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法深刻

就在元光五年（前130）处理陈皇后巫蛊案后不久，张汤被任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郎中令属下的官职，秩比千石，职司议论，备顾问，并无固定的职掌，“应对无常事，唯诏命所使”。张汤因为熟谙律令刑狱，所以武帝就派他与赵禹一起修订律令。《史记·酷吏列传》说：

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欢，而兄事禹。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159]

赵禹是另一个有名的酷吏。他是扶风斄县人，长期在京师各官府中做佐史，因为廉洁能干，升任太尉府的史，得以侍从周亚夫。后来周亚夫升任丞相，赵禹也随同进入丞相府。合府上下都称道赵禹为人处事廉洁公平，可周亚夫却并不委之以要任，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意思是说：我知道赵禹为人公正无私，但他引用法律条文多从重从严，待人待己都很苛刻，所以不能担任要职。大府，即公府，三公九卿之府，均得称为“大府”。这时，赵禹已“以刀笔吏积劳”，且武帝“以为能”，任为太中大夫，所以与张汤一起“论定律令”。论，是讨论、商讨；定，制定。律令，包括律与令，是汉代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成文法典的编纂，一般认为始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所编定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秦商鞅变法，改“法”为“律”，就是后世所称的“秦律”。云梦睡虎地所出秦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墓主人根据需要摘录的秦律，整理者根据内容，命名为“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等，另有弟子律、中劳律、游士律等十一种，整理者定名为“杂律”。从这些律的内容可以见出，秦朝的法律是非常严密苛刻的。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汉书·刑法志》说：约法三章“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在严苛的秦法之后，实行宽松简明的三章约法，老百姓当然是高兴的。但当时“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真的仅用这三章约法治国，是不可能的。所以，“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就是“九章律”。九章律，一般认为就是在盗、贼、囚、捕、杂、具六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律，成为“九章”。但《汉书·刑法志》既然说萧何是“捃摭秦法”而定“九章律”，则其依据是秦法，不当是《法经》。湖北江陵张家山所出汉简中，有一组题为“二年律令”，一般认为是墓主根据当时的需要，摘录自汉初至吕后二年（前186）间颁布之律令，大致体现出汉初律令的体系。《二年律令》共有竹简526枚，包括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即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襍律（即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置律、史律以及津关令。所以，“九章律”未必只有九章，“九”可能是“多”的意思；也可能最初只有“九章”，后来虽然不断增加，但仍以“九章”为称。

令，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令”，就是以皇帝制书或诏书的形式颁行的法律条文，因为皇帝的制书或诏书在颁行此类规定时，末尾都有“著为令”、“具为令”之类的文句，所以就称为“令”。因为不断地颁布这种“令”，为了遵守、引证的方便，就需要把这些令编纂起来。最简单的编纂方法，是按照颁布的时间先后为序，这样编集起来的“令”就叫“干支令”。但干支令并不便于查找、引证，所以按内容编集的令大概是比较常见的，如功令、秩禄令、狱令等。有的以官厅的名称命名，如廷尉挈令（见于《汉书·张汤传》）、北边挈令、乐浪挈令、光禄挈令、兰台令、御史令等（挈令，大致可以理解为这些官署的内部规定，主要涉及官署的运行规则与方式等）。

赵禹、张汤修订律令，当在元朔初年至三年间（前128—前126）。《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160]

这里，也有一些法律术语需要解释：

1.“见知故纵”之法。见知故纵，颜师古注：“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史记·平准书》称：“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161] 张晏解释“见知之法”说：“吏见知不举劾为故纵。”所以，见知故纵，大致即相当于窝藏包庇罪。如所周知，此条法律规定的延伸，乃株连治罪的根据，实施之后，必然给无限制的株连大开方便之门。

2.“监临部主之法”。“监临部主”，颜师古解释说：“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监、临二字，义大致相同，皆指以上视下，即监督、督察。部，意为领、管、总，与“主”义近。监督、领导的部属如果有罪，需要负有连带责任，并承担法律之责。这也是连坐治罪之法，并不仅仅是督察下属不力的失职罪。

3.“缓深故之罪”，孟康解释说：“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深，当是指持法深刻，即适用法律从严从重；故，指故意陷人于罪，罗织罪名。法吏使用法律太重，或者故意陷害、罗织罪名，被发现后，是要治罪的。现在，新定的律令对此类罪行予以宽缓。显然，这是鼓励法吏周纳深害，以及故入人罪。

4.“急纵出之诛”，颜师古注：“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亦言尚酷。”纵，是放纵，从宽；出，是脱人于罪。纵出，就是适用法律从宽从轻，大罪化小，小罪化无。如果法吏执法，被认为有“纵出”的嫌疑，就要立即予以诛杀。“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都是要求法吏执法从严从重，不得宽缓。

5.比，颜师古注：“以例相比况也。”在审案判定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律、令可资引用，就要采用相近的条文进行“比附”，根据已有的判例来进行裁决。“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说有一万三千多种“事”可根据案例“比附”定罪。“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傅，亦为比附之意。法吏要想让一个人活，就用可以让他活下来的律条来比附；如果要陷他于死，那就用可致人于死的律条来比附。生死之“比”，都有赖于“市”了。

6.大辟，即死刑，为五刑（墨、劓、宫、刖、杀）之一，是五刑中最重的处罚。《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162] 赵禹、张汤修定的法律，大辟之罪有四百余条，可“比”为死罪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事。到成帝河平中（前28—前25），诏书说：“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163] 说明死罪律条与比附之事例后来又有所增加。

除此之外，上引《史记·平准书》还说到：当张汤之时，“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 “废格沮诽穷治之狱”，如淳说：“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诽谓非上所行，若颜异反唇之比也。”司马贞说：“谓废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败诽谤之者，皆被穷治，故云废格沮诽之狱用矣。”废，是废弃、放置；格，指反对、抗拒；沮，是使之停止、破坏的意思；诽，指批评、指责。废格沮诽，可以大致理解为不作为、反对法令、阻碍司法、批评法令。这些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穷治之狱”）。

总的说来，赵禹、张汤修定的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又有可“比况”的事例万余条，其繁密严酷可见一斑。元帝初立，诏书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在便安万姓而已。”律令条文繁多，连专门负责主管法律事务的文法吏也弄不明白了，又怎么能让老百姓知晓呢？可以见出武帝以后，法律之繁苛已到了惊人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源于赵禹、张汤之修定律令。

赵禹、张汤更定律令，应当是武帝欲以严法治世的具体措施之一。自汉初以来，陆贾、贾谊、董仲舒等，论及秦亡汉兴，莫不以秦行严法苛政而亡为言，主张行仁义、施仁政、废苛法，然在另一方面，数十年来，政治宽仁，法治疏松，豪强跋扈，官吏营私，遂不能免。《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64]

在经济逐步繁荣、国家渐趋强大、民众日益富庶的背后，隐含着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随着民间力量（豪强与富民）的崛起与发展，役财兼并的豪党之徒，以其雄厚的财力与人力为基础，横行乡里，成为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这种情形，对王朝国家已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武断乡曲，司马贞《索隐》曰：“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质言之，即以武力称雄于乡曲。至于拥有封土的宗室，以及公卿大夫，则竞相攀比，以财力相尚，而骄奢淫逸，没有止境，也对王朝国家的制度带来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适时地改变统治的基本政策，改宽仁之政为严酷之法治，不是没有原因的。

[159]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38页。

[160]《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1页。

[161]《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4页。

[162]《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4页。

[163]《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103页。

[164]《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