有之态度，“事为文料”，想当然地杜撰出金圣叹自述“予名喟，圣叹即喟然叹之意”。
实际上，金圣叹自述语出自赵时揖《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廖《传》当出于此。
有人据此认为，“以圣人自拟，就是他自名喟，字圣叹的原因。”实属误解。以“圣叹”为号，确实反映出一种志趣，但不是简单地“做圣人”，而是有着深刻思想背景的人生选择。
廖《传》云，“圣叹”为鼎革后与“人瑞”一起所更改的字与名，亦不确。金氏自号“圣叹”为明代之事。《沉吟楼诗选》之《赠顾君猷》：“今年甲申方初春……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第五才子书·序一》：“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第五才子书》批语中亦不罕见，如二十二回：“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岂虚誉哉！”“独以”云云，说明这条批语系“六才子书”之说尚未形成时所作。那么，金氏自号“圣叹”当在二三十岁间。
“圣叹”的出典，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为《论语》的“侍坐”一则。孔子命弟子们“各言其志”，曾点乃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对这段文字的阐释，是理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王学与朱学在此有明显分歧。王阳明赞赏曾点，认为这种洒落的人生态度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并以此对抗朱熹所提倡的“兢兢业业”的敬畏人生。其赠夏东岩诗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而夏为程朱信徒，答诗便针锋相对：“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以说，高扬“曾点之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重视主体的生命价值，追求洒落适性的人生境界，而背离道学家拘谨敬畏的人生模式；也就是王阳明所肯定的“狂者胸次”。金圣叹之自号圣叹，正是取义于此，表明了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邵悟非所云“此先生自以为狂也”之“狂”，指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狂”到以圣人自居。金圣叹《王子文生日》诗：“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以行春之曾点与饮酒之陶潜同为人生楷模，着眼点亦在洒落疏狂上。
圣叹以此为号，纯属明志之举，既非与“人瑞”相配之字，亦非与“喟”相配之字。后人因疑“圣叹”与“人瑞”之不相关，转造出“名喟”一说，与事实相去更远。金昌为圣叹兄弟兼学友，其号为“圣瑗”，亦可证“圣叹”非字。
至于“人瑞”之名，当为革除生员后，再度应试时所改。查《吴县志》，县境内有两座“人瑞坊”，均为明后期彰显百岁老人而立。故知此名实为临场应试，随意而起，甚至带有几分游戏味道。明清易鼎，金圣叹虽对新朝有所抵制，但远非矢志孤忠之遗民（详见第七章）。故“因鼎革而更名”之说不仅证据不足，且与金圣叹思想状况不合。
总而言之，金某原名采，字若采，二三十岁间别号圣叹，且因科考而更名人瑞。“张姓”、“名喟，字圣叹”、“因鼎革更名”诸说皆为讹传，一概可以廓清之。
[1] 据《吴县志》，憩桥巷“兼隶长洲县”，故金圣叹事迹载于《吴县志》。
[2] 此据《葭秋堂诗序》之“弟年五十有三矣”云云推出。陈登原先生曾据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推算为万历三十四年，不确。
[3] 何满子先生《金圣叹评传》以“境哥”为其兄弟班行，误。《沉吟楼诗选》有《喜见境哥》、《境智二童子》等，“境哥”当为某甥侄之昵称。
[4] 见《第五才子书·序三》。
[5] 此据《第五才子书·序三》。序作于崇祯十四年，时金圣叹三十四岁，而其子释弓十岁。
[6] 据凌纯生《东北通古斯族调查报告》（1930年6月22日《新闻报》），今宁安东北有金家窝棚，即金圣叹妻子流放地。又据笔者调查了解，康熙十年、十五年，宁古塔副都统、将军先后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对遣戍者管束放松，金雍携眷南逃，落户于辽宁，改姓为李，子孙分为三支，世代相传此事。
[7] 参见《天台泐法师灵异记》及《列朝诗集小传》。详情见第四章。
[8] 据《第五才子书》之序，金氏“六才子”最初无“王西厢”，而为“董西厢”。且日后确曾着手评过“董西厢”。至于何时以王代董，尚无准确材料可考。
[9] 徐增《才子必读书序》：“《董西厢》评十之四五，散于同学箧中，皆未成书。”
[10] 或曰此书从未以“贯华堂”名义刊行，不确。现存《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原刊本。
[11] 金圣叹《葭秋堂诗序》：“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
[12] 此虽题“诗序”，实为致嵇永仁之书信。
[13] 徐增《才子必读书序》称“己亥刻《唐才子书》”，不确。此据《葭秋堂诗序》。
[14] 全祖望《刘继庄传》。
[15] 陆林撰文称有更早于此本三十余年的《哭庙》异文，已作“庠姓张”，且称庠姓“极为普遍”。此说虽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考虑到金圣叹生前及身后百余年间并无“张姓”之说，信从这种百余年后的野史笔记，似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
[16] 《辛丑纪闻》出自《哭庙纪略》，已见前文。《哭》初成文于康熙；传抄中多有改动，而改为《辛》则为晚清事。“名喟”乃在此际增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