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释“霸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历来论者颇多。司马光针对宣帝的说法，有一段议论，也相当著名。他说：

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214]

司马光以春秋史事来解释王与霸，谓王道即周天子之道，霸道即春秋五霸之道，并谓王霸之道同，皆以仁、义为本，“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是以宋儒的观念来解释汉代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并不妥当，兹不详说。联系宣帝所言之上下文，其所说的王道，大致就相当于德教，也就是周政，应当没有太大疑问。质言之，在汉人观念里，王道即天子之道，天子之道则来源于天道；将天道行之于世间，就是王道；王道的核心，就是“德教”，也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建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根基和原则；将“德教”落实到政治架构与政治体系上，就是“周政”，亦即周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而王道的根本，就是“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因此，所谓“行王道”，在汉代的政治话语中，就是谨人伦，严尊卑，崇仁义，行教化。如果纯用德教，也就是单纯地使用教化之法，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方法。

那么，“霸道”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汉人所讲的“霸道”，不再是春秋五霸之道，亦即所谓“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的“道”，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早已不再是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封邦建国的政治结构，诸侯结盟、共举霸主、同讨不臣、以尊王室，早已无从说起；宣帝更不会以霸主自拟，其所说之“霸道”，更非诸侯把持王政之道。两汉之际，桓谭作《新论》十六篇，其第二篇《王霸篇》说：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或作“伯”，下同），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或作“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215]

这段文字，解说王、霸之义甚为明晰。“王”的初义，是以恩泽使民众归往，引申为以仁义治理天下，指“三王”时代。至于周世，“王”仅能做到“赏善诛恶，诸侯朝事”，也就是要用赏罚维系诸侯的服众。所谓“王道之治”，就是先除掉害人的暴君；然后发展生产，使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教以礼仪，威以刑罚，使百姓明白礼法人伦，四方都响应慕化，天下大治。“霸”的初义，则是以力相胁、令对方服从，引申为以权力、智慧控制他人或他国，“五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就是“霸”，而其中的权力、兵众以及盟誓，则隐含着后来的刑法律条。所谓“霸者之术”，就是“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而所有这一切，就是法家所汲汲以求的“法治”。

因此，所谓“霸道”，就是以法家之术治天下，就是“法治”。所以，如果说王道与德教、周政相对应的话，那么，霸道就与刑名、秦政相对应（虽然宣帝不能直接这样说）。刑名，颜师古解释说：“刘向《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所说极是。“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正是“霸道”的核心，而“赏罚必信，法令著明，威令必行”则是霸道的具体实施办法。

至此，我们对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有了更为清楚的理解。首先，霸道居前，说明汉家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王道居后，处于辅助地位。其次，汉家制度的基础，是霸道与王道：霸道奠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而王道则奠定皇权的“合法性”基础；霸道以法令、威令、赏罚将百官民众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统治体系之中，王道则使他们心甘情愿、主动投附到王朝控制体系中来。最后，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兼用霸道与王道，既推行教化，更不忘刑法。

仰首向天，口称天子；右手拿着兵器刑具，指向霸道；左手持着礼器乐器，指向王道（左虽为上，但右手却更有力量）；身后是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前面左首站着一排循吏，右首站着一排酷吏，这就是兼用“霸王道”的汉天子的伟大形象。

[214]《资治通鉴》卷二七，甘露元年，第895页。

[215]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