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台诏文本复原

《汉书·西域传》谓武帝在接览桑弘羊等人的上疏后，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其所录诏书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

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毋）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熢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82]

这里引录的诏书，应当不是诏书的原文，而是节录。《西域传》末班固赞谓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可知此诏书的语气，应当是非常“哀痛”的。在今存诏书文本中，有“曩者，朕之不明”、“今朕不忍闻”这样的语句，可以见出其哀痛之情。然今本诏书首句“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其下并无哀痛“老弱孤独”之言。且其第二节述及轮台屯田始末，甚为详悉，由此反推，其所言“益民赋”之事，亦当略言民赋重困之情，以明其拒绝益赋之意。而今本诏书仅此一句，盖因在《西域传》中录用此诏，故于益赋之事仅节用一句。又《汉书·食货志》说：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83]

《食货志》所引“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与《西域传》所引“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之句，显然是同一诏书文本的不同节录。那么，此一诏书的内容，或者当包括以赵过取代桑弘羊为搜粟都尉（桑弘羊当即于此时转任御史大夫）。而《西域传》在节录此诏书之后，续云：“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结合上引《食货志》，封丞相田千秋（即车千秋）为富民侯，也可能包括在此诏书之内。

如果上述揣测不误，那么，此一诏书的内容，大抵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针对有司“增加民赋三十，以助边用”的奏请，给出的答复。此前有司的奏言，今已不得见。所谓“益民赋三十”，即每口增加口算钱三十。汉代的口算钱，就是人头税。《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84]这是汉王四年（前203）的定制，一直没有改。征收的算钱，主要用于“治库兵车马”，即军费开支。除算钱外，还有口赋钱。《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说：“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85]有司所奏增收民赋三十，可能主要是在算钱上加的，未包括口赋钱。据上引诏书，武帝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但实际上，武帝时百姓的口算赋是有所增加的。《汉书·萧望之传》载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之言，谓：“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86]所言并不确实。《汉书·贡禹传》记元帝时说：“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87]则知武帝时曾将口赋钱的起征年龄从七岁提前到三岁。上引《汉仪注》所说口钱从二十钱加到二十三钱，也是武帝时的事。更为重要的是，武帝诏书中说有司“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反对的，只是给老弱孤独加赋。我怀疑“有司”的“益民赋”奏中，除了人均算钱增加三十钱，可能还有延长口算钱纳赋年龄的打算，比如将口赋钱的纳赋年龄从七岁提前到三岁，将算钱的纳赋年龄也相应地向前、向后延伸之类，所以，武帝诏书中才会特别强调这样做是“重困老弱孤独”。否则，只是人均增加算钱三十钱，又哪里说得上是给“老弱”以重困？诏书下文说要“止擅赋”，也只是要禁止官员擅自加赋，并非说不加赋。

总之，轮台诏中关于“益民赋”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残缺较甚，不能落实其具体内容。但由文义及前后背景揣测，我认为诏书原文可能是对此前有司提出的“益民赋”主张作出回应，肯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加了赋，口赋钱加三钱，可能就是在此时），对其中涉及“老弱孤独”的部分则作了调整，但并没有完全否决“益民赋”的主张。

二是拒绝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人的奏请，屯田轮台（以东之渠犁），并修筑亭障。这是今本诏书的核心内容。诏书先述刚刚结束的车师之役的艰难困苦与损失惨重，然后追述此役之缘起。军候弘之上书颇奇怪。军候，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比六百石，掌一曲之众。《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88]秦人，是汉时匈奴对“中国之人”的称谓。军候弘上书说，匈奴人把马的前后腿都捆住，送到长城之下，跑过来大声说：“秦人，我送给你们一匹马。”匈奴自动送马前来，大概被看作为吉祥之事吧。但这样的事情很不寻常，不可能是真实的，很可能是在当时普遍制造“祥瑞”的气氛中，好事者制造出来的一件“祥瑞”，意在引发战争。这个小伎俩，武帝应当是很易于觉察的，但他竟然没有，所以说是“朕之不明”。“汉使者久留不还”，当是指苏武等出使匈奴的使者长期为匈奴所留，不能回返。“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师古注曰：“谓共卿大夫谋事，尚不专决，犹杂问蓍、龟也。蓍，筮也。龟，卜也。”蓍是一种草，蒿属，青色，据说有灵异。当时朝野意见曾一致认为应当进讨：成忠、赵破奴等认为匈奴自缚其马，是兵败之兆；有的人认为匈奴这样做是虚张声势，意在掩饰其兵马不足的实情；方士、太史观察星空、气势，又占卜问卦，结果都是大吉，以为匈奴必破，机不可失。决定出兵之后，即以卜卦的方式择将，选定贰师将军李广利为统帅。鬴山，当为五原塞外的山，可能就是《匈奴传》所见的夫羊句山。这是北出五原的一路大军，是此次汉军的主力，有七万人。诏书称“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其进军路线与方略当是由武帝亲自制定的。“今计谋卦兆皆反缪”，这是“朕之不明”的第二个方面。至于马通、商丘成之败，则是李广利军败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所谓“失一狼，走千羊”，所以不能责怪二将。总之，军败之责任，在于“朕之不明”，不能明察缚马书之伪，也不能明于任将。如今，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所以，目前不能再“远田轮台”，“起亭隧”，进一步扰劳天下了。

这一段叙述相当详尽，絮絮叨叨的，完全是一个老年人的口气，很可能就出自武帝的口述，而且没有经过较大的润饰，其中所反映的悔过与痛心之情，也是真实的。但武帝的痛悔，仅及于征和三年之役，并未包括数十年来的征伐；其所否决的，也仅是屯田轮台、起亭隧之议，并没有说要中止对外的征伐。

三是拒绝大鸿胪等议请，募囚徒以送匈奴使者。大鸿胪的奏请，今亦未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其时任大鸿胪的是田广明。汉代大鸿胪，为秦代典客之改称。《续汉书·百官志》记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89]所以，迎送匈奴使者，属于大鸿胪的职掌范围。诏书没有明言大鸿胪此议的具体内含，但从下文“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来看，大鸿胪的请求，很可能是要招募囚徒敢死之士，扮作卫送匈奴使者的士兵，前往匈奴，寻机刺杀匈奴单于以“报忿”，以报复汉军失败的怨愤，所以武帝才会说，“即便是春秋时代的五霸，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我大汉呢？而且匈奴防范甚严，此举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颜师古注曰：“言边塞有阑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长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于所上文书。”上集，即上计。汉时郡国每岁皆遣使者至京师，报告当地户口、赋税等各方面情况。这里是说朝廷实际上并不完全掌握边塞的真实情况。“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颜师古注曰：“既不上书，所以当时不知，至有降者来，及捕生口，或虏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这两句中间当有脱文，此句并非紧接上句所言，中间省略的部分，当是说匈奴的情况。

所以，这段诏文也当是节录而来，并非原文。其意旨是否决大鸿胪招募囚徒敢死之士随匈奴使者前往匈奴，寻机刺杀单于的动议，并分析当时边境地带汉军与匈奴的态势，认为汉军并不占优势，所以不宜挑衅生事，而应保持边境安定。

四是关于“当今之务”。诏书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样的话，亦见于《盐铁论》卷四《地广》篇“文学”所引，作：“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所以诏书原文一定有类似的话。所谓“禁苛暴”，是禁止官吏严苛暴政，不能以严刑酷法对待百姓；“止擅赋”，是禁止官员擅自加赋；“力本农”，即鼓励百姓专心务农，发展农业经济。但这几句话，其实都比较空洞，在任何时候说出来，都是正确的主张，似乎并没有确切的政策内涵。仅仅根据这样的抽象表达，就认为这意味着武帝的大政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把国家政治的重心，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来，从对外扩张转移到对内安定、发展经济上来，似乎很难服人。实际上，这段话的核心，乃在后面的几句：“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马复令，即养马得免徭役之令；“以补缺”，或有缺文，应是指补充上文提及的边塞障候各种逃亡缺失的士卒以及相关武备设施。同时，沿边各郡国的守、相（二千石官）都应当条陈畜养军马、筹划边防、补充武备的方略，让上计吏带到京师来。这三件事情（修马复令、补缺武备、郡国二千石上呈边防方略）都非常具体，与上文的“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样抽象而宏大的方针完全接不上，二者之间要么有大段的缺文，要么所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云云，只是抽象的幌子，并没有打算实际落实。

五是相应的人事调整，包括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等。田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悦上意，遂得拜丞相、封侯，时人轻之。《汉书·车千秋传》说：

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上报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90]

这里所录武帝致田千秋的“报”（回答），似可以看作轮台诏书的一个补充。我们看武帝对自己“不德”行为的反省，主要包括刘屈氂与李广利的阴谋逆乱，巫蛊之祸之流及士大夫，以及丞相御史等百官之未能履行职责。“朕日一食者累月”，并无任何可乐之事，应当是实情；“痛士大夫常在心”，也不完全是虚话，虽然更“痛在心”的可能是太子与皇后之死。“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意思是说：“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惭愧无地，后悔不及，活那么长做什么呢？”如此痛悔之言，针对的都是巫蛊之祸、刘李之谋等，而与“远征伐”、“伤害百姓”并无多少关联。因此，田千秋做丞相，揣测武帝之意，努力奉行宽仁之政，劝武帝施恩惠，缓刑罚，改变以前大事诛罚的做法，使朝廷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臣僚们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战战兢兢，而“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但桑弘羊改任御史大夫，也可能就在此时或稍后，说明武帝并非要彻底改变国家大政方针，其任用田千秋，不过是用来缓和太过紧张的政治局势而已。

[82]《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12—3914页。

[83]《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38页。

[84]《汉书》卷一《高帝纪》汉王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句下注，第46页。

[85]《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句下注，第229—230页。

[86]《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7页。

[87]《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5页。

[88]《后汉书》，《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64页。

[89]《后汉书》，《百官志二》，第3583页。

[90]《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第2884—28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