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的另一个典范是龚遂。他出身儒林，以明经为官，任为昌邑王贺的郎中令（王府官员之一，位在王太傅、相、中尉之下，秩六百石）。昌邑王贺立为帝二十七日而被废，他的故属群臣多被诛，独龚遂与中尉王阳以曾数次诤谏减死，髡为城旦（髡是一种刑罚，即削发；城旦，是一种劳役。髡为城旦，就是削掉须发，罚去服劳役）。宣帝即位，龚遂被起用，任为渤海太守。《汉书·循吏传》说：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闻遂对，甚说，答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

龚遂能够认识到民众之所以发生变乱，是因为困于饥寒而官吏不加抚恤，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概以叛民视之，此点已至为难能。盖古往今来，官府与民众，一直站在对立立场上，官府视民众如仇寇，而民众更视官府为盗贼，鲜有例外者。龚遂提出任职的条件，是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即不要用法律条文来约束他，允许他根据情况相机行事。宣帝同意了他的这个条件。龚遂到渤海郡后，下令属县全部罢逐负责捕捉盗贼的官吏，把那些拿着锄头、铁钩等农耕器械的造反农民全部认定为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那些仍持有兵器的人，才算作盗贼。可想而知，当时反叛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农具可持，甚少人拥有兵器。这样，此前被官府指为盗贼的反抗农民，大部分被认定为良民，盗贼自然而然地平息了。

龚遂在渤海郡的做法，大概是走到了循吏的极致，因为事实上已经逾越了“奉法”的范畴，而专一强调“循理”，即按照事理当所为而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显然，法律是要求惩罚那些举着锄头等田器反抗官府的民众的，龚遂想方设法开脱了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田地上去。龚遂在应召时，曾问宣帝：“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颜师古注：“胜，谓以威力克而杀之也。安，谓以德化抚而安之。”龚遂将“胜之”与“安之”对立起来：“胜之”则以武立威，据法诛之，必杀人盈野，而民未必安；“安之”则以德化之，以仁爱待民，则盗贼不诛而没，社会自安。说起来非常简单，似乎每一位官员都会选择“安之”，但事实上，自古及今，无论是对待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还是对待小规模的骚乱或“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的官府与官员，都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胜之”一途。这是由官府乃至王朝国家的本性所决定的。

黄霸以及王成、朱邑那样的循吏，施政以教化为先，刑罚为辅，虽然可以说得上是“奉法循理”，但却感觉不到他们的爱民之念。黄霸的诸种作为，即使不是作伪以沽名钓誉，也绝非出于爱民。班固说黄霸“善御民”，又说他“材长于治民”，“御”与“治”，仍是把民众放在需要加以控制的对立面的。而在龚遂身上，我们则感受到一些真正的爱民之心。《汉书·循吏传》说：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畜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渤海郡（治浮阳）属齐地，故称其地风俗为“齐俗”。末技，指工商业。这个七十岁的老翁，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地让百姓种菜养鸡，卖刀买犊，看不出他这样做可以得出怎样的政绩来，对他有什么样的功利，但其中包含的对百姓生计诚挚的关心，却在两千多年后，依然能让人感受得到。百姓遵照他的唠叨，辛苦劳作了几年（“劳来循行”），果然都富裕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活富足，狱讼自然而然地就少了。《汉书·循吏传》还讲了龚遂的另一个故事：

数年，上遣使者征遂，议曹王生愿从。功曹以为王生素耆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忍逆，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

据《百官公卿表》，龚遂于地节四年（前66）由渤海太守升任水衡都尉（主管皇家苑囿上林苑，秩比二千石）。议曹，是太守的属吏，并无具体职掌；功曹，则是郡府属吏之首，职统诸曹。这个议曹王生，跟随太守龚遂到了长安，每天喝酒，不到太守跟前去。龚遂应命要到宫里去，王生喝得醉醺醺的，追上去，教了太守一句话；太守龚遂果然听了他的教导，见到皇帝之后就如他所教的那样说；而当皇帝问起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时，龚遂更直言是议曹王生所教。这个过程中间，一点伪装巧饰都没有，一派的质朴与天真。唯有真性情的人，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爱护百姓，这在龚遂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朱邑是另一位有名的循吏。《汉书·循吏传》说他是庐江郡舒县人，“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太守卒史，举贤良为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为人惇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以爱利为行”，颜师古注称：“仁爱于人而安利也。”也就是待人宽仁友爱，能充分地考虑到百姓的利益，使百姓能够安心获取自己的利益。朝大处说，也就是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为老百姓谋福利。《汉书·循吏传》记召信臣做南阳太守：

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鼓励农桑，兴修水利，禁止奢靡，提倡俭约，教育子弟，惩治不法，营役奔走，为百姓谋求福利。这才是“循吏”的最高境界。

朱邑死后，葬在他少年时做啬夫的舒县桐乡西门外，百姓给他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召信臣在日，南阳吏民即称他为“召父”。真正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人民也是会感戴他们、纪念他们的。在这里，我们触及循吏及其治理的本质，那就是行仁政，以爱民为核心，以保护民众的生存、发展为主旨。质言之，“循吏”之治，就是以民为本的统治，或者可以概括为“民本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