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策

当时参加策问的贤良文学，据下引武帝的第二问，有百余人，董仲舒的回答在众多的回答中得到武帝的肯定。《汉书·董仲舒传》说“天子览其对而异焉”，说明是武帝直接读了董仲舒的回答，觉得回答得非常好。所以，武帝紧接着就出了第二道题目，也是出给所有“贤良”的，并非仅要董仲舒一人回答：

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虖！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武帝第二问的核心，是帝王之道究竟是什么，亦即究竟应当怎样做帝王？他总共提出了四个小问题。

一是关于君主的劳与逸。他说尧舜垂拱而治，而周文王却夜以继日地工作，都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一样是做帝王，职责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如此地劳逸不均呢？

二是关于帝王的俭与奢。他问道：听说俭约的君王不用各色旗帜作为装饰，可是，周王室却大肆铺张，宫殿用品都非常奢侈豪华，大家也都颂扬它，难道帝王之道不相同吗？有人说，良玉不需要雕刻花纹；可也有人说，没有文饰就不能表现出美德来，这两种说法为什么如此不同呢？两观，指两阙。大路，指玉路之车，路，即辂。乘大路，是说乘着用玉辂装饰着的车。干，是盾。戚，是钺。“朱干玉戚”，是指用朱丹涂饰盾牌，用玉装饰戚（钺）的柄。佾，列，指舞者之行列。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瑑，读作篆，指雕刻为文。

三是关于是否应当使用刑法。他说：殷商时普遍使用五刑与肉刑，周成王、康王时不用刑法，天下大治；秦用法治，到处是受刑的人，死者也很多，天下空虚。那么，究竟要不要用刑法呢？

四是如何处理当前政事。武帝说：我自即位以来，一直很勤勉，也实行了很多德政；但如今人民生计并不富足，社会并不安定，这是为什么呢？“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颜师古注：“贸，易也。浑淆，杂也。”是说混淆廉洁与贪渎羞耻，不分贤良还是不肖。一个廉耻混淆、善恶不分、贤不肖等同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

董仲舒对上述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他首先指出，尧舜并非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垂拱而治的：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语出《论语》。世，三十年。谓如有受命为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所谓尧舜垂拱而治，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是经过三十年的辛劳之后才达到的。同样的，周文王日夜操劳，也是有原因的：

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商纣王之时，天下大乱，文王起而救万民于水火，日理万机，所以“日昃而不暇食”。帝王之道虽同，但为帝王者之劳逸却不同，原因就在于其所处之时代、所统治之社会不同，“所遇之时异也”。这是回答武帝的第一个问题。“《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语出《论语》，是说《武》乐反映周武王伐纣之事，虽然很美，但却未必尽善。这里的意思说是，文王、武王之世，虽然也很好，但君王忙碌无暇，且有征伐之事（虽然是伐“无道”之君），所以仍然比不上尧舜时代。

董仲舒接着回答武帝的第二个问题，说：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奢则不逊，俭则固”，语出《论语》。逊，顺也。固，陋也。意思是奢侈就不能长久、顺遂，俭朴则会导致鄙陋。董仲舒引用此句，意在强调俭非帝王所宜取，“俭非圣人之中制也”，中制，即符合、适当的制度。俭朴并不是适合圣人的制度。采用文采玄黄之饰，是为了建立起礼仪制度，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的玉，也都是要雕琢的。因此，对于帝王的奢与俭，董仲舒的态度是宜奢不宜俭。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是否要使用刑法，董仲舒说：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这是圣王治理天下的五条途径：对于臣下，年少时就要让他们养成学习的习惯，成人之后则根据其才能之优劣授予其职位，用官爵俸禄培育其品德，用刑罚来威慑其作恶的潜能，进而使百姓都能明白礼义之道，而以犯上为耻。故圣人之政，需以德化为主，刑法为辅。秦专用刑法，故败亡。“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亦出自《论语》，意为对待百姓，如果只是以政法教导之，以刑戮整齐之，那么，百姓不过是营求苟且地活着而已，心中并没有道德的理想和伦理的规范，违犯了政法、受了刑戮，也不会感到耻辱。秦朝就是这样的。然秦固然用刑过度，可也不能因此而完全不用刑法，还是要用刑法才能威慑臣民作恶的潜能。观董仲舒之意，盖以刑法不能专用，也不能不用；秦之败亡，既在专任刑法，不用德教，而其用刑法，又只是责名而不察实，不能做到名实相符，所以导致了很多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具体的施政措施。董仲舒说：只要君王心存仁义之心，以仁义慈爱之心对待百姓，善于听取臣子的建议（“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诚心诚意地推行善政，天下就一定可致太平，三王时代那样的美好时代就可以重现。为此，他提出了两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兴太学以养士：

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换言之，为政之要，在于用人；用人之要，在于用贤士；贤士之得，在于育成之；育成贤士之途，在于兴太学。其要旨，用今人之套话，就是“国家大计，教育为本”。二是选良吏：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絫久也。故小材虽絫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盖西汉前期官吏之选拔，多出于军功勋阀与豪富集团，二千石官吏之子弟即入选郎中、中郎，积日而任官，或以富资入官，而无论其贤愚，是故贤、不肖既不能分别，廉耻、是非也不清晰。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建议实行察举制度，由列侯、郡守、二千石官每岁各举其贤者二人，入为宿卫，历练后任为官吏。这一措施，旨在打破统治阶级中勋阀集团的固定势力，给平民阶层提供晋升的机会，有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意思。但董仲舒这里所作的建议，其实早已实行，并无多少新意。盖察举源于先秦时代的“贡士”、秦代的“荐吏”，是一种由下向上保荐人才的制度，推荐者本人都负有担保的责任。早在高祖十一年（前196），就曾下过求贤诏书，文、景之世也曾多次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武帝即位之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就曾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之士亦皆得授官。所以，董仲舒于第二策中所言有关实政的建议，也并没有多少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