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本事”

《汉书·元帝纪》起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208]

这个故事，《汉书》未载明岁月，《资治通鉴》系于甘露元年（前53）正月杨恽受诛之后，或有所据。按：杨恽案，起于五凤二年（前56）。杨恽为昭帝朝丞相杨敞的次子，司马迁的外孙。《汉书·杨恽传》说他“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庭”，大概是与儒士多有来往。然杨氏家传学问，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法家，杨恽本人，也很难说是儒生。他以首发霍氏逆谋而受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晋升为光禄勋。光禄勋是中二千石官，位列九卿，掌管宫殿掖庭门户。《汉书·杨恽传》说：“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大概杨恽很有才干，也非常自负，而为人则比较狭隘、阴险而刻薄，所以很招人忌恨。其所以致败，也是由于与太仆戴长乐闹矛盾，戴长乐揭发他有诸多“诽谤当世，无人臣礼”的言行。事下廷尉于定国验治，定案杨恽“怨望，称引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宣帝诏命免为庶人。杨恽既失去爵位，回到老家，专心经营产业，“以财自娱”。他的朋友孙会宗，当时正在做安定太守，给他写了封信，告诫他为人处事要低调些，不应当太过营求财富，广招宾客，邀取名誉。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封回信，这就是有名的《报孙会宗书》。宣帝见了这封信，“恶之”。廷尉乃判处杨恽大逆无道之罪，处以腰斩，妻、子徙酒泉郡。“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及孙会宗等，皆免官。”所以，杨恽案实际上是典型的文字狱，而且株连甚广，是宣帝末年的大案。^[209]

《资治通鉴》将太子奭（后来的元帝）与宣帝的谈话，系于杨恽案之后，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株连较多，又是典型的文字狱，太子趁机劝谏，是有可能的。然当时朝堂中，黄霸已代丙吉为丞相，御史大夫是杜延年，大司马、车骑将军是许延寿，韦玄成、陈万年、王禹、萧望之、梁丘贺等并为列卿。这些人，很难说“多文法吏”（或以为所谓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乃是指张敞、赵广汉、尹翁归等郡国二千石官，我以为非是，太子刘奭居于宫中，对郡国守相之任用当不会熟悉，观其所言，也是指朝堂之事）。审理此案的于定国虽然“少学法于父”，起家狱史、郡决曹，长则“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更难以“文法吏”称之。而且于定国持法平正，用法审慎，朝廷称之，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杨恽一案，虽系文字言语之狱，但查有实证，并非锻炼成狱。^[210]最为重要的是：杨恽并非儒生；戴长乐揭发他所发表的诽谤性言辞，多直斥当朝，并未言及古今、名实，也没有说到过德教、周政；《报孙会宗书》文辞华丽，直抒胸臆，却并未引经据典，说古道今。宣帝所谓德教、周政、古今、名实之说，遂不知所从起。因此，我怀疑太子奭与宣帝的这次谈话，并非发生在杨恽案之后。

盖宽饶案在杨恽案之前，发生在神爵二年（前60）。盖宽饶是儒生出身，曾经受《易》于孟喜，后又向韩生学《易》，故兼通二家《易》。他以“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大夫”，历官郎中户将、卫司马、太中大夫，擢司隶校尉。《汉书·盖宽饶传》说他“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廷尉处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皆恐惧莫敢犯禁，京师为清”。其施政看来也并非以儒家礼教为主，而颇行法家刑罚之事。《汉书》说他“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又好言事刺讥，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优容之，然亦不得迁”。盖其为人与杨恽相似，所以两人也是好朋友。盖宽饶可能与太子一系有所来往，太子庶子王生曾经致信给他，劝他要明哲保身，不要太过指斥当朝政治。信中说：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强御，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权，尊官厚禄已施于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当世之务，奉法宣化，忧劳天下，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术，各有制度。今君不务循职而已，乃欲以太古久远之事匡拂天子，数进不用难听之语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扬令名全寿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言足以饰君之辞，文足以成君之过，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躯，临不测之险，窃为君痛之。

太子庶子是太子宫官属，四百石，位在太子舍人之上。王生，很可能就是跟随龚遂来到京师、得任水衡丞的那个王生。从王生的信中可知，盖宽饶所上言辞，当多引述“三王之术”及“太古久远之事”。王生的劝言，盖宽饶当然没有听进去。《汉书》本传说：

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211]

“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颜师古注称：言使奄人当权轴、以刑法成教化也。这里的中尚书宦官，当即指弘恭、石显之流。《汉书·佞幸传》说二人：“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212]则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当在宣帝后期。而二人皆明习法令。“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当即指宣帝任用弘恭、石显等中尚书宦官担任中书令、仆射，直接干预刑狱司法事务。盖宽饶以圣道、儒术、周召、诗书与刑余、法律对举，显然是用儒术、外朝反对法术、中朝。这当然犯了宣帝的大忌，其中尤为犯忌者是涉及对任用中朝宦官的批评。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语出《韩诗外传》。其下文称：“故自唐虞已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213]盖宽饶的真正意旨是什么，已不能知，但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继，无论如何，他提及此语，都让人联想起有请宣帝让贤的意思。所以，当时的执金吾广意指责盖宽饶“意欲求禅，大逆不道”，并非无因。想来盖宽饶不过一介儒生，虽自视甚高，但也还不至于疯狂到直接上书请皇帝禅位给自己的地步。我猜测盖宽饶的奏言，可能涉及太子的地位，很可能是提请宣帝给太子以更多历练的机会，让太子多参与一些朝政。谏大夫郑昌上书，给盖宽饶鸣冤，说他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也说明盖宽饶应绝无让宣帝禅位之意。可其中有两句话颇耐人寻味，他说：盖宽饶的奏言，“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应劭解释说：“许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张，张安世也。此四家属无不听。”其时太子奭的母亲、宣帝患难妻子许皇后已死，太子外祖父许广汉尚在，封为平恩侯；广汉弟延寿则受封为乐成侯，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郑昌的辩解，正透露出盖宽饶之上书，很可能是受到许氏的嘱托，至少宣帝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他很可能会这样认为。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太子奭与宣帝的这次重要谈话，应当发生在神爵二年（前60）九月盖宽饶案之后不久，可能就是因为盖案隐约牵连到太子，太子不得不出面缓颊或解释。如果这一揣测不误，那么，《元帝纪》所说的“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就应当是指宣帝任用弘恭、石显等明习法令的中朝宦官，干预刑狱司法。盖宽饶案未经过廷尉审理，也非由御史大夫办案，而在执金吾广意提出指诉之后，即遽然定案，盖宽饶随即自杀，也说明案件进展很可能由“中朝”直接掌控。这很可能是太子所谓“陛下持刑太深”的真正蕴含：“太深”者，谓出自深宫也。盖宽饶是儒生出身，太子所谓“宜用儒生”，既有给盖宽饶求情的意思，也隐含不宜信用宦者的讽谏。而宣帝所谓“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也就是专指盖宽饶，并不涉及当时朝中的黄霸、梁丘贺等名儒。德教、周政云云，也当是针对盖宽饶的上言所发，并非要否定儒家的主张。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太子奭在处理盖宽饶一案上与宣帝有不同意见，直接向宣帝求情、解释，甚或为此而就国家大政问题与宣帝发生了争论，宣帝自可教育、垂训，何以竟然会发出“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叹，甚至由此立意更换太子？我以为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盖太子颇受儒家学说熏染，亦或赞同至少是不反对此说。然如果把“天下官则让贤”确定为帝位传承的原则，那么，终有一天，汉家天下要让于他人（贤者）。这才是宣帝真正担心的问题。这样的话，别人说，可能被视为图谋不轨，有大逆不道之心；身为太子的刘奭要是也这样想，岂不是会葬送汉家天下？

[208]《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209]《汉书》卷六六《杨恽传》，第2889—2898页。

[210]《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第3041—3042页。

[211]《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页。

[212]《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26页。

[213]《太平御览》卷一四六《皇亲部十二·太子一》所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