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力行教化而后诛罚

太史公所讲的“循吏”，是他心目中理想型的好官吏，也是民众盼望的好官吏，所以，只能在“古代”有，而不能落实到“当代”；《汉书·循吏传》所叙述的“循吏”，则是“当朝”的“模范官吏”，是朝廷、官吏阶层认可的好官吏。“酷吏“的形象比较容易描述，怎样的官吏被认为是酷吏，也没有太大争议。而“循吏”，就不好判断了。如果需要，在每一个官员身上，都可能找出许多优良品质和爱民、护民、为民谋求福祉的事例来，可以将之命名为“循吏”。所以，“循吏”的主观性很强，并无一定的标准。但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对于循吏，其实还是有比较清楚的界定。《汉书·循吏传》的前面几段是“序”，综述西汉一朝“循吏”的总体情况。其起首谓：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186]

汉初高祖惠帝时以至吕后执政，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政事简易，法网疏阔，上下官员务在清静，为政宽厚，大抵都不算好，也不算很坏，好官还是会有不少，但班固都不称之为“循吏”，只有到了文、景时代，朝廷重视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吴公、文翁这样的官员，持身严谨正直，以身作则，居官廉正公平，又不至于严厉，而老百姓遵从教诲，受其影响，纷纷向慕礼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习礼法，社会风气因之而大变，才得以被称为“循吏”。《汉书·循吏传》说文翁在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

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文翁推行教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选派官吏到京师长安去进修，相关费用由官府负担；学成归蜀后委以重任。据说，司马相如就是文翁选拔送到京师去学习的。二是在成都创办学官，招收所属各县优秀子弟入学官学习，免除其徭役负担，学成后任以郡县吏，或通过察举渠道，推荐他们作为孝弟、力田，以进入任官候选序列。三是开展大众教育，每次出去视察各县，都让学官中学习较好、品德优秀的弟子随行，到处宣讲礼教与朝廷的法令，从而让礼教、朝命家喻户晓，深入内闺之中。这三个措施推行了几年，蜀地“大化”，也就是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越来越遵从礼教的规定。直到班固编纂《汉书》时，巴蜀都以“好文雅”著称，都是文翁推行教化的结果。

武帝以法制治天下，不以文教为尚，故“循吏”稀少；昭帝时，霍光秉政，继续推行武帝的政策，“俗吏尚严酷以为能”，循吏也乏人可纪。《汉书·循吏传》说：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乡化，百姓益富，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榷而议盐铁矣。

这里提到武、昭时代，勉强可称为“循吏”的，在董仲舒、公孙弘与兒宽三人，并指出三人虽然都是儒者，但也“明习文法”，其所行“教化”，主要是以“经术润饰吏事”，也就是以经术、教化为表，文法吏事为里，其治理地方，在本质上仍然主要是根据“文法”以行“吏事”。

我们看董仲舒、公孙弘、兒宽三人为政，确然如此。《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187]可知董仲舒相继任广陵、胶西二王国的相，是用教化和法令两种方式治理地方的（“教令国中”）。公孙弘曾经做内史数年。《汉书·公孙弘传》说武帝认为他“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188]，看来也是以“文法吏事”作为治理地方的基本手段。兒宽是由廷尉府奏谳掾（其时张汤为廷尉）、侍御史升任左内史的。《汉书·兒宽传》说：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189]

兒宽在左内史任上，比较像“循吏”的作为是择用仁厚之士，对下属比较关心爱护，但并未着意于推行文教。观其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开水渠，收租税，假贷于民，都是明习吏事、谙于民生的“能吏”之所为，其所以得民心，绝不在于其行教化，而在于其精明能干。所以，这些人，都只能勉强算作“循吏”，不是真正的“循吏”。

到了宣帝时代，“以霸王道治天下”，在厉行法治的同时，也兼用教化，“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190]，熟谙政事吏治的贤相能吏、精于儒学文教的循吏、善于治狱司法的文法吏，遂纷纷竞出，各显其能。《汉书·循吏传》说：

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或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宣帝所最为关注者，是“政平讼理”，亦即为政公平，诉讼得到依法公正的审理；在他看来，教化不过是达致“政平讼理”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宣帝一朝，最受重视的，是赵广汉、韩延寿那样的能吏（其末流则成为“酷吏”），黄霸、朱邑等，也不过较为重视教化，或者说以教化为先、刑罚为辅而已。

黄霸是一个典型的循吏，曾经获得过宣帝的表彰。《汉书·循吏传》记他做颍川太守：

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宣帝因为少年时曾经历苦难，颇知民间疾苦与官吏之严苛，所以多次下达诏书，要求官吏为政公平，待民以宽，依法审案，可是官吏们并不想让百姓知道这些诏书（“吏不奉宣”）。黄霸则选择郡府中贤良的属吏，让他们到所属各县去宣传皇帝的诏令，让百姓都了解皇帝的意旨。邮亭乡官，颜师古注称：“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乡官者，乡所治处也。”我以为不甚妥恰。邮，当指督邮，是郡中派出督察各县的官员；亭，是县下所置负责治安的机构，亭各有长；乡，是基层的行政机构。邮亭乡官，是指督邮、亭长、乡官的官舍。“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这应当是一个表现“爱民”形象的表面工夫，不必认真。条教，即制定规章。《史记·张丞相列传》末略记武帝朝征和以后诸丞相事迹，说黄霸“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191]那么，黄霸所作的“条教”，大概是按“礼义”的基本原则，编纂“颍川郡编户齐民礼义守则”八条、十条、二十条之类的“乡规民约”。其内容，据上引《汉书》所记，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树立模范，建立民间社会组织。父老，当即乡村中年高德劭的老人；师帅，即典型、表率，是民间的道德模范；伍长，是五家之长。就是在乡村推举道德模范，让他们担任不同层级的行为表率，并担当起“风化督察大使”的职责，对于各种不合“礼义”的行为予以批评、纠正，以实现“为善防奸”的目标。二是鼓励生产，发展经济。在黄霸制定的“条教”中，应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关于“务耕桑，节用殖财”的。节用，是撙节开支；殖财，即增加财富。这是鼓励百姓好好干活，努力生产，发家致富。“种树畜养”，是鼓励百姓多种经营，要广栽树木，繁养牲畜。“去食谷马”，有人解释为“不再饲养吃粮食的马”，不妥。应当理解为“赶开在田里吃庄稼的马”。这里应当涉及乡村中经常发生的一个生产性纠纷，即牲畜害稼的问题。黄霸大概是制定了马不得践踏青苗之类的条规。

这些都非常琐碎，而且虽然看上去很细致，真正实施起来却又非常抽象，不知从何着手，所以很让人怀疑这些“条教”究竟怎样实行。《汉书·循吏传》也说：“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黄霸大概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明察秋毫，非常细心。《汉书·循吏传》记载了两个故事，一个说他知道属吏在何处吃饭：

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氂不敢有所隐。

这不过是一件碰巧的事情，黄霸如果是一个忠厚长者，告诉那位属吏，正好有人告知了他，就可以了。可黄霸是郡太守，是长官，当然要表现出能够明察万里的神明来，以让属吏“大惊”，“不敢有所隐”。另一个是他处理鳏寡丧葬的故事：

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

这是一个兢兢业业、事必躬亲、明察秋毫、关爱百姓的官员形象。黄霸对很多细节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与把握，所以，他在性格上其实与张汤是很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在怎样的问题上明察苛细而已。他指挥属吏为一个死后无力安葬的人处理后事，某处大木可以做棺材，哪个亭的小猪仔可以供祭，他都知道，完全是一个亲民乡官的形象，倒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汉书·循吏传》说黄霸在颍川的施政，是“力行教化而后诛罚”。颜师古解释说：“力犹勤也。言先以德教化于下，若有弗从，然后用刑罚也。”也就是说，循吏行教化，并非不用刑罚，只是把教化放在前面，刑罚放在后头。但这大约也只能是一个施政的原则，具体做起来，在日常的行政中，可能还是要以刑罚之事为多。实际上，黄霸也是一个明于文法的人。他在少时即“学律吏，喜为吏”，后来做河南太守丞，“明察内敏，又习文法”，“处议当于法，合人心”。宣帝即位，要改变武、昭以来持法深重的做法，强调用法宽和、公平，“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所以，黄霸其实很懂文法，只是不把“法治”放在首要地位而已。《风俗通义》记载了一个故事，反映出黄霸怎样善于判案：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皆怀妊，数月，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儿，去两妇各十余步，叱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伤害之，因乃放与，而心甚自凄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伏。^[192]

这个故事，如果确有其事，大概也当发生在黄霸做颍川太守时，“丞相”云云，当是追述之辞，不能认为发生在黄霸已贵为丞相之后。从这个故事可以见出，黄霸确实是非常明敏，《汉书·循吏传》说他“外宽内明”，是非常确当的。

黄霸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考核为天下第一。《汉书·循吏传》录宣帝褒扬黄霸治绩的诏书，说：

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这个诏书虽然不免溢美，但以人伦敦睦、社会稳定、贫弱得助、狱无重囚、人心慕化、行为适宜作为社会大治的标准，从结果上给出了作为循吏的基本标准，即要能使所管辖的地方达到这一标准的，才可以称得上是“循吏”。

实际上，黄霸在颍川郡的“政绩”，是在其前任韩延寿的基础上取得的。《汉书·韩延寿传》说：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193]

韩延寿治理颍川郡，确实是以教化为先的。他在赵广汉厉行法治特别是推行告密法，使颍川地方社会发生分裂（“民多怨仇”）之后，试图恢复社会的安宁，重建和谐平静的地方社会，只能“教以礼让”，即祭出礼法谦让的法宝。他亲自做出表率，多次宴请郡中年高德劭、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以礼相待，向他们咨询民间疾苦，问以施政方略，并向他们陈说和睦相处、亲爱相待、消除仇怨的必要性和途径，希望化解弥漫在颍川上下的疑忌、暴戾之气。然后，他从具体的生活礼仪着手，规范嫁娶丧葬的礼仪规格，不得逾越规制，并让郡学的师生带着相关的礼器，去给吏民百姓主持婚葬仪式。这样，老百姓就慢慢地遵守、采用礼法规定的各种礼仪，而把那些泥土做的车、马、人偶等丧葬用的明器都丢弃到集市的路边去了。《韩延寿传》接着说：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

韩延寿的施政措施，概括起来，大约有五条：一是任用地方贤达，以礼待用；二是表彰美德善行，通过树立模范，影响民众，改变社会风气；三是建立学校，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养育尚文尊礼之风；四是行政公开，举凡修治城郭、敛收赋税等政务，都定下日期，与吏民会商，然后实行；五是健全社会组织，以正、五长控制社会基层，强化治安。闾里，指城市居住区；仟佰，即阡陌，指乡村；非常，指不正常的事情。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有不正常的事态出现，官吏就可以立即获知。这样，坏人自然就不敢到颍川地面上来了。

显然，韩延寿将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黄霸后来在颍川郡的施政，不过是沿用韩延寿的做法，并据此制定规章（“条教”），使之制度化而已。所以，班固说“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186]《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3页。本节下文所引《汉书·循吏传》，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18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188]《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18页。

[189]《汉书》卷五八《兒宽传》，第2630页。

[190]《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5页。

[191]《史记》卷九六《张丞相传》，第2688页。

[192]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90页。

[193]《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