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与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话题。最为自然且最为亲密的关系，应当是血缘与性爱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基本上可视为生物法则的延续与扩展，以此为基础，人类建立起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次是以各种功利需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系，包括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要，以及发展的动因，形成了诸种血缘或拟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关系及组织，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社会。再其次是超越了具体功利，以特定的文化认同为线索而形成的人群认同及其关系，族群、民族或其他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或者只能归结为这一种。所有这些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从两性组合、家庭，到民族国家，甚至是国家联盟，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利益的考量，在根源上是利益在驱动着。所谓的“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对诸种利益的权衡与计算。

但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文明，并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发展，还因为它并非全然是功利的动物。作为一种物种，人类最大的特征是具有情感，而且具有超越具体对象之上的情感。对同类以及万物的爱，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性基础之一，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仁爱之念，也是人类最高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同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感知建立的，“宜”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最高法则，它超出了所有的利益考量，并成为最高的世俗判断标准。二人或多人间如果“相宜”，则可放弃所有的利益考量，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不宜，则虽有万利而不交。由于建立在“感知”之上的宜与不宜，主要限于小群体之间，所以这种纯粹的关系是相对狭隘的，甚至是排他的，并不指向社会的构建，而是纯粹的个人性的表达。正是在这种纯粹的小集团中，那些非功利的个人性得以充分展现与发挥。

在主要依靠“功能”或主要立基于功能而得以建立并发展的人类社会与文化中，非功能性的仁与义却一直得以保持下来，并持续地在发挥着作用，根本的原因，在于“仁”标举了人类共同的标尺，而“义”则顽强地突显了个人的存在。一个没有仁爱的社会，将是冰冷的世界；而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则将是邪恶的世界。《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就不成其为“人”；人而有仁，人间才有道，所谓“人道”，也就是爱人之道。《礼记·缁衣》：“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义”乃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其核心是身正、言信。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墨子》说：“言不信者，行不果。”没有义，则立身不正，为人不直，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人与人之间将无法交往，社会也就无以形成并发展。《荀子》说：“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史记·乐书》里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之词）爱人而循理，以仁爱之心，行正义之道，庶几可为圣人矣；世人多以仁义之道为上，践而行之，则大同之世或可期也。

可是，我们的仁爱之心在哪里呢？正义之道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