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文于六经之中
上引《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儒林传》则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则六经（六艺）之文乃儒者所必修之课程，是儒家的专业。《汉书·艺文志》总叙“六艺之文”说：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262]
《乐》是用来和乐神祇的，是希望得到神明爱佑庇护帮助的表示；《诗》是用来规范言辞表达的，是社会准则的实际运用；《礼》是用来指明具体怎样行为的，相关规定都显而易见，所以不需要再作解释；《书》是用来讲给众人听的，从中可以获取统治的办法；《春秋》是用于判断世事之是非的，据其所著之是非行事，必可得到相应的结果。仁、义、礼、知、信，合起来就是“五常之道”；而《易》究天地之本原，是五常之道的根源。“《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意为不能理解《易》，就不能认识世间万物皆属于乾坤阴阳的道理。专治《乐》《诗》《礼》《书》《春秋》中的一经，也就是专门研究五常中的一“道”；而治《易》经，则是探究天地之本原。所以，治经，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研讨仁、义、礼、知、信这五常之性以及天地之原。治经本身并不是目标，研讨经文中所蕴含的五常之道及天地之原，才是目标。那么，汉儒所治六艺又究竟是怎样蕴含着天地之原与五常之道的呢？西汉的儒者又是如何传承、研治这六艺之文的呢？
1．《易》。《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这里说伏羲（宓戏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通达神明的德性，表示世间万物的形态与本质；文王作《周易》，以说明天命之所在，与所当遵行之天道；孔子复作《易传》，则由卜筮之辞，发明其哲理玄义。所以，《易》道之深，是由于其经过三圣（伏羲、文王、孔子）的不断改写，也因为它吸纳了三古（伏羲时代为上古，文王时代为中古，孔子时代为下古）的思想精华。秦虽燔书，但因为《易》为卜筮之书，故不禁，传者不绝。
《易》在西汉时代的传承与研习，据《艺文志》，分为三个阶段：
（1）“汉兴，田何传之。”《汉书·儒林传》称：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263]
商瞿受《易》于孔子，传授给桥庇，后馯臂、周丑、孙虞依次传承，至于田何。田何本为齐人，徙关中杜陵，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四人，四人各著有《易传》数篇。《艺文志》载《王氏》一篇、《易传周氏》二篇、《丁氏》八篇、《服氏》二篇。周王孙所传称为“古义”，或有异于田何所传。丁宽另著《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王同传杨何（杨何即司马谈所从受《易》者，见《太史公自序》），杨何亦著有传，《艺文志》见有《杨氏》二篇。周王孙所传卫人蔡公亦著有传，《艺文志》见有《蔡公》二篇。即墨成、孟但、衡胡、主父偃或亦学于四人。而周霸则为申公弟子，以治《诗》为主，不专治《易》。《易》在秦时未被禁过，故所传皆为今文经。
（2）“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田何所传四弟子中，盖以丁宽之学问最为融汇、通达古义今说，其所传也最广。《汉书·儒林传》说：“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孟、梁丘三家《易》皆列入学官，为博士。《艺文志》录有《易经》十二篇（包括《易经》上下篇和《易传》十篇），施、孟、梁丘三家；另有《章句》，三家各二篇。三家之中，施氏之学传张禹（至丞相）、琅邪鲁伯（官至会稽太守），张禹授淮阳彭宣（官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九卿），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官至常山太守）、琅邪邴丹；张禹、彭宣皆各自名家，称为张、彭之学。孟氏传东海白光、沛郡翟牧，皆为博士，乃分为翟、孟、白三家。孟氏治《易》，多言阴阳灾异。《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孟喜收“好小数书”、“持论巧慧”的蜀人赵宾为徒，说明孟喜本人对小数书也是认同的，其持论大概也以“巧慧”为宗。梁丘贺本出自京房门下，后改事田王孙，亦或颇涉阴阳术数卜筮。《汉书·儒林传》载：
（宣帝时，梁丘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墬，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
皇帝身边有非常之事发生，即召治《易》的梁丘贺筮之，说明梁丘贺当以善于卜筮为称。梁丘贺传子临，临“专行京房法”，传五鹿充宗（官至少府）、王骏（官至御史大夫），充宗著有《略说》三篇，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遂有士孙、邓、衡之学。
京氏之学，则本为别出。《汉书·儒林传》说：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
盖京氏自称其学属于孟氏之学，而孟门弟子翟牧、白生都不承认；至刘向校书，始将之正式从孟氏之学中分出来，单列为京氏之学。然京氏之学与孟氏之学盖颇为相同，皆善谈阴阳灾异，而京氏更重之，所以《儒林传》说京房“以明灾异得幸”。《汉书·京房传》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孟康解释说：“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264]《汉书·艺文志》著录京氏著述二种，《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殷嘉与《艺文志》所记之“段嘉”当为同一人，二者当有一误。《艺文志》录《京氏段嘉》十二篇。
费、高二家，未尝立于学官，仅得传于民间。《汉书·儒林传》说费氏《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氏之学亦无章句，然“专说阴阳灾异”，与京氏大致相同。费、高二家皆晚出，师承不明，又皆无章句，《艺文志》下文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说明费氏所传，盖为古文经。《汉书·艺文志》著录《古五子》十八篇。刘向《别录》称：“所校讐中易传《古五子书》，除复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265]又有《古杂》八十篇。沈钦韩说：“古杂者，盖年代汗漫，虽有其书，莫究其用，亦未知是周太卜所掌与否，故存疑云耳。或杂说古帝王卜筮之事，如汲郡师春，但取《左传》卜筮事为书耳。”则《古五子》《古杂》皆当刘向校书时据民间所传而编定者。很可能本即费、高二家所传。
（3）“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刘向校书所用古文《易经》，来自“中”，即宫内秘府所藏，可能是从秦朝秘府传承下来的（秦未禁《易》，故其内府或藏有古本）。刘向用秘府所藏的古文《易》与施、孟、梁丘三家所传的今文《易》，费氏所传的民间古文《易》相互比勘，发现费氏古文《易》与秘府古文《易》大致相同，乃参合诸本，重新写定施、孟、梁丘三家《易》。这是汉代《易》学的集大成者，是将以前学官《易》学、民间《易》学及秘府未得传承的《易》汇校整理，而《汉书·艺文志》所记诸家著述，也应当是这次整理的结果。
2．《书》。《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按照这里的说法，《书》的源头可以上溯至河图、洛书，其性质是“古之号令”，用于号令大众的，它本来应当是有具体所指的，如果没有具体的指事，听受的人不明白，就无法实施。姚明辉《汉志注解》说：“古者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凡训诰誓命之文，皆号令也。”总的说来，今见《尚书》之文确多属号令之辞，然也不尽然。《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等二十六篇，都是号令之辞。然《尧典》（包括今本《舜典》）记尧、舜之事，首记尧所行之政，次记尧举舜，命之摄政，及舜摄政后所行之政，终于舜之死。《皋陶谟》记禹、皋陶、伯益之事。《禹贡》专记大禹治水之事，先分述九州，次总叙名山大川，又次记五服贡赋之制。这三篇都以记事为主，非属号令之辞。
这段小序，讲了两个内容。一是汉代今文《尚书》的传承。据上文所引，今文《尚书》出自济南伏生，传之于欧阳生、大小夏侯，共有三家。关于伏生传今文《尚书》，《汉书·儒林传》记载说：
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即晁错——引者）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
颜师古注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则伏生壁藏之古文《尚书》早已丢失，后乃以口说传授，能够背诵出来的只有二十九篇。伏生不会说“正言”（官话），只能让自己的女儿转译；晁错是颍川人，对伏生女儿的“齐式正言”大概也听不太好，只能明其大意。或因为此故，文景之世直到武帝初年，《尚书》只在山东传习。根据伏生口说录写的《尚书》，当然是“今文”。
据《汉书·儒林传》，伏生传欧阳生、张生。《汉书·艺文志》著录《传》四十一篇，当即后世所谓《尚书大传》，据说就是欧阳生、张生等撰集伏生所说大义而成。欧阳生授兒宽，兒宽复授欧阳生之子，欧阳氏世世相传，至欧阳高时立为博士，《尚书》遂有欧阳氏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欧阳说义》二篇，皆当为欧阳氏的学问。欧阳高门下又有林尊，亦得入为博士，并参与石渠阁会议。林尊授平当（官至丞相）、陈翁生（官至信都太傅），于是，欧阳氏门下又分出平、陈之学。欧阳氏之学，或亦颇言灾变。《汉书·平当传》说：“每有灾异，常辄傅经术，言得失。”[266]平当门下鲍宣，言事也颇引灾异。
张生传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族子始昌，始昌传夏侯胜。《汉书·夏侯始昌传》说：“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夏侯胜传》也说：“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则夏侯氏所传，亦颇重阴阳灾异。夏侯胜又传从兄之子建。传称：“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267]故世有大小夏侯之别。夏侯胜之正传为大夏侯，所说简易疏阔，盖从大处着眼，重其大义；所传有周堪、孔霸，周堪授牟卿、许商，孔霸传子光。许商、孔光皆名家，故大夏侯又有孔、许之学。《儒林传》说许商“善为算，著《五行论历》”。《艺文志》著录许商《五行传记》一篇，当即《儒林传》所见之《五行论历》。则许商长于五行历数之学。夏侯建所传则为小夏侯，重在章句，逐字逐句地解释，故受“破碎大道”之讥。《汉书·儒林传》说小夏侯系统的张山拊所传弟子中，山阳张无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说文”；信都秦恭“师法至百万言”；而李寻则“善说灾异”。《汉书·李寻传》说李寻“治《尚书》，与张孺、郑宽中同师。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本传所录李寻言事之辞，即颇以阴阳灾异立说。[268]据此，则知小夏侯之学以章句、说文为宗，亦颇说阴阳，而文字繁芜。其说在西汉末年甚盛，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盖大小夏侯所传解故、章句本当为一，只在口说经义时有所不同，而所据文本或则为一。
二是古文《尚书》的发现与研究。古文《尚书》出自孔壁，孔安国传之。《汉书·儒林传》说：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就是将古文（六国文字）转写为今文（秦系文字）。孔子壁中书自出世之初，即备受质疑，原因也就在这里。然孔安国本《尚书古文经》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安国确实得到过一部古文《尚书》，应当是可以肯定的。《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王先谦说：
四十六卷者，孔安国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共四十五篇，加孔子《序》一篇，为四十六篇，故云四十六卷也。为五十七篇者，据《尚书》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是计卷，若计篇则三十四。……其得多十六篇者……《九共》九篇出八篇，又为二十四篇。以二十四加三十四，为五十八篇。”桓谭《新论》所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是也。云四十五者，除《序》言之也。后又亡其一篇。伪《武成》疏引郑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是也。桓谭没于世祖时，在建武前，《武成》未亡，故云五十八。班氏作《汉书》在显宗时，《武成》已亡，故云五十七也。[269]
其说颇可从。李零先生说：四十六卷是帛书底本，每一篇是一卷；五十七篇是缮写于竹简的校定本，刘向所校初为五十八篇，后亡《武成》篇，故班固所见为五十七篇。亦颇可参照。或者，孔安国由古文转写之今文本即为四十六卷本，刘向则汇合秘府所藏古文本、孔氏古文本及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传今文本，重新编定为五十八篇。所以，西汉时代的《尚书》，应当有二十九篇本（今文）、四十六卷本（由古文转写为今文）与五十八篇本（古文本）三种。
3．《诗》。《汉书·艺文志》说：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诗是用来朗诵的，言志；歌是用来咏唱的，言哀乐之心，即情感。古之王者，遣人采诗，用以观风俗，知得失。所以，诗本身并无刺谏的功用，是王者把它当作谏辞来对待的。汉儒治《诗》者，有鲁、齐、韩三家，为今文，号“三家《诗》”，得列入学官；毛公之学，则为古文，不入学官。
（1）鲁《诗》。鲁诗传自鲁人申公。《汉书·儒林传》说：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
训故，又作训诂，就是把古时的读音转换为今语。盖申公从浮丘伯受《诗》，还是用古语读的；到了汉代，人们已听不明白古语，所以申公把古语转换成“今语”，才能传授给弟子们。“亡传”，颜师古注称：“口说其指，不为解说其传。”这里的“传”，是在此之前就已存在的解说《诗》的传。这是说申公只教怎么读《诗》，而不教已有的解《诗》的传。“疑者则阙，弗传。”这里的“传”，意为解释。意思是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申公也不加解释，更不作进一步阐发，就让疑问留在那里。换言之，申公既不“传”经，也不“说”经，只是“读”经。
申公弟子甚多，孔安国、周霸、夏宽、鲁赐、缪生、徐偃、阙门庆忌等皆官至守相，传其学最佳者则有瑕丘江公、鲁许生等。江公、许生共传韦贤，贤传子玄成，玄成与兄子赏共以《诗》教授哀帝，贤、玄成并为丞相，故鲁《诗》有韦氏学。《汉书·韦贤传》说：“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270]本传录其所撰诗数首，皆为四言，盖仿《诗经》而作。如第一首：
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诶厥生，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271]
观其行文用词，颇似仿写《诗·颂》而来。韦玄成亦以能诗为称，本传说他“守成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我揣测申公传鲁《诗》，或多教以诗文，故门下弟子，特别是韦氏之学，多能做诗，而不以解义、释传为长。不仅如此，申公所教鲁《诗》，当仍教其歌，即用“今言”唱《诗》。《汉书·儒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诏除王式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逿墬。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
江公是申公的弟子，王式是许公的弟子，比江公低了一辈，所以江公要压一压王式的风头。他让学官中的诸生唱《骊驹》之诗以羞辱王式，并暗示他是学官的“客”，应识趣离开。《骊驹》，服虔注：“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说：“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王式大概是一位迂腐的夫子，竟然去纠正江公，说：今日诸君为主人，时候尚早，不当歌《骊驹》，而应当歌《客毋庸归》。这说明，学官里的诸生（江公门下的弟子，也是学鲁《诗》的），是要学习《诗》中的各篇并且会咏唱的，而且至少是在一些仪式上，会咏唱部分篇章。
王式门下弟子很有出息，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故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复传许晏，亦入为博士，张氏门下遂分出许氏之学。这样，鲁《诗》遂有韦氏、张氏、唐氏、褚氏、许氏等分支。《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说》二十八卷，《鲁故》二十五卷，皆当为鲁《诗》门下后学弟子所作，不当出于申公及江公、韦贤、王式等较早的弟子。盖鲁《诗》传至后来，亦颇受齐、韩二家之影响，不得不为《诗》作说解。
（2）齐《诗》。齐《诗》传自辕固。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辕固为齐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曾与信奉黄老家言的黄生发生争论，主汤武受命说；又曾得罪窦太后，窦太后使之入猪圈击彘。其门下弟子多为齐人，多显贵，而以夏侯始昌为最明。夏侯始昌传《诗》于后苍。《汉书·艺文志》录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后苍授翼奉（官至谏大夫）、萧望之（官至前将军）、匡衡（官至丞相），匡衡传师丹（官至大司空）、伏理（官至高密太傅）、满昌（官至詹事），于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
《汉书·翼奉传》说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本传录其奏言称：“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272]盖以阴阳说《诗》，或以《诗》说阴阳。《汉书·匡衡传》说匡衡善说《诗》，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273]盖旁引史事近习，以浅俗俚语以解《诗》。揣测齐《诗》颇多用世之意，得所谓《诗》为谏书之意旨。《艺文志》又著录《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不知所传。然《齐杂记》所录，或者即匡衡所说可以“解人颐”的《诗》说之类。若然，则齐《诗》或比较浅显易懂。
（3）韩《诗》。韩《诗》本自韩婴。《汉书·儒林传》说：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
与鲁、齐《诗》不同，韩《诗》大概较多推演、揣测，以释义为胜。韩婴也治《易》，《汉书·艺文志》录有《韩氏（易传）》二篇。据《儒林传》记其后人所言，韩婴治《易》以“深”为称，而治《诗》则没有《易》“深”。所谓“深”，当是指探微寻幽，深究其理，特别是精研作者之本义。韩婴治《易》《诗》，大抵皆循此路径。《汉书·儒林传》说韩婴“精悍，处事分明”，尝与董仲舒论难，仲舒比不过他。盖韩婴精心覃思，能够洞幽察微，论说条理分明，这是长于大处把握、善于建立理论构架的董仲舒所不能及的。《汉书·艺文志》著录《韩故》三十六卷，王先谦说是“韩婴自为本经训故”；《韩内传》四卷（已佚）；《韩外传》六卷，今存本十卷三百一十章，多“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韩说》四十一卷，则当为其徒众所传。据《汉书·儒林传》所记，韩婴传赵子，赵子授蔡谊（官至丞相），谊授食子公与王吉，王吉复授长孙顺，皆为博士，故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徒众甚盛。
（4）毛《诗》。毛《诗》本自毛公。《汉书·儒林传》说：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上引《艺文志》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河间献王即景帝次子德。《汉书》本传说他：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274]
毛公之投附河间王、并得立为博士，当在景帝时。毛公自称所学传自子夏，而河间献王好古，故其所献之书，至少自称是先秦旧书，是古文，但是否本系古文，可能就很难说了，或者是将今文改写为古文而献之，亦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毛公所传的《诗》是古文本（虽然可能是他改定的古文本）。《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当即毛公在河间所传。又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即今《毛传》，则历来有不同看法，一说即赵人毛苌（后人称之为“小毛公”）所传，一说是鲁人毛亨（后人称为“大毛公”）所传（《四库提要》证之）。
4．《礼》。《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颜师古注：“《序卦》之辞也；错，置也。”礼的主要内容，是安排夫妇、父子、君臣间的上下关系。后世帝王为政，或重实务（“质”），或尚繁华（“文”），时加损益；周代制度周密，每事都制定相关规范，所以《周礼》有三百余官，冠、婚、吉、凶等关于威仪的规定三千余条（“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周室衰微，诸侯逾越法度，认为礼约束自己，妨碍自己的作为，都销毁了记载礼的典籍，所以到了孔子时代，礼就已经不齐备了，秦时则彻底予以毁弃。
（1）“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史记·儒林列传》也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之《仪礼》，亦即《艺文志》所著录的《礼经》十七篇，是今文本，后仓、戴氏所传也当是这个本子。高堂生虽然“能言之”，却不会真正地付诸实践，也就是不会真的“演礼”。《史记·儒林列传》说：
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人名——引者）、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容，《汉书》作“颂”，也是“音容”的意思。苏林说：“《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礼容，当即以音容具体表演礼仪。徐生实际上就是仪式的导演或司仪，虽然会演礼，却并不通经。而诸郡国皆设有容史，职能相当于朝廷中的礼官大夫，应当是专门负责司仪的。后来，徐氏门人弟子向可以言《礼》的萧奋学习，做到了既能“言《礼》”，又能“为容”，也就不仅会演，还会讲说了；萧奋也向徐氏门人学“容”，也是既能“言”，又能“容”。
（2）“后仓最明”。徐氏弟子、萧奋虽然已能“言”能“容”，但大抵还没有融会贯通。萧奋传后仓、闾丘卿，后仓能够融会贯通，上引《艺文志》说“后仓最明”，当即指此。《汉书·儒林传》说：“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则后仓说《礼》，颇多发挥、解释。《后氏曲台记》，当即《艺文志》所录《曲台后仓》九篇。如淳解释说：“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汉官》曰：大射于曲台。”晋灼也说：“天子射官也。西京无太学，于此行礼也。”《七略》称：“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仓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275]那么，后仓所记，或以射礼为主。
（3）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说：
（后仓）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大小戴与庆氏三家所传，均出后仓，都只有《礼经》（即今之所谓《仪礼》）十七篇。庆普与大小戴是否著有解释《礼经》的记或说解、章句之类，不能确定。《汉书·艺文志》所录，未见有明载出自三人者。今传大、小戴《礼记》，难以确定即出自大、小戴之手。《艺文志》所著录《（礼）记》百三十一篇，旧说以为即合大戴《记》八十五篇、小戴《记》四十九篇而成，实未必然，前人已颇有论述。然小戴所传桥仁，曾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276]这里的《礼记》，应当就是《艺文志》所见百三十一篇的《（礼）记》。据此，或可推测，当大、小戴时，“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之《礼记》已颇有所出，大、小戴曾做过总结整理、考释，其门下弟子如桥仁更因之而撰写章句。而后世所传之大、小戴《记》，则当是其门人弟子杂采众书而成，并非出自大、小戴之手，但可能与大、小戴当年的整理、讲解存在一定关联。
（4）《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汉书·艺文志》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当即指此。《礼古经》出自鲁淹中（里名），还是孔氏壁中，有不同说法，或以为淹中与孔壁所出，为两种本子，实未必然。据上引《艺文志》，五十六卷《礼古经》，当即合淹中与孔壁所出而成，并非一家所出为五十六卷。实际上，我怀疑这五十六卷《礼古经》也包括了河间献王所得之《周官》等古礼经，是刘向合淹中、孔壁与河间王府三个来源的古文《礼经》而成的。
《礼古经》较之高堂生所传十七篇今文《礼经》，多出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是什么呢？上引《艺文志》说：“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那么，这三十九篇中，应当包括《明堂阴阳》。《艺文志》著录《明堂阴阳》三十三篇，谓其所记为“古明堂之遗事”，应当是古文。我以为《明堂阴阳》应当属于古文经，可能不会是古文记。《北史·牛弘传》录开皇三年（583）牛弘请修立明堂议说：“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277]似乎是把《古文明堂》《王居明堂》等作为礼经。李零先生于《明堂阴阳》之下径加“记”字，或别有所据。三十九篇中“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除《明堂阴阳》之外，还应当包括古文《周官经》六篇。《周官经》即后世所说的《周礼》。李零先生说：
此书是战国人托古讲西周官制的书，《周官》是其本名，王莽始称《周礼》，推崇备至，视如建国大纲（《汉书·王莽传》），后来也叫《周官礼记》（《晋书·荀崧传》）、《周官礼》（《隋书·经籍志》）。……东汉郑玄注《周礼》，此书大行于世，得居三礼之首。[278]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与《周官经》六篇，正为三十九篇。这应当就是《礼古经》中比今文《礼经》多出的三十九篇，二者复单行，故《艺文志》为之别出。
弄清此点之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明堂阴阳说》五篇，就应当是对《礼古经》之《明堂阴阳》的解说，《周官传》则是《周官经》的传，二者皆当为今文。至于《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或者可能是武帝时代好事者造作的古文，未必是古已有之，更非古经。
5．《乐》。乐与诗合，本来就没有经。顾炎武说：
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279]
这里把乐与诗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乐是奏给神明祖考听的，所以起源甚早。它与礼是相辅相与的，后者旨在“安上治民”即确定社会的秩序，前者则是“移风易俗”即改变社会的风俗。周室衰微，礼、乐并坏，乐因为要靠音律来表示节拍，文字不能很好地表达，又被郑、卫之音所扰乱，几乎没有什么留存下来。所以到了汉初，就只有制氏还能记忆雅乐的铿锵鼓舞，却不能阐明其蕴含的大义了。《汉书·礼乐志》也说：“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鼓舞，而不能言其义。”[280]可见，汉初对古乐已不甚了然。
文帝时窦公献乐一事，不甚可信。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说：“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窦公如果自称是魏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时的乐人，到汉文帝时（前180—前157年在位），180岁也还不行。这个故事靠不住。《周官》大宗伯“大司乐”下所记，乃乐师之制，与乐舞之乐并非一事。窦公如果献的是《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应当是《礼古经》的一部分，与其乐人身份无关。
因此，汉代对古乐的研究与仿制，应当是在河间献王刘德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做法，据上引《艺文志》，是根据其所收集来的古本《周官》及诸子关于乐的言论，撰成了《乐记》，并制作、排演了八佾之舞，据说与制氏所说相差不太远。《汉书·礼乐志》载成帝时平当之言，说河间献王刘德将所制的雅乐献给朝廷，当时的“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但“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很少讲论。“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281]河间献王主持制作的古乐大概不怎么样，只是在学官里偶尔演一次，也没有人能讲明白它的意旨，只能听个热闹；而“铿”之声大概也不怎么好听，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河间献王刘德所主持编纂的《乐记》，后来传到了王禹手中，当就是《艺文志》所录《王禹记》二十四篇。
《艺文志》另录有《乐记》二十三篇，据《隋书·经籍志》所说，是刘向校书时在秘府所见而加以整理者，是古文本，未必然，至少证据不足。此种《乐记》，应当是当时所传的今文《礼记》的一部分（第十九篇），太史公已得见之，《史记·乐书》中即有大段抄写（今本《史记》卷二四《乐书》“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之下，大抵皆抄自《乐记》）。张守节《正义》说：
《乐书》者，犹《乐记》也，郑玄云以其记乐之义也。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十一篇者，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之，亦略有分焉。刘向校书，得《乐书》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惟有十一篇，其名犹存也。[282]
《史记·乐书》与《乐记》之关系，甚为明确。而太史公所见《乐记》，又绝不可能是河间王府所造之《乐记》（《王禹记》）。故刘向所删定之《乐记》，必即太史公所见者，应属今文。
《汉书·艺文志》另著录《雅琴赵氏》七篇，原注称赵氏“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师氏》八篇，原注谓师氏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之后；《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原注称龙氏名德，梁人。颜师古说：“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雅琴”，当作“正琴”解。三家《雅琴》，可能都是琴谱，是宣帝时在丞相魏相主持下，从民间征集来的。其中应当有很多古曲，“古典音乐”，只是汉人可能已很少人能据谱操琴演奏了。《艺文志》著录的《雅歌诗》四篇，也应当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
6．《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出自孔子，自来无异议。《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春秋》的来源，是在古史记事，盖记事必编年以为序，年内则分为春、夏、秋、冬四时，因所记多为大事，无须也不可能细致到月、日，而古之大事祀与戎，又多在春、秋二季，故以“春秋”综括所编之大事记（编年记）。以“春秋”名史，非自孔子始，此前即当有之，亦非止一种。“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出自《论语》。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意思是夏、殷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杞、宋二国之制不足以取以为证，以其典籍、人才均不足之故也。典籍、人才如果足够，我就可以取之以证我之所言。这里引用此句，用以解释孔子删定《春秋》，何以以鲁之国史为底本，而并不上溯至殷、夏。此处说孔子删定《春秋》与左氏作《传》，几乎是在同时，历来有不同看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283]
所说较上引《汉书·艺文志》所言，更为恰当。然《左传》本不释《春秋》经，太史公与班固说得都非常明白。当其时，《春秋》与《左氏传》各别为一书，分别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当即单行之古文《春秋》经；《（春秋）经》十一卷，原注称“公羊、穀梁各一家”，则是公羊、穀梁分别传承的今文《春秋》经；《左氏传》三十卷，据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说，是北平侯张苍所献，可能是民间所传的古文本。
《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原注：“公羊子，齐人。”公羊子，即公羊高。据说公羊高出自子夏之门，后世世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遂得成书。其所传之《春秋》经，即为今文；《传》亦为今文。据《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胡母生门下弟子，有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授孟卿、眭孟。眭孟授严彭祖、颜安乐，于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颜安乐又授冷丰、任公，颜家遂有冷、任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皆当出自颜安乐等人之手。而公羊一系最著名的大师，自当推董仲舒无疑。《汉书·儒林传》说，武帝时，董仲舒曾与传习《穀梁传》的江公讨论《春秋》经义，江公说不过仲舒。“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其后世相传，徒众繁盛，官至卿相守令者尤多。所以，《春秋》公羊学，乃西汉时代的显学。
《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篇，原注：“穀梁子，鲁人。”穀梁子的名字，有喜、赤、嘉、寘、俶等不同说法，说明《穀梁传》最初也是口耳相传，非成于一人之手，后来才由传其学者录于竹帛，纂成一书。据说，荀子曾经问学穀梁子，得传《穀梁传》；荀子传浮丘伯，浮丘伯传申公。这个传承世系大概靠不住。总而言之，到了汉初，是鲁人申公传授《穀梁传》。申公传江公，江公传荣广、皓星公；荣广与公羊大师眭孟论说，数困之，争取到很多人来学习《穀梁传》，其中以蔡千秋学得最好。《汉书·儒林传》说：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上悯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
这是穀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穀梁学因之而得与公羊学并重。《汉书·儒林传》记载了甘露三年（前51）石渠阁会议上公羊、穀梁之学的争论：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石渠阁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评定公羊、穀梁的同异，会议决定更崇穀梁，列入博士，得与公羊并立。换言之，西汉时治《春秋》者，在宣帝以前，以公羊为重；甘露以后，公羊、穀梁并重。
上述六艺，除《乐》甚少有人研治外，其余五经，大抵皆有儒生专门学习研究。《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由于学经与利禄联系在一起，所以学者越来越多，经说也越来越多，遂分门别派，枝叶繁盛。然经既已成为专门之学，则不免越来越支离破碎，学者专研一经，虽然深入，却往往不能得其大义主旨。《汉书·艺文志》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这样的学问，离开治学的本旨，是越来越远了。
[262]《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23页。本节下文所引《汉书·艺文志》，不再一一注出页码。
[26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97页。本节以下所引《汉书·儒林传》，不再一一注出页码。
[264]《汉书》卷七五《京房传》，第3160页。
[265]《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经典》，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重印本，第499页。
[266]《汉书》卷七一《平当传》，第3048页。
[267]《汉书》卷七五《夏侯尚始传》《夏侯胜传》，第3154—3159页。
[268]《汉书》卷七五《李寻传》，第3179页。
[269]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卷三〇《艺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08—2909页。
[270]《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07页。
[271]《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01页。
[272]《汉书》卷七五《翼奉传》，第3167、3173页。
[273]《汉书》卷八一《师丹传》，第3331页。
[274]《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德传》，第2410页。
[275]《六臣注文选》卷六〇，任彦昇《南徐州南兰陵郡县都乡中都里萧公年三十五行状》“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句下李善注引《七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1107页。
[276]《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第1695页。
[277]《北史》卷七二《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6页。
[278]李零：《兰台万卷》，第36页。
[279]《日知录集释》卷五，《乐章》，第287页。
[280]《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3页。
[281]《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1—1072页。
[282]《史记》卷二四《乐书》，第1175页。
[283]《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09—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