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而改过”

关于汉武帝的这一诏书，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曾有详论，甚为详析。他指出：“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百年之久。”田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1984年，其撰写，正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可能受时政变化之启发，田先生所强调者在于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辙”，其着眼点主要是汉政权的延续，以及政治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所以，他特别强调：

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词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91]

田先生没有明说，但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不管其主观动因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它是一个政治手段，是一场政治“秀”，其目的，是以罪己的方式，收拾分崩离析的残局，挽救已处于崩溃边缘的汉王朝。武帝的罪己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达到了其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经验。

陈苏镇先生的看法与田先生有所不同。他认为：武帝虽然以诏书形式公开否定了益民赋、增田卒、筑亭障等主张，希望停止远征及与远征相关的一切扰民劳民之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使国家得以恢复元气，但在总体上说，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国力得以恢复，使对外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且，陈先生还认为，以霍光为核心推行的“昭宣之治”，实际上是武帝事业的继续，并没有“改弦易辙”，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92]劳榦先生的看法，和陈先生比较相近。他说：“汉武帝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情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决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之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地的原因。”^[93]

我倾向于认同陈苏镇先生的看法。还可以略作补充的是：在我看来，巫蛊之祸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武帝考虑的重心一直放在重立太子、并为太子准备辅政班底方面。征和三年（前90）六月，试图与李广利一起拥护李夫人之子昌邑王髆为太子的丞相刘屈氂被杀，李广利在前线投降匈奴，李氏家族夷灭。后元元年（前88）初，昌邑王髆死，死因不明。至此，昌邑王这个潜在的太子集团彻底覆灭。其时齐王闳已死，燕王旦、广陵王胥皆有过失，不能立，武帝乃不得不设法扶立幼子弗陵（钩弋夫人赵氏所生）为太子。《资治通鉴》综叙其事，谓：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犹与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94]

欲立弗陵为太子，先杀其母，以去除母后干政之危险；复宠霍光，托以后事，甚乃以周公相期，皆为非常之举。而武帝布置甫毕，于后元二年（前87）二月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隔了一天，武帝即死于五柞宫。所以，武帝晚年，即使曾有改弦易辙、全面调整政策的想法，但实际上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安排继位者，并为继位者准备辅政班底方面，也不太可能全面考虑并真正实施其政策调整。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试图进一步理清轮台诏颁发之前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武帝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所表示出来的追悔之情，尽可能复原轮台诏的本来面貌，然后去弄清轮台诏的真正意旨及其目的。换言之，我试图把轮台诏还原到武帝晚年政治与个人心境的特定背景之下去考察，更着意于看一个身居至高无上之高位的落寞老人，在丰功伟业的盛宴之后，面对着杯盘狼藉的残席，如何去反省自己，“复原”这场盛宴的准备、开宴以及走向残席的过程，找出某些让自己追悔的关节，去追问自己何以会如此。因此，我更关注从这个诏书中可以见出的武帝发自内心的痛悔之情，以及基本出自个人动因的、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纠正。换言之，我相信武帝的痛悔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基本上是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受到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因为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如所周知，武帝的功业，大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建封禅、礼百神等文化事业；二是“外攘夷狄，开疆拓土”，包括收两越、击匈奴、通西域、开西南夷等对外军事外交活动；三是“内修法度，立法建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措施，以及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算缗钱等经济制度的改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见出，武帝的痛悔，主要涉及信用方士、巫蛊事件之处理以及征和三年之役三个方面，并未涉及武帝朝政治的核心方面，而且提出的措施，也主要是策略性调整与局部政策性调整，并非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尽管如此，轮台诏的颁布，仍然充分显示出武帝非凡的政治智慧和他自己的省察，这种省察，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反省和觉悟，能达致这种觉悟，非有大智慧与大勇气者所不能为。朱熹说：“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95]志向远大，有所作为，这对于帝王来说，并不难；难在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公开地说出来。朱熹所说的“天资高”，也包括有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天资”，是最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末，对武帝的一生作出了一个总概性的评价，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96]

司马光所否定的部分，大多属于为政与事功；而其肯定的部分，则主要是武帝的个人品格，“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显然，在“晚而改过”这个问题上，武帝的个人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所出觚上书，一般认为是武帝遗诏的抄写本，据说是一个戍卒手抄的。抄本不全，文字舛误颇多，然其意仍大致可通解。抄本诏书文字云：

制诏：皇［太］（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众）不复起。谨视皇［天］（大）之［嗣］（笥），加［增］（曾）朕在。善［遇］（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汜），灭名绝［祀］（纪）。审察朕言，［终］（众）身毋［已］（久）。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子孙］（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97]

这当然不是遗诏的全文，文字也不会是原文，但从其语气看，仍可信是出自武帝之口，特别是“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以及“人固当死，慎毋敢佞”三句，显然出自垂死之人，而不会是代拟遗诏的大臣之手。

这份遗诏抄本，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谨视皇天之嗣，加增朕在。”这是给顾命大臣的，要求他们恭谨地看视、维护嗣君，“比我在世的时候还要用心”。其二，“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灭名绝祀。审察朕言，终身毋已。”这是给嗣君的，希望他善待百姓，赋役征科按照规矩；要选用贤士，亲近圣人之教（当指儒家），这样，天下的贤才士大夫就会为你所用；你只要尊崇圣教，敬奉祖先，就符合做天子的标准了。秦二世而亡，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前车之鉴。这份遗诏里也提出亡秦的问题，但显然是汉初以来君臣频频以秦亡作为鉴戒的惯常表达，在这里提出来，而且特别提到胡亥，不过是为了让幼年的嗣君更加悚惕而已。陈苏镇先生说：“从武帝为身后之事所做的精心安排来看，遗诏的基本思想，应当是要求昭帝及霍光等人继承他的事业，并继续执行他晚年定下的政策。”^[98]这个判断，应当是有道理的。

我更注意的却是这篇遗诏里所透露出来的武帝个人对生的留恋。“我的病越来越重，现在要死了。我将要回到大地的怀抱，再也不能站起来。”“谁也不能永远活在苍天之下，永远在大地上行走。我的事业到此结束了。”这样感性的语句，写在遗诏里，大约也非武帝莫能为。“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一般理解为“告后世及其子孙”的内容，然细绎其意，更像是武帝的自言自语：“战战兢兢，非常害怕要去见地下故里的祖先了；回顾一生，并未有负天地的托付，所以不用愧对天地。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亡更在，或者可理解为‘死’与‘生’可以互相变换位置）？也许，在那个世界上，我也会如同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仍然活在世上那样感到温暖舒适。人固有一死，又何必留恋这个世界呢？”佞，《说文》释作“巧调高材”，也就是花言巧语、假装的意思。“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意思应当是：每个人都要死的，就不用再花言巧语地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通篇遗诏里，流露出来的却都是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人生如朝露，去日苦多，古今同慨。在死亡面前，帝王与庶民罪隶同归于平等。

[91]田余庆：《论轮台诏》，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0—63页，引文见第31、55页。

[92]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82—297页。

[93]劳榦：《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见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5—146页，引文见第141页。

[94]《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后元元年秋七月，第755页。

[95]《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6—3227页。

[96]《资治通鉴》卷二二，第758页。

[97]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3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98]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