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帝的追悔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刘彻六十八岁，在位已经五十二年。他已经垂垂老矣，青壮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大约早已化作一缕缕青烟，无复记起；而在此前两年，征和二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卫太子据、卫皇后卫子夫等均被杀，卫氏悉灭；曾经宠幸的李夫人等早已过世，女儿诸邑、阳石公主（皆卫皇后女）等也早已被杀。由于多年来忍而好杀，法令无常，大臣动辄得罪，致无罪而被夷灭者数十家。公孙贺被任为丞相（事在太初二年，前103年），“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身边的人问他何以如此，他回答说：“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76]君臣间的隔膜疏离由此可以见出。武帝的身边，当然一直是簇拥着无数宫女、宦者以及方士、臣僚的，但真正亲近的人大约越来越少，竟至于没有了。所以，暮年的汉武帝多少有些落寞萧索。

这年正月，七十高龄的武帝听了方士的话，向东巡幸到东莱（郡名，治在今山东掖县），亲临大海，还试图乘船浮海，去寻找海上的神山，以求取不死之药。随从的群臣苦苦劝阻，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所幸天公不作美，连续十余天，“大风晦冥，海水沸涌”，根本无法登船。武帝在海边停留了十多天，无可奈何，只得回返。三月，他经过齐国的钜定县（治在今山东广饶县北），举行了劝农的籍田仪式。然后登上泰山，举行修封仪式；之后再到泰山南麓的石闾山，举行封禅仪式。在石闾山的封禅仪式上，武帝对群臣说：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巫蛊之祸后因上言戾太子之冤而受到武帝信任的大鸿胪田千秋，这时首先进言：“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武帝回答说：“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在此之后，武帝还多次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77]他好像终于从方士编造的神仙不死梦中醒了过来。

《汉书·武帝纪》没有记叙上述情节，只是简单地写道：“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78]

上引武帝追悔之言与田千秋奏对之语，来自《资治通鉴》卷二二的记叙。《资治通鉴》的“汉纪”出自刘邠之手，其所取用之史料，大大超过了《史记》《汉书》范围，这段记载或者有可靠根据。据此，可以想象武帝的追悔之念，盖直接发源于觉察到方士的欺骗，以及长生之不可求。所以，首先罢废的“伤害百姓、糜费天下”之事，就是在各处等候神人光降的方士。而观武帝之言，称从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似乎是对自己在位五十余年的历程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且用“狂悖”来形容，更称“不可追悔”，其悔过之心烛然可见，也确乎发自内心，绝非作态之辞。他以九五之尊，对群臣明言己非，确乎超出常人之所能，更非一般君主之所能。古往今来，文功武略，逾越汉武帝的帝王君主，或不乏其人，然而对群臣如此痛自非悔者，则并不多见。

六月，武帝回到甘泉宫。不久，就下了著名的轮台诏。《汉书·西域传》“渠犁国”下述轮台诏之本末云：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熢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79]

武帝下轮台诏的直接导因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一起，奏言在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地区（今新疆尉犁一带）开展屯田，并在渠犁屯垦区与敦煌连城之间修筑亭障，以便将敦煌以西至盐水上游的亭障向西延伸到渠犁乃至轮台地区（今新疆轮台东）。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重心是修筑连城与渠犁之间的亭障，并非在渠犁屯田。^[80]所以，桑弘羊等命令昌分部行边，同时令敦煌太守、都尉“明熢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都是为修筑亭障作准备的。

这一建议，虽然是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首提出的，联署的还有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但创议的应当是商丘成。在此之前，征和三年（前90）三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受命将二万人出西河郡（治平罗，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南境），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五原）、重合侯马通（出酒泉）一起，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后来，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商丘成进至凌蒙山，无功而返；马通军至天山，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及民众而还，而马通军在东归途中，死者数千人。马通（又作“莽通”）本为武帝身边的侍郎，在巫蛊之祸中因功封为重合侯，并没有多少军政经验。田千秋其时刚任丞相（田千秋于征和四年六月刚由大鸿胪升任丞相），于边事向无所知。桑弘羊是贾人之子，此前一直担任大司农、搜粟都尉等职，是武帝朝后期著名的财臣，其于边事军政亦相隔甚远。所以，当时实际负责边事的朝臣，应当是商丘成。商丘成也是在巫蛊之祸中因击卫太子之功而受任为御史大夫的，很可能与刘屈氂、李广利是一党，当时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很可能急需兴边事以自固。如果此议果然是商丘成首先提出的，那么，武帝的否决，就有进一步清算刘屈氂、李广利一党的意图。到翌年（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六月，商丘成因罪自杀，马通与其弟马何罗亦因谋反被杀，举凡因在巫蛊之祸中击讨戾太子有功之人，率被废弃，刘屈氂余党被彻底清除。所以，武帝这时候的“悔”，最重要的，可能是对处置戾太子事件不当的后悔。轮台诏针对商丘成的建议而发，背后隐含的是对商丘成、马通等在击讨戾太子之役中有功之人的“恨”，以及自己当年信用这些人的“悔”。因为巫蛊事件的结果，使武帝后顾空虚，后来虽然立了刘弗陵，然弗陵幼弱，顾命大臣再忠心，也远远赶不上卫太子可靠。武帝当然痛悔自己举措失当，中了刘屈氂、李广利一党的诡计，必然会痛恨刘、李的党羽，如商丘成、马通以及马何罗之类。

按照上引《汉书·西域传》的说法，轮台诏的背景，是武帝“悔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并称：“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显然，是认为武帝后悔的“远征伐”包括了三十二年来武帝所主持的各种征伐。田余庆先生指出，所谓“师行三十二年”，是指自元光二年（前133）至太初三年（前102），并引《汉书·西域传》徐松补注，谓：“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田先生又引《汉书·五行志》：“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以解释所谓“海内虚耗”之辞，并进而认为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前后，武帝就已经意识到长期出师征伐给国家民众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因而有意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只是由于与戾太子的矛盾冲突等因素，一直拖着未办而已。这个解释虽然宏大深刻，更言之成理，令人佩服，但由诏书所见，武帝陈述自己真正后悔的“远征伐”，实际是指刚刚失败或至少是无功的征和三年之役。陈苏镇先生说：

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他后悔误信军候弘之言及“皆反谬”的群臣计谋与占筮“卦兆”，从而做出错误决策；更后悔在海内虚耗、百姓疲敝、政局动荡、不能再大举远征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转变政策，因而招致惨重损失，使已经相当严重的局面又雪上加霜。^[81]

所说可能更为切合实际。不仅如此。武帝对征和三年之役的后悔，可能还包括了对李广利、马通乃至商丘成的任用，使李氏一系势力坐大，给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微妙的形势增加了更多的可变因素。

李广利是昌邑王髆的母舅。卫太子被废、卫氏夷灭之后，朝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李氏集团。《汉书·刘屈氂传》载：

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

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一在内为相，一在外为将，朝廷内外更广布党羽，隐然可左右朝政，拥立昌邑王髆。其谋虽终为武帝所破，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兵败投敌，但本已大伤元气的汉朝，又受到了一次大的残害：李广利所领七万精锐尽陷，马通所部四万骑存者亦无多，只有商丘成所部二万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朝中能臣名将，经过又一次杀戮，所剩更少。这些，一定都会让武帝感到很痛心。因此，所谓“海内虚耗”，最根本性的是人才虚耗，武帝环视满朝文武，几已无人可用。他在晚年骤然提拔重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固然因为这些人确实忠勇可靠、才干卓然，但当时朝中也确实没有资历、才干更为合适可靠的其他人选。

要之，武帝晚年的后悔，大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信用方士多年，求取长生之药却终不可得；二是巫蛊之祸处置过当，至戕杀嫡子，动摇皇家根本；三是发动征和三年之役，使刘屈氂、李广利一党乘机坐大，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变，更使朝廷内外均受到进一步损失，汉家天下人才虚耗，兵少将寡，无人可用。这三个方面的后悔，涉及武帝自己的身心、身后的继承人以及身边的臣工，从大处而言，也都关涉国运大政，但其出发点，却主要是武帝自己，是武帝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一系列做法与事件的反省，反省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可能说不上是对他数十年来政治的彻底反思。

[76]《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第2877—2878页。

[77]《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四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二版，第748页。

[78]《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0页。

[79]《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12页。

[80]田余庆：《论轮台诏》，初刊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版，第30—63页。

[81]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