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意于仁义之际

在上引《史记·游侠列传》中，太史公是把儒与侠并列的，认为“儒”往往根据自己的学说（“文”），对现行的国家法律制度持批评态度。那么，“儒”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汉书·艺文志》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249]

“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是儒家最初的职守。“游文于六经之中”，即精研六经，以六经作为为文的依据，这是儒生以六经为业。六经，即易、礼、乐、诗、书、春秋等六艺。《汉书·儒林传》：“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250]也说古之儒者是博学六艺之文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颜师古注：“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遵修之，文王、武王为明法，又师尊仲尼之道。”“留意于仁义之际”，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留意，当作“专心注意”解；仁义之际，谓在仁、义之间，亦即仁、义相会的领域。“留意于仁义之际”，即心意都放在仁、义相会合的领域，也就是将仁爱之心付诸实践的可行之道。据此，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儒家：儒起源于掌理教化的司徒之官（这并非历史事实，在此不论），其最初的职责是协助人君了解、认识自然及其变化的法则，建立符合自然法则的人间社会，向大众宣讲明示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法则与道德伦理规范，使他们响应遵守。其专长是博通六经，知识丰富；其学说的主要特征是奉尧舜为始祖，以周文王、武王的制度言行作为效法、治世的榜样与原则，而以孔子所言作为其学说论述的主要根据。其思想核心则在仁义之际，也就是如何将人的仁爱之心落实到具体的可行性实践中去。

那么，儒者所留意的“仁义之际”，又有怎样的具体内涵呢？他们又是如何“留意”呢？《史记·儒林列传》起首说：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251]

“周室衰而《关雎》作”，是以《关雎》作为讽谏之诗。张超（子并）《诮青衣赋》：“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但愿周公，好以窈窕，防微诮渐，讽喻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252]是以《关雎》为刺诗。盖以《关雎》之作，缘于周康王之晚起，哀周室之将衰，其所表达的，是对周王朝命运的担忧。幽厉，指周幽王、厉王。厉王在前，如以时间先后言，当作“厉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是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乃因缘于对“王路废”的悲悯。“王路”，当即“王道”，与“邪道”相对而异辞。仲尼干七十余君，是因悲悯之念而欲行之于世；“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非谓期月可致大同，仅谓期月即可使“我”的意图得到展示。“吾道穷矣”，是说“我”的济世之途走到尽头了。所以，以《春秋》当王法，也是寄托孔子经世之志的方式。《汉书·儒林传》说得更明白：

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53]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出自《论语》。凤鸟、河图皆有道王者的祥瑞，今皆不得见，“我的理想、抱负只能付诸流水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见《论语》，意为文王已没久矣，文王之世还能再现吗？“答礼行谊”：如有问礼者，则为应答而申明应当如何行事方为合宜（义），以明礼义于天下。“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亦出自《论语》，原文作：“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意思是：尧作为君主，顺天行事，以自然的法则作为治世的法则，百姓从不感到束缚，所以也无从称道其德政究竟有多么好；其所成就的功业（“成功”）固然盛大，而他所确立的礼乐法度（“文章”）则更为光辉灿烂，昭示后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出自《论语》。《汉书·礼乐志》说：“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54]二代，指夏、商；文，指礼乐法度。“举十二公行事”，指《春秋》记述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凡十二公在位期间所发生的大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是说用文王、武王的道作为标准，决定取舍，断其是非正误，以期建立起尊奉一个天王的礼法制度。“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意思是通过叙述“近圣”的事迹，以期重建“先王”的礼乐教化。所以下文引《论语》之辞，说是“述而不作”，即只是叙述古之圣人的事迹与做法，而并不重新创制。“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亦出自《论语》，大意谓：下学人事，上达天命；所行所言，皆合乎天意，所以真正了解我的想法的，大概只有上天了。

大致理解了这两段《儒林传》的叙文之后，我们对儒者所“留意”的“仁义之际”之内涵，也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儒家之仁义，盖发端于对世道人心的悲悯情怀，睹世道衰微、人心浇漓，起而思拯救之道，这就是仁，是对世道苍生的关爱之念、爱护之心；义，则是可行的办法。那么，仁义之际，就是秉持仁爱之心，起而行之，实际做起来，将对世人苍生的爱付诸行动。那么，哪些行动是可行的呢？就孔子通过自己的言行所树立的儒家标准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奔波于各地，答礼行谊，也就是亲身践行礼义，并宣明教化，以启迪世人。二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也就是编集文献，整理、规范有关礼乐制度，提出具体可行的制度体系，俾世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礼可行，并为后世提供榜样、范本。太史公述及其作《孔子世家》之缘起，谓：“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255]强调的也是孔子在制作礼乐制度方面的贡献。三是下学人事，上达天命，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以洞识幽冥，认知宇宙，并最终把握人的命运。孔子晚而喜《易》，曾说过，“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56]，其根本意旨就在这里。太史公说：“《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257]孔子晚年，应当算得上是“通人达才”了。

“仁义之际”的三个具体方面，第三个方面非“通人达才”不能及，第二方面又非大儒所不能为，故普通儒者，所能行者，主要在第一方面，即奔走四方，答礼行谊，宣明礼乐教化，并身体力行，以期发扬光大仁义之道。《史记·儒林列传》说：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258]

子路、子张之徒，散游诸侯，或为王者师，或仕至卿相，或友教士大夫，都是与孔子当年“应聘诸侯，答礼行谊”一样，践行儒家之道，“留意于仁义之际”。至陈涉揭竿而起，称王立楚，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而孔子八世孙孔甲为陈涉博士，后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太史公回答说：“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不仅如此。当乱离之世，诸儒于世于己，皆亟需寻觅生存之道，且陈涉起于匹夫，正可得而教之以行儒家所倡之道也。汉兴，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纷纷投靠并不礼儒、更不好儒的刘邦，除生存所需之外，也不无借新兴的汉政权，以行其理想中的仁义之道的意味。“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贾谊、公孙弘之用世，固然有复杂的背景，但也是二人主动的选择。

武帝之重儒，根本意图也是利用儒家明于礼法、善于教化的长处。元朔四年（前125）六月，武帝诏书说：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259]

方闻之士，谓方正博闻之士，即所谓贤良、文学；“举遗兴礼”，颜师古注：“举遗逸之文而兴礼学。”武帝之所以重视儒生，也是强调儒生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崇乡党之化的职能，是希望借助儒生的力量，重建社会伦理与秩序。公孙弘在应诏的上书中说：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260]

这也是把劝学与兴礼联系在一起，认为劝学是为了兴礼，而兴礼则是为了行教化、致太平。所以，可以相信，武帝时所兴起的各级学校，主要是学习“礼”的。在下文中，公孙弘还提到：治礼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学、习礼义者而为之，应当得到特殊照顾；应选择可通一艺的百石之吏，补为左右内史和大行的卒史，以及各郡的卒史，也就是鼓励士吏学习礼义。因此之故，此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孟子、荀子之列的行为贡献，则主要是在第二、第三个方面，“留意于仁义之际”，也就是主要从事制度建设和学术研究。太史公说：“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荀于孔子之学的发扬光大，正是在礼、义方面多所发挥，而且在制度设计与构想上也多有独到之处，故卓然成为大师，又非七十二子之可比。在上引元朔四年武帝诏书中，也要求“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亦即要求儒生努力学习，共同讲求研讨不同的学说，收集遗存的礼乐旧章，制定出可行的礼乐制度，以供天下学习、奉行。这里强调的，也是儒者的第二方面功能或致用之途。在西汉群儒中，在第二、第三方面发挥作用、做出重要贡献的，则首推董仲舒。

我们注意到，儒者在上述三方面努力的核心，实际上是礼乐制度与伦理教化，前者是礼制，后者是“行礼”，所以又可归结到“礼”一个字上。换言之，将“仁”与“义”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以仁爱之心行可行当行之事，最为可行、亦最为当行的事，就是“礼”。也就是说，礼介于仁与义之间，正处于仁义之际。因此，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最根本性的内容，就是礼。

这样，儒即集仁、义、礼于一身，仁是心中的慈爱宽仁之念，义是行事的准则，礼则是行事的规范。儒者所持的根本在于仁，其论事行为的基本准则是义，经世致用的社会政治目标与手段则是礼。仁存乎心中，义表于人伦（只能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才能得到显现），可持而传授且行之于世者，则是礼。

因此，汉代儒生学习的基础性课程，应当是礼。如唐长宾、褚少孙师从王式学鲁《诗》，应博士弟子选 ，“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261]说明无论治何经，一般的礼，都是要学的。武帝以后，即便是一般的吏，可能也要习礼，或至少有一部分吏，是要由习过礼的人担任的。礼是仁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可以具体学习、操作的知识和行为规则。“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具体实践，就是习礼、行礼。

[249]《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28页。

[25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89页。

[251]《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5页。

[252]《初学记》卷十九《人部·奴婢》，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5页。

[25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89—3590页。

[254]《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29页。

[255]《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0页。

[256]《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7页。

[257]《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1903页。

[258]《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6页。

[259]《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172页。

[260]《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9页。

[261]《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