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子与儒生

与董仲舒一起应对策问的其他贤良的对答之辞，都没有保留下来。元光五年（前130）策问，公孙弘被武帝擢为第一名，《汉书·公孙弘传》中有明确记载。据此揣测，董仲舒的对策虽然可能颇得武帝认同，但并未得到第一名。策问之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也没有留在长安。其后曾被废为中大夫，又起为胶西王相，但一直未得致身卿相，进入朝廷的核心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不宜过分强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武帝朝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更不能认为“天人三策”给武帝朝的政治决策指明了方向，可能更谈不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从而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独尊儒术”的“经学”时代。事实上，在《史记·董仲舒传》里，董仲舒不过是一名“明于《春秋》”、传播公羊学的儒生，其学问的特点是“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而其仕途并不顺利，可以说是怀才不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上于元光元年（前134），当时如果即已非常著名，成为武帝推行儒家政治的“宝典”，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而《史记·董仲舒传》却于此只字未提，也说明在武帝之世，董仲舒及其学问，可能并未得到重视，更说不上影响武帝朝政治的走向。《汉书·董仲舒传》照录了他所上的“天人三策”，从而使《汉书·董仲舒传》的篇幅远过于《史记·董仲舒传》（前者是后者的二十多倍），并把董仲舒推崇为确立儒学独尊地位的元勋，“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种说法，很可能是西汉后期、东汉前中期儒学逐步发展之后，后世群儒溯本求源，“追溯”到董仲舒那里才产生的。在武帝时代甚至可能在整个西汉时期，大约都不会有这种说法。

那么，后世群儒（包括班固）何以会如此推崇“天人三策”呢？

《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74]把阴阳、天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这是董仲舒的一大创新。战国以来，讲到宇宙生成论，道家多追溯到天、地之前，而儒家则大抵以天、地为起点，言“天命”而不言天由何来。阴阳家，则讲“气”，以为气是宇宙的本原。董仲舒融汇诸家之说，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为“天”的具体内容，并将之拓展到政治、思想与人生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了以“天”为中心的大系统。“天人三策”的出发点，正是这个以“天”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如果说“天”是董仲舒宇宙本体论的核心概念，那么，“天人相应”就是其政治哲学与社会伦理学的核心内涵。人既为天所生，自当敬奉上天而以之为行事之法则。然而天道高远，非凡人所及，必俟人君之教导，于是天子遂为天、人间的媒介，“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君既为“天之子”，则其立治行政，即必承天意以从事，也就是“法天”。天命、天意怎样显现呢？天意垂象于日月星辰风雨，示命于禽兽虫鱼草木。人君法天，就是依靠这些“天象”以求“天道”而随之以行“人事”。人君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权力以天意为根据，也就必然要受天意的制约，所以人主虽尊，但不能自恣。这就是董仲舒设计的“君权天授论”。

以“天”为核心的本体论和以“天人相应”为基础、以“君权天授”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重大发展，也是后世儒学进一步发展并得以干预政治的出发点，而这两个方面，在“天人三策”中均得到充分而简明的阐发、论述。后世儒家之所以推重“天人三策”，原因也就在这里。

那么，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些思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分析上引武帝征召贤良文学的诏书以及三道策问题目，可以见出，武帝关心的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帝王的“合法性”来源，即帝王何以得为帝王？所谓“天命”是如何显现的？它又如何得到认识？质言之，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做皇帝”？二是怎样做个好的帝王？三王五帝这些上古时代的好帝王是怎样做的？现在我应当怎样做？这两方面问题，可能是一直困惑年轻的汉武帝的核心问题。就其自身而言，他是景帝的第九子，前面有兄长荣做过太子，为什么他可以继承帝王，而不是别的皇子？“天命所归”这句话，究竟是如何落实到自己身上的？在武帝即位的前几年里，上有太皇太后窦氏直接干预朝政，下有武安侯田蚡“权移主上”，武帝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自有其内心的担忧。而汉初制度，既沿袭秦制而来，行之六七十年，至此亦频现弊端。最为重要的是，虽然汉承秦制，可自汉初以来，朝野上下，却是异口同声，一致讨伐秦制。所以，“改革”的呼声一直甚为高涨，迄未消歇。《史记·封禅书》载武帝初即位：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75]

这次流产的改革，是打算依照儒家学说的设计，效法周公，制礼作乐，故计划先立明堂，然后巡狩、封禅、改历法、更服色，逐步建立起以礼、乐为基础的汉家制度。

董仲舒对武帝这两方面问题的回答，概括起来，用最直白的话表达，就是：第一，皇帝是“天之子”，所以可以做皇帝；而他之所以是“天之子”，又因为他是皇帝。所以，其实等于没有回答。第二，做皇帝要服从“天命”，依“天意”行事，要受上天的制约。这样的回答，显然不合武帝之意，距离其期望也很远。所以，可以相信，武帝本人即使真的亲览了“天人三策”，大约也没有非常肯定的表示。董仲舒对过策问之后，只是被任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刘非，并没有受到重用。《史记》《汉书》都说董仲舒“为人廉直”，看不起希世用事、阿谀奉承的公孙弘；又说董仲舒“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说明他不过是一介廉洁正直、以学问自守的儒生而已，与希世用事、善于阿谀，又“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公孙弘，是不能相比的。

《汉书·董仲舒传》卷末赞语引刘向之语，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伊、吕、管、晏，即伊尹、吕尚、管仲、晏婴。此言评价甚高。而又引刘向之子刘歆的话，驳刘向之说，以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游、夏，即子游、子夏。刘歆说董仲舒的功绩，在于参合六经，使后世学者“有所统壹”，把他看作为群儒之首，其贡献重在学术、思想，而非在事功政绩。所说是确当的。以为董仲舒之说，引动汉武帝，影响汉朝政局变动，甚至确立“独尊儒术”的千年大局，故而将他看作为“帝王师”的典范，是后世史家的愿望与想象，并非历史真实。

[74]《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第1317页。

[7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