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梦酣
邢义田先生在《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一文的起首,描述了王莽代汉的一幕场景:
始建国元年正月一日,也就是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在满朝文武的面前,亲自握着五岁小皇帝的手,不胜歔欷地说:“当年周公摄政,终能归还大政,而我却迫于天命,不能如愿,无法像周公一样还政了。”说完,哀叹良久。小皇帝孺子由师傅搀扶,下了殿,北面向王莽称臣。从此,汉家天下结束,新朝开始。百官公卿目睹这改朝换代的一幕,据说“莫不感动”。[104]
这段描述,根据的是《汉书·王莽传》的记载:
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韨,上太皇太后,顺符命,去汉号焉。
……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于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读策毕,莽亲执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动。[105]
这里的皇太后,是汉平帝的皇后、王莽的女儿;太皇太后,则是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王莽的姑姑,王政君。王莽设计的代汉第一道程序是:亲自率领公侯大臣,奉着皇太后(他自己的女儿)的玉玺,向太皇太后(他的姑姑)提出请求,要顺应“符命”,去掉“汉”的称号。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态度,这里没有明写。按照《汉书·元后传》的记载,太皇太后是有些勉强地同意了:
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106]
这个传国玺,据说上面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当然被视作为顺天受命的象征,所以王莽必欲得之而后已。王舜向王政君求取传国玺,应当是在此之前,但很可能在这时又举行了一次“授玺”仪式:由王政君将传国玺授予王莽,以示将天命由刘氏转移到王家。
之后,就是在未央宫前殿举行正式的代汉大典。孺子婴是在三年前被王莽立为皇太子的,迄未正式即位为皇帝。王莽在给孺子婴的策命中,先说刘氏之所以得天下,是由于“皇天”的佑护;然刘家传承十二世之后,历数已改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应当由他来接任皇帝了。“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出自《诗·大雅·文王》,意思是说“天命”无常,现在天命由殷商转移到周室了,所以殷商的后嗣要做周的诸侯,服事周天子。王莽用这个典故,既是表明封孺子婴为定安公、奉汉家祭祀,是文王的故事,更是为了说明“天命靡常”,现在转移到王家了。
“哀叹”、“感动”之后,王莽正式成为新室开国皇帝,开始封拜群臣,分封了四辅、三公、四将,合为十一公;同时封拜卿大夫、侍中、尚书官数百人。封拜的根据是“金匮”。《汉书·王莽传》说:“又按金匮,辅臣皆封拜。”所谓“金匮”,就是哀章假造的那个铜匮。因为金匮中有王兴、王盛之名,就按照符命搜求叫这两个名字的人,共找到十余人,其中有“两人容貌应卜相”,遂直接从布衣登用,分别封为奉新公、崇新公。
王莽既以符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其设官改制,遂颇用神道立教。《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在确定群司职守的策文中说: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马典致武应,考方法矩,主司天文,钦若昊天,敬授民时,力来农事,以丰年谷。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规,主司人道,五教是辅,帅民承上,宣美风俗,五品乃训。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图,考度以绳,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众殖鸟兽,蕃茂草木。
这段文字颇不易解,亦不必细解,其大意是说:岁星主管礼敬,对不敬之事加以惩戒;东岳太师掌理适时霖雨,使雨泽以时;东方青阳之气上升,使万物生长;日出东方,故用太阳影子的变化来确定节气(“考景以晷”)。荧惑星主管智识(悊,智也),对不智不明之事加以惩戒;南岳太傅主管时令暑热,使气温合宜;赤色的光芒明亮大气,普照大地;根据律令考察所发布的命令是否适当(“考声以律”,或释“律”为“六”,此处不从)。太白星主管安全,对各种变乱予以惩戒(艾,安也);西岳国师掌理旱炀,使湿度合乎时令;白色之气显示出平和,象征着安宁;用“铨”来衡量、考察天下万物诸事是否失衡。辰星主管谋略,对诸种无谋不聪明的行为予以惩戒;北岳国将掌管寒冷,使阴阳均衡;黑色之气氤氲环绕,万物宁静,波澜不兴;观察五星的运行,以度量时间,并用“漏”来计算时辰。月亮主管刑杀,辅佐左侧;司马主管武事,制定各种法规律令,掌理天文,尊重自然规律,敬授民时,劝农力耕,使年丰谷登。太阳则主管德教,辅佐右侧;司徒主管文教,制定各种伦理规范,掌理人伦道德,奉行仁、义、礼、智、信五教,率领民众忠于上官,推广美风雅俗,使五常之道得到全面奉行。北斗则平衡万物,使其各居其位;司空掌理天下地理水土,制定各种度量衡的标准,并主管天下疆域,平治水土,管理名山大川,鸟兽草木,山珍海藏。
对于王莽称帝的改革官制,论者多指为慕古,或径称为“复古改制”。然仔细研读王莽的这个策文,可以发现,这才是其官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其所述东、南、西、北四方与四岳,正对应着四辅;而月、日、斗三星,则正对应着三公。他以王舜为太师,对应的是东岳太师;平宴为太傅,对应南岳太傅;刘歆为国师,对应西岳国师;哀章为国将,对应北岳国将。是为四辅。又以鄄邯为大司马,王寻为大司徒,王邑为大司空,是为三公,正与月、日、北斗所应的三职相对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月居于三星之首,且司马主管武事民政,又居于三公之首,显然是因为王莽以大司马而起的缘故。《汉书·王莽传》既称王莽封拜辅臣,所据者为金匮图书,那么,这一段文字,可能就是金匮书中所有。如果这一揣测不误,那么,金匮图书就不会出于哀章之手,而只能出自王莽自己,否则很难相信王莽会按照一个“好为大言”的哀章设计出来的官制,来安排自己的新朝。而此种四方四岳三星之说,显然并无“上古”之依据,而只能来自诸种阴阳谶纬之说,特别是与第一讲所及五方五帝(四方四帝)之说存在密切关联。至于四将、六监、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也很难说是古制,而更可能是与所谓“天数”相对应的。董仲舒曾经说:
王者受十端于天,而一条之率,每条一端以十二时,如天之每终一岁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数也;十二者,岁之度也。用岁之度,条天之数,十二而天数毕,是故终十岁而用百二十月,条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于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为九慎;以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皆天数也。[107]
王莽改定新官制,“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虽然王莽御用的理论家刘歆为古文家,对专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未必以为然,但如此惊人的巧合,正说明以所谓天数对应设官的说法,很可能已成为常识。
所以,我以为王莽的复古是假,是表象,或者说是手段,而信奉天命、好事鬼神则为真。当王莽长子王宇与其师吴章、妇兄吕宽图谋联络平帝外戚卫氏之族时,吴章曾以“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献计因变怪之事推言事类以说莽,说明王莽颇好鬼神。[108]《汉书·王莽传》也说他“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符命之说,亦皆属鬼神之事。王莽称帝后,广建众庙,祭祀三皇五帝以至于孔子。他在立祖宗亲庙的策文中说:“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神祇报况,或光自上复于下,流为乌,或黄气熏蒸,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神祇报况”之说,无从查证,只能是王莽自欺欺人而已。
让人惊奇的是,他竟然因为“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刀”,下令禁止使用刚卯与刀钱。《汉书·王莽传》载其策文,谓:
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是说他在做大司马、宰衡以及假、摄皇帝的时候。“三七之厄”,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三七二百一十年为一节纪,每一节纪当有一次大灾难,故谓之三七之厄。《汉书·谷永传》载元延元年(前12)谷永上书,就说:“陛下(指成帝)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109](“百六”亦为历法应有灾岁之期)《路温舒传》也说:“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110]张晏注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金刀,是王莽在此前主持铸造的钱币。刚卯,是一种佩带的装饰品。服虔说:“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王莽说,他以前做大司马、宰衡乃至假、摄皇帝的时候,想方设法,以延续汉氏的气运,所以铸金刀之类的钱币,以增加“劉”氏的力量。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天命已革汉而立新,天下人心也都背汉而向新,自然不能再使用金刀之币及刚卯之佩。
符命既然是新朝立国之“合法性”的根据,自然需要大事宣传,让天下士庶广为知悉。这年秋天,王莽派出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到各地去,向天下颁示四十二篇《符命》。《符命》四十二篇,包括《德祥》五篇、《符命》二十五篇以及《福应》十二篇。《德祥》讲述的是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刘邦伯父的墓门梓柱上长出了枝叶之类;《符命》叙述井中所出丹书石、金匮图书之属;《福应》则记载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字都尽可能“仿古”(“尔雅依托”,也就是模仿正式的经书,写成古文),并像给经文作注说一样,给《符命》作出解释。其根本的意旨,就是讲王莽应当代汉,统有天下。其总论称:
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协成五命,申以福应,然后能立巍巍之功,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故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肇命于新都,受瑞于黄支,开王于武功,定命于子同,成命于巴宕,申福于十二应,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于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皇帝谦让,以摄居之,未当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马。皇帝复谦让,未即位,故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申命之瑞,浸以显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摄号,犹尚称假,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复决以勉书。又侍郎王盱见人衣白布单衣,赤缋方领,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谓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属皇帝。”盱怪之,行十余步,人忽不见。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为字也。明汉刘火德尽,而传于新室也。皇帝谦谦,既备固让,十二符应迫著,命不可辞。惧然祗畏,苇然闵汉氏之终不可济,亹亹在左右之不得从意,为之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延问公侯卿大夫,佥曰:“宜奉如上天威命。”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欢喜,申以福应,吉瑞累仍。《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谓也。
这段文字,真是千古奇文,构建王朝国家“合法性”的范本,故全文照录于此。“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其理论根据是“天人相应”说,已见前述。五命,是指“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用的是“五德终始说”。“汉三七九世”,指汉室传了九世天子,二百一十年,用的是天文历数说。在抬出这些理论根据之后,《符命》总说历数黄支国贡犀牛,武功、子同(梓潼)、巴宕(巴郡宕渠县)出丹石,三台星现文马(“三能文马”)等各种各样的符应,并一再强调天命之急迫与不可违抗,以明王莽称帝立新之不得不然。总而言之,新朝之建立,乃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皇帝不过是应天命、顺人心而已,绝无个人私心杂念。
至此,新朝的“合法性”遂得以建构起来。王莽让五威将拿着四十二篇《符命》,带着王侯官吏的印绶,驰往全国各地,“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去宣示新朝的“合法性”,改授新室印绶,收回旧的汉朝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汉书·王莽传》描述说: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
乾文车,是画着天文图像的车子;坤六马,是六匹牝马;鷩鸟,就是山鸡。五威将及其属下的车马服色,都与其所去方向的颜色相符(如东方青色,南方赤色)。太一,即天皇大帝;五帝,当指五方之五帝。五威将及其属下怒马辂车,服饰华丽,颜色各依其所去之方位,节上书“太一之使”,幢上署“五帝之使”,威风凛凛,旌旗猎猎,驰往四面八方。王莽在给他们的策命中说:“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朝的恩威雨露及于海隅天荒,天下大治,“盛世”来临了。
[104]邢义田:《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初刊于《历史月刊》第14期(1989年),后收入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0—176页,引文见第160页。
[105]《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099—4100页。
[106]《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32页。
[107]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七《官制象天》,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4—215页。
[108]《资治通鉴》卷三六,平帝元始三年,第1163页。
[109]《汉书》卷八五《谷永传》,第3468页。
[110]《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