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吏

在上引《汉书·循吏传》中，赵广汉、韩延寿、张敞以及尹翁归等，是列入“良吏”的，认为他们治理地方有“效”，“皆称其位”，所以虽然“任刑罚，或抵罪诛”，但都还算得上是“良吏”。当然，黄霸、龚遂等“循吏”也属于“良吏”的范畴。分析《汉书》对于赵广汉、韩延寿等人的肯定，多着意其治理地方绩效较好、称职，以及其个人的才能等，看重的是其能力，所以，这些人，其实可以概括为“能吏”。《汉书·王吉传》说宣帝“颇修武帝故事”，“任用能吏”^[203]；《张敞传》记萧望之评价张敞，说他是“能吏，任治烦乱”，但“材轻”， 不宜充任皇太子的师傅（“非师傅之器”）。^[204]。所以，我们不妨用“能吏”来指称这一类的官员。

那么，这些最受宣帝重用的“能吏”是什么样的呢？韩延寿、张敞，上文已经说到过，我们来看看赵广汉与尹赏是怎样做地方官的。

赵广汉在韩延寿、黄霸之前，做颍川太守，事在宣帝本始元年至三年间（前73—前71）。《汉书·赵广汉传》说：

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先是，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筒，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壹切治理，威名流闻。^[205]

赵广汉到颍川后，首先诛除首恶，借势立威。然后分化瓦解，使地方势力彼此猜忌、相互攻讦，使“奸党散落”，然后再一网打尽，“一切治理”，即集中在一起算总账。“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颜师古注：“择其中可使者，奖厉而使之。”是先从地方势力集团中找出可为己用的力量，但又并不真心信用这些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分化地方集团的工具。让他们对自己正在审理的案件有所了解，然后故意泄漏给相关当事人，并透漏说：你们被立案审查，与那些投靠新太守的“受记者”有关，让当事人怨恨这些“受记者”。“缿筒”， 孟康说：“筒，竹筒也，如今官受密事筒也。”颜师古注：“缿，若今盛钱臧瓶，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筒，皆为此制，而用受书，令投于其中也。”不管其形状、材质如何，性质上就是今日常见的“举报箱”。鼓励检举揭发，收到检举后把检举者的信息隐匿，却放出风去，说是某某豪杰大姓的子弟举报的。这些做法，都是法家的“驭下之术”，应当是由韩非子所讲的“疑诏诡使”之类的“诡术”中衍化出来的。

与此同时，赵广汉对待自己的部下，却极为照顾。《汉书·赵广汉传》说：“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椽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发于至诚。吏见者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尉荐待遇吏”，意思是对待属吏多方抚慰、推荐。他归功于属下，一有机会，就尽可能推荐属吏，诚心诚意地关怀、照顾属吏。难怪他的部下，都能够倾心服从，累死累活，也心甘情愿了。这种做法，却不是出自法家，而稍接近于儒家的主张了。

《汉书》记载了赵广汉在京兆尹任上，解决人质事件的一个故事，以见广汉如何精明强干，熟谙吏事，以及怎样将人道与执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206]

赵广汉也是一位明察秋毫的人，而且平日里非常留心，对辖区内的各种犯罪集团都熟谙在胸，大概安插的“眼线”也很多，所以一帮长安少年刚刚在一处偏僻里巷里碰头，准备去劫持某位富人，还没有商议好，赵广汉派出的捕快就到了。有两个少年，刚刚抓住在朝中担任郎官的“富二代”苏回，赵广汉就带着大批属吏来到二人挟持人质的院子里，让长安丞龚奢向劫犯喊话。两位劫犯先机尽失，只能开门投降。至此，赵广汉之所为，完全是法吏的本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惊愕万分，赵广汉跪下来，向两位劫犯叩首致谢：“多谢你们没有杀害这个郎官，真是太好了！”把两位劫犯送进监狱后，还嘱咐狱吏好好照顾，给他们安排了酒肉；到冬天来临，两位劫犯按律当死，赵广汉给他们准备了棺木，许诺会好好安葬他们。两位劫犯临死，都说：“死无所恨！”赵广汉之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做到了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称得上宣帝所希望的“文吏”了。而这，就不是法吏所能为的了。

我们看赵广汉之施政，用法不能谓不严，作为几乎与酷吏

张汤、王温舒之属并无不同；然其对待属吏，温煦和缓，照顾无微不至，提携有加，令人甘受驱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对待劫持富人朝官的劫犯，也富有人情味，又绝非酷吏之所能，倒是与老翁龚遂之宽纵渤海乱民相似了。史称：“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这既非单靠严刑罚所能致，更非仅凭行教化、设条教所可达，只有将法治与宽仁之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做到。至赵广汉在与丞相魏相的斗争中失败被处斩，“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班固评价他：“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这就更非酷吏所能想望的了。

宣帝朝的另一位良吏尹翁归也出身法家。《汉书·尹翁归传》说他“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他自称“文武兼备”，其所说的“文”，就是指文法。他任东海太守，“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辄披籍。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是严格按照法制推行法治的典范。他治理右扶风，也如治理东海郡一样，“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盗贼课常为三辅最。”他不仅严格执法，自己也严格守法。史称他“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当其元康四年（前62）病卒时，“家无余财”。他对待属吏，也如赵广汉那样，“接待以礼，好恶以同之”^[207]，也是将仁爱待民之心寓于法治之中，而且严于律己，廉洁自守，所以才能得到天子称贤、吏民赞扬的好名声。

班固于赵、尹、韩、张及二王（王尊、王章）诸人传末赞语中说：“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厉善，所居移风”；“翁归抱公絜己，为近世表。张敞衎衎，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凡此诸人，皆强敏干练，明于吏治，施政多以法治为基础，刑罚必行，而辅之以教化，缘饰儒术，宽严适度，有张有弛，所以往往治理有效，政绩可观，上得天子、朝廷褒赏，下得百姓爱戴、拥护。这样的良吏，既非专行法治，单靠刑罚，亦非专行教化，仅凭“条教”，而是因时度势，因地制宜，兼用法治与教化，不拘法、儒，杂用霸、王之道，正得“汉家制度”的精髓，是所谓“霸王道杂之”的践行者。

[203]《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2页。

[204]《汉书》卷七六《张敞传》，第3226页

[205]《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0—3201页。

[206]《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2页。

[207]《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第3206—3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