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奉法循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及其所以撰《循吏列传》，谓：“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178]循，《说文》：行顺也。引申为顺从、遵从之意。奉法循理，即敬奉法律，遵从事理，也就是循规蹈矩，不去标新立异，更不好大喜功，徒事更张。这样的官吏，既不会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功劳（“矜能伐功”）、追求政绩，也不会有百姓歌功颂德、歌舞叩拜，当然，也不会有较大的错误行为。在《循吏列传》序里，太史公进一步阐释说：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79]

意思是说，如果法制齐备，百姓就知道怎样行事；刑罚严明，奸宄之徒就会屏息不敢乱动。这样，即使不动用文法与武力，善良的百姓也会循规蹈矩，注意使自己的行为适合法律与事理，这是因为官府未曾致乱。官吏奉职守法，遵循事理，就可以达到大治，又何需施展威武严厉呢？因此，所谓“循吏”，就是那些奉职守法、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却并没有丰功伟绩可供称述，平平常常的官吏，而正是这样的官吏，却最少扰乱民众的生活，因而也就让百姓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宁。

在《史记·循吏列传》里，司马迁描述了五个循吏的典型。其一是楚令尹孙叔敖，说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作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似乎没有什么政绩可述，太史公所记下的两项，也都是谏阻楚王更张法令的事例（一是谏阻楚庄王更改币制，一是谏阻楚王下令高其车），末尾竟然还称赞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180]意思是说孙叔敖执政，并不刻意地要去教化民众、推行改革，而老百姓自然而然地遵从了他的教化，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了。他三次被任命为相，也并不欣喜，因为他自己知道这是他的才能应当得到的；三次被罢相也不后悔，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

其二是郑国的大夫子产，说他“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181]竖子，是不良少年；斑白，指老人；僮子，是未成年的孩子。提挈，是搬运、提、扛、拉各种东西；犁畔，即耕田。“僮子不犁畔”，是说不再让未成年孩子去拉犁耕田了。豫贾，即“预价”，事先确定了价格。“士无尺籍”，张守节解释说：“言士民无一尺方板之籍书。什伍，什伍相保也。”意思是说：士与民都不再把自己的户口登记在籍簿上。所说不甚确当。按：战国秦汉时，把征召士、民从军的命令，写在一尺长的竹简或木牍上，称为“尺籍”。士卒在战阵中杀敌立功，也把斩首之功写在一尺长的简牍上，也称为“尺籍”。所以，“士无尺籍”应当是说士不再需要应征打仗，当然也就不会斩首立功。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死时全国上下都万分悲痛。

其三是公仪休，曾经做过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公仪休的主要政绩，大概是约束官吏贵族与民争利，也是守成的做法。太史公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给他送了一条鱼，公仪休不接受，送鱼的人问：“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公仪休回答说：“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182]这个故事又见于《韩非子》，略有不同：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能自给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183]

韩非子与太史公所要说明的道理不同，所述故事也有所不同，但公仪休嗜鱼而不受人送鱼，是有其事的。太史公举这个例子，并非要说明公仪休奉公守法，廉洁自持，更是要说明公仪休“循理”，即遵循事理。太史公又说他看到自己妻子织的布非常好，就马上休了妻子，烧掉了织机，说：难道你想让农民、士人、工匠家的女子都卖不出她们织的布吗？（“欲令农士工女安所仇其货乎”？）这个故事有些太过夸张，但太史公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是在上者不能与小民争利。

其四是石奢，楚昭王时的楚相。太史公说他“竖直廉正，无所阿避”，还讲了一个石奢的故事：

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184]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颇让人怀疑，因为石奢身为令尹（相），道遇杀人案发生，大抵是不需要自追的。但这个故事却很好地说明了循吏应当如何奉法循理的：石奢追父为奉法，自系乃循理；私父为循理，伏诛为奉法。

第五个典范李离，是晋文公的司法官（理）。他判案失误，错杀了人，自己判决自己应当处以死刑。晋文公为他开脱，说“官有贵贱，罪有轻重”，而且这是“下吏”的过错，并非李离之罪。李离回答说：“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传其罪下吏，非所闻也。”文公说：“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你既然有罪，那么我也应当有罪啦？”李离回答说：“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185]在这个故事里，李离认为“法”是以“理”为基础的，“奉法”就是“循理”，循理自当奉法。

孙叔敖、子产、公仪休倒也罢了，要像石奢、李离那样，舍生而奉法循理，确实很困难。要用生命来成就一个循吏，而且不能轰轰烈烈地献身，只能无声无息地死去，甚至还要蒙上违法的污名，这太不容易了。自古而今，这样的循吏少之又少。也许正是因为司马迁所定的循吏标准太高，所以，在他撰写的《循吏列传》里，竟然没有一个“当代”（汉代）的典型。联系到他在《酷吏列传》里所写的酷吏，可全部是汉朝“当代”的，让人产生“循吏只在古代存，当今唯有酷吏行”的联想，所以不能不让人质疑他对于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汉武帝时代）究竟抱持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太史公说：

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正因为历史上还有这些奉法循理、恤人体国的“循吏”，“法”与“理”才没有完全失去意义，或者彻底成为有权有势者欺压、剥夺弱小百姓的借口和工具，还能给人一些希望吧？

[178]《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17页。

[179]《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099页。

[180]《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099—3100页。

[181]《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101页。

[182]《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101—3102页。

[183]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卷十四《外储说右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20—821页。

[184]《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102页。

[185]《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第3102—3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