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皇帝

秦、西汉时期的皇帝，是可以“选”的，当然，这里的“选”，绝不是“民选”，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选举”。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定制以“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下诏自己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11]但对于二世、三世如何产生，秦始皇并没有确定的主张，他一直也没有立太子。所以，到三十七年（前211）秦始皇死于东巡途次，丞相李斯“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这说明诸公子（秦始皇有二十余子）都是可能的皇位候选人。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在病重时曾赐给长子扶苏书，要他“与丧会咸阳而葬”，但并没有明确指定扶苏为继承人。于是赵高、李斯等朝臣，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立了胡亥。按照赵高的说法，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大概是比较温和的，与“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长子扶苏形成鲜明对照。^[112]赵高、李斯之所以选立胡亥，看中的就是他的仁弱温和，便于他们二人弄权、保位。至于赵高杀二世，秦诸公子尚多有存者，赵高决意立子婴为王，理由是“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113]，也考虑到子婴的个人性格及其在百姓中的影响。

刘邦虽于汉王二年（前205）即立嫡子刘盈为太子，然后来，又曾试图以赵王如意代之。刘邦想更换太子的理由，是“太子为人仁弱”，而“如意类我”。^[114]这中间也有一个选的过程。虽然刘邦最后并没有更换太子，但认为嗣君应当“类己”，是刘邦选择嗣君的一个标准，是没有疑问的。惠帝死，吕后临朝称制，其间曾立有二帝，一是惠帝宫中美人所生的废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做了不到四年的傀儡皇帝；二是惠帝庶子山（更名义，又更名弘），即少帝，都是幼子，立之以便于吕后专权。

吕后死，大臣平定诸吕，要废少帝，另立新帝。《史记·吕后本纪》记其事说：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嫡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嫡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115]

当时大臣选任新君的原则，是“视诸王最贤者”。当时候选的有齐王襄、代王恒与淮南王长三人。淮南王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赵姬所生。他生于高祖九年（前198），十一年受封为淮南王，其时已有十九岁，不能称为“少”。刘长幼年时母亲即已自杀，“母家又恶”之说似也无从说起。但赵姬自杀后，刘邦“令吕后母之”，所以，刘长实际上是吕后抚育大的。《史记·淮南厉王传》说：“厉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116]在大臣们看来，刘长应当算是吕氏一党的外围，当然不得立为皇帝。因此，刘长是第一个被排除的。齐王襄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肥是高祖刘邦的长子，因系外室（曹夫人）所出，不得为太子，高祖六年（前201）受封为齐王。惠帝六年（前189）死，子襄嗣王位。吕后死时，齐王襄的弟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正在长安宫中，而刘章娶吕禄女为妻，故颇知诸吕之谋，遂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自己作为内应，以诛除诸吕，推齐王襄为帝。齐王遂发兵，以驷钧为相，并挟持琅邪王刘泽亦发兵。^[117]在诛除诸吕之役中，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兄弟三人，立功甚著（齐王起兵，朱虚侯杀吕产，东牟侯逐少帝），立齐王为帝，本为顺理成章之事，然琅邪王刘泽表示反对，并对大臣们说：

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118]

这里的考虑，是齐王外戚家族势力较大，唯恐立齐王后仍有外戚当政，以致重演吕氏之乱。而刘泽之推立代王刘恒的理由，除其为尚存的高帝亲子中最年长者外，还因为其为人和顺，性情亲善，“仁孝宽厚”，拥立其为帝，诸大臣得保平安。

文帝即位之后，对其得帝位，仍然心存疑虑。文帝元年（前179）正月，大臣请早立太子，文帝回答说：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119]

楚王刘交，是高祖刘邦的弟弟，所以文帝称为“季父”；吴王刘濞，是高祖兄仲的儿子，是文帝的堂兄；淮南王刘长，是文帝的亲弟弟。在文帝看来，这三个人，都是有资格选任皇帝的（其时齐王刘襄已死）。“如果现在不加选举，就立我的儿子为太子，人们将会说我忘记了帝位应当由贤良而有德者为之的道理，而专为自己的儿子谋划，不是为天下考虑了”。然则，由于文帝是被“选”立为帝的，所以，在他的观念里，以后的帝位也应“选举”“贤而有德者”任之。不管文帝是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当时至少有这样的舆论。而大臣们的答复则把帝位选举作为一种特例，称：

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120]

这里说自殷、周以来，立嗣必子，“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所以立长子启为太子，是符合“大义”的。至于前此“选于诸侯及宗室”，实为非常之举，不是高帝的意愿。

但“立子”之说并未成为定规。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刘启立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次子刘武初封为代王，后改封为淮阳王，又徙为梁王。启与武都是窦皇后所生。至景帝即位，仍以梁王武作为未来的嗣君。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梁孝王入朝。当时景帝还没有置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这当然不是景帝的心里话，但说明那时还没有确立传子的规矩，“传弟”还是可能的选择之一。梁王听了景帝的话，“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他们的母亲窦太后也很高兴。^[121]詹事窦婴意识到这中间的问题，上前奉酒进言，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122]那么，大概大臣们已经不能认同“兄终弟及”的做法了。可能是为了堵塞梁王的觊觎之心，翌年（前153），景帝即立长子荣为太子（同时封子刘彻为胶东王）。荣的母亲是栗姬，所以当时又称荣作“栗太子”。景帝的姐姐嫖在景、武二朝中非常活跃，她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被栗姬拒绝，乃谮毁栗姬，而把女儿（就是后来的陈皇后）嫁给了王夫人生的刘彻。至景帝七年（前150），景帝乃正式废掉栗太子，改立刘彻为太子。当栗太子既废（正月）而刘彻尚未得立之时（中间有三个多月），梁孝王在窦太后的支持下，还曾图谋立为嗣君。然则，在景帝朝，可能得为嗣君的先后有梁王武、长子荣及胶东王彻。最后刘彻得立为太子，并继位为帝（即汉武帝），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选”的过程。只是这个选的过程，非常残酷罢了。《史记·梁孝王世家》记梁孝王图谋为嗣君而未果之事，说：

（景帝七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123]

袁盎的关说，大抵是说“汉家法周道立子”、不能行殷商“兄终弟及”之制；格，止也。窦太后与梁孝王之谋，于义理无据，所以不得不停止。这中间有无数的密谋诡计，是世人无法得知的。刘彻得立为太子后，梁王彻底绝望，为了报复，竟然派人去刺杀袁盎。被派去刺杀袁盎的刺客中有一位，是个侠义道中人，他到了关中，打听袁盎的为人，听来的都是赞美的好话。他就跑去告诉袁盎：“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但梁王派遣的刺客很多，袁盎防不胜防，终于被刺杀在安陵郭门之外。^[124]

武帝六子，即卫皇后（子夫）所生的太子据（又称作“卫太子”、“戾太子”），齐王闳（王夫人生），李姬所生燕王旦、广陵王胥，李夫人所生昌邑王髆，以及钩弋夫人赵倢伃所生弗陵（后来的昭帝）。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是武帝的嫡长子，元狩元年（前122）立为太子，时年七岁。刘据长大后，性格“仁恕温谨”，武帝“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资治通鉴》称：“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125]然则，刘据久居太子之位后，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小圈子，且政治理念与施政风格均大异于武帝，从而导致“巫蛊之祸”发生。武帝决定废除刘据太子之位，并迫其举兵、最终将之诛杀，虽然也有喜恶方面的情感原因，但在根本上乃一种政治抉择，对此，前人（特别是田余庆、劳榦先生以及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等）都已有很好的论述。巫蛊之祸后，太子之位既空缺，诸种潜在的可能性就纷纷呈现出来。丞相刘屈氂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图谋拥立李夫人所生子昌邑王髆，为武帝厌恶，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降匈奴，宗族亦灭。时齐王闳已死，燕王旦自以为按照顺序当立为太子，上书求入为宿卫，正触犯了武帝的忌讳，“下其使狱”，后来又以其曾藏匿亡命为由，削减了其封国的三个县。至武帝死、昭帝继位，燕王旦自以为应当由自己即位为帝，竟扬言弗陵非武帝子，与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试图夺取皇位。后来，左将军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图谋清除霍光，亦计划拥立燕王旦。^[126]这说明当时诸侯大臣中至少有部分人，认为燕王旦是有选任皇帝之资格的。即便是广陵王胥，在昭帝末年，也曾觊觎帝位。《汉书·广陵厉王胥传》载：

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寖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127]

刘胥让女巫相继诅咒昭帝、昌邑王贺以及宣帝询，是因为如果他们死亡，胥是有资格得选任为帝的，也就是说，他是可能的候选人。

至昭帝薨，无嗣，广陵王胥是唯一尚存的武帝之子，所以群臣多认为应由胥继为皇帝。《汉书·霍光传》说：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霍光放弃了最有资格继为嗣君的广陵王胥，而决定选立昔年曾得刘屈氂、李广利拥护的昌邑王髆之子、继为昌邑王的贺为帝，确属非常之举。其何以选立昌邑王贺，旋又废之，至所难言，兹不具论。《霍光传》说：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128]

那么，至少在原则上，是应当“选贤”的。但这不过是一种说辞。广陵王未得入选，据说是以其行“失道”，也就是不贤；后废昌邑王，也是因为其失道、不贤。可是，昌邑王之不贤，并不自被立为帝始。早在王国时，就“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129]，霍光对此，不会不知，又何以会选其为帝？所谓“选贤”云云，是颇可怀疑的。但无论如何，其时刘氏宗王何人可以得继帝位，是由大臣霍光等“选贤”而任的，却无可怀疑。而再次遴选的结果，是选中了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即后来的汉宣帝。《霍光传》记录了这次选立的过程：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130]

刘询得立的理由，一是他是武帝的曾孙，有选任为皇帝的资格；二是他“躬行节俭，慈仁爱人”，个人品德优秀。当然，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要复杂曲折得多。

元帝奭、成帝骜皆以太子继位，故无选立问题。而成帝无子，于绥和元年（前８）择立定陶王欣为嗣子。元帝三子，除成帝外，傅昭仪生康，后封为定陶王；冯昭仪生兴，后封为中山王。康死，子欣嗣为定陶王，所以欣是成帝的侄子。当成帝议立太子时，御史大夫孔光曾引《尚书》所记殷商时“兄终弟及”之义，建议以中山王兴为嗣君，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是兄弟，“不得相入庙”，而加以拒绝，最后决定立定陶王欣为太子（即后来的哀帝）。^[131]《资治通鉴》综述成帝选立太子之过程：

中山王兴、定陶王欣皆来朝，中山王独从傅，定陶王尽从傅、相、中尉。上怪之，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令诵《尚书》，又废；及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帝由此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是时诸侯王唯二人于帝为至亲，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赂遗赵皇后、昭仪及票骑将军王根。后、昭仪、根见上无子，亦欲豫自结，为长久计，皆更称定陶王，劝帝以为嗣。帝亦自美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132]

看来，选立太子既经过成帝面试这一关，又经过很多隐秘的幕后角逐。幕后角逐也是一种“选”的过程。而欣之所以能中选，除了他身为成帝之侄外，还因为其贤，有材，又有祖母傅太后的活动，以及赵皇后（赵飞燕）、昭仪（合德）以及骠骑将军王根等后宫、大臣的支持。

哀帝复无嗣而死，且事出突然，太皇太后王政君收取玺绶，任王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元帝的后裔，这时只有中山孝王兴的儿子衎还在世，他是哀帝欣的堂弟，所以算是嗣成帝之位，这就是后来的平帝。平帝即位时只有八岁，这个选择，显然是为了便于王莽掌握政权。至元始五年（５），平帝在位五年后死，复无嗣。这时元帝后裔再无人存世，所以王莽不得不从皇室谱系中向上追一代，从宣帝后裔中选一个继承人。这样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有资格的候选人有五个王和将近五十个侯。王莽选了一个年纪最小的刘孺子（婴），他只有两岁。衎、孺子之所以受到王莽的青睐，正是由于他们年少、易于摆布，更利于王莽专权。显然，“选”皇帝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贤都被远远地抛开来，年少无知成为了最重要的条件。

[1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11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9—2550页。

[11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4页。

[114]《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第3937页。

[115]《史记》卷九《吕后本纪》，第410—411页。

[116]《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75—3076页。

[117]《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第2001—2002页。

[118]《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第2003页。

[119]《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19页。

[120]《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19—420页。

[121]《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122]《汉书》卷五二《窦婴传》，第2375页。

[123]《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4页。

[124]《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第2744—2745页。

[125]《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闰月，第737页。

[126]《汉书》卷六三《燕刺王旦传》，第2751—2759页。

[127]《汉书》卷六三《广陵王胥传》，第2760—2761页。

[128]《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7页。

[129]《资治通鉴》卷二四，元平元年四月，第787页。

[130]《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7页。

[131]《汉书》卷八〇《中山孝王兴传》，第3326页。

[132]《资治通鉴》卷三二，元延四年，第1057—10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