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游侠”解

《宋书·乐志》录有汉时大曲《东门行》一首，其词云：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县衣。

拔剑出门去，儿女牵衣啼。它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

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为黄口小儿。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吾去为迟，平慎行，望吾归。^[239]

这个居于城中的家庭，盎（瓦器，盆、缶之类）中无米，桁（架于屋中的横木）上无衣，儿女啼哭喊饿。丈夫拔剑出门而去，看来是学过武的，出门是打算以剑谋生。妻子跟在后头叮嘱：“人家都希望大富大贵，我只愿与你过平安的日子，只要有糁子煮的粥就行了。上有苍天（天故，指自然生成的天；仓浪，当即沧浪或苍茛，用以形容天空的颜色），下有黄口小儿。今天我们虽然清苦贫困，你也不要违反人伦教化之理（教言），一定要自爱，不要做坏事情。”丈夫回答说：“好！已经不早了，我要走了。好好看家，等着我回来。”

在这首诗里，丈夫是一位剑客，他要离开家，到外地去行侠了。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见“游侠”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剑客，持剑而行；二是要“游”，离开家，到外地去，去做“客”，才能称为“侠客”；三是游侠乃谋生的手段。

游侠之需要学剑，是一种可以与学儒并称的职业，前文已有所述及。应当承认，早期的游侠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冯驩“以贫身”投靠孟尝君，孟尝君的传舍长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就是用小绳子系住剑。冯驩弹剑而歌，先后唱来了鱼、车，后来更应当是得到了家。^[240]出东门的那位剑客可能没有冯驩的好运气，儿女可能要啼泣着长大了。

早期的游侠应属于游士的一种，是择木而栖、择主而事的。我们知道，士本是最低级的贵族，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地位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相当一部分士脱离其原来“仕”、“事”的国君、卿、大夫，成为“游士”，亦即没有固定老板的士，其社会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更靠近庶民了。另一方面，小部分庶人也通过学术而得以仕进，得列入“士”之列。这些由庶人上升的“士”，也没有固定的老板，所以也是游士。顾炎武说：

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之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为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241]

士最初都是有固定职事的人，后来丢失了固定的职事，只有靠自己去找工作，就成了游士。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特殊技能和知识，熟谙礼法、擅长主持礼仪的，就成为儒；而长于技击的就成为侠士。顾颉刚先生说：“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指战国时代——引者）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242]应大致可从。

无论是儒士，还是侠士，都要择主而事。豫让尝事范氏与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智伯为赵、韩、魏三家所灭，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243]豫让先后游仕范、中行、智三家，是典型的“游士”。荆轲的祖先是齐人，徙于卫，复至燕。他先“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又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复游于邯郸，与鲁句践争道。“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这个“游”的过程，就是选择“良主”、寻觅“知己”的过程。荆轲终于在燕国遇到了“知己”的燕太子丹，就把命卖给燕太子丹了。^[244]这里，择主的标准，是“知己”，也就是了解、看重自己。“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可谓为游侠的精神宣言。聂政于母丧之后，决定为严仲子效命，说：“政将为知己者用。”聂政死后，他的姐姐聂荣跑去认领尸体，也说：“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245]所强调的，都是“知己”。

因此，游侠生存的背景与重要特点，是“游”，可以择良木而栖，选明君而事。换言之，游侠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战国时期，盖春秋时代，士还受到身份的制约，不能随便游于列国，不便择主而事；到了嬴秦一统，天下只有一主，也就谈不上“择”了。秦、楚、汉之际，天下乱离，诸侯峰起，侠士复有游而择的可能，所以朱家对夏侯婴说，“臣各为其主用”，正是战国时代思想的余绪。班固对此非常明了，所以说：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246]

如果没有汝阴侯滕公、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淮南王刘安以及外戚卫氏、霍氏、王氏那样的公卿豪门，以及郡国的豪强势家，游侠也就无“主”可“事”，势必失去其生存的环境与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控制体系之内，成为编户齐民或者官吏，那么，也就没有“士”可以自由“游动”，既不能再“游”，也就无所谓“游侠”了。待在自己的家乡，称雄闾里乡曲的，也就只能演变为雄霸一方的“黑恶势力”了。荀悦《汉纪》于建元二年（前139）公孙弘族郭解案纪事后论道：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247]

其所说的“游说”，当是指纵横家为代表的辩士；“游行”，应当是指像墨家那样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派别，或可泛指以诸子学说为核心聚结而成的各种政治团体。诸子百家、纵横之士，和游侠一样，都不会固守一国一地，而是四处奔走，以售其说、其能。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位置，其共同点就是“游”。 “游”的本义即“行”，也就是不安稳、不安定。所以，游者，无论是游侠，还是其他的游士，都不属于士、农、工、商的“国之四民”，因为他们不稳定地属于“国”，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所以，在东汉人荀悦看来，这些人已属于“奸民”，是“德之贼”，“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所以是“王道”的大敌。这些游士与游侠最多、活动最为频繁、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周秦之末，周末亦即战国时代，秦末则当指秦、楚、汉之际。余英时先生说：

从“游”字的引申义（指“不安本业”——引者）言，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治是否有效，就要看它的调节能力如何。中国的游士、游侠之类的人物，正好为“自由流动的资源”的概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秦、汉统一的帝国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史上的游士时代随即告终，这是完全不必诧异的。^[248]

那么，游侠时代的结束，也就更不必诧异了。

[239]《宋书》卷二一《乐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6页。

[240]《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第2359—2362页。

[24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七，“士何事”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9—440页。

[242]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见氏著《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9页。

[243]《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19页。

[244]《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6—2528页。

[245]《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2523—2525页。

[246]《汉书》卷九二《游侠传》，第3699页。

[247]《汉纪》卷一〇《孝武皇帝纪一》，建元二年冬十月下，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8页。

[248]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引文见第8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