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策

这个诏书，应当是为了征召贤良前来应对策问而颁发的。贤良们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则记录在《汉书·董仲舒传》里：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虖！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71]

在这里，武帝连续提出了五个问题。1.数百年来，有很多君主政要，希望学习古代三王五帝的“道”与“法”，然却并不能回复到三王五帝那样美好的时代。以至这种努力逐渐衰退下来，到后来的君主们就再也不作这样的努力了。是他们具体实施的办法有问题呢，还是他们推行有关措施的顺序不对，从而打乱了其全盘的秩序呢？2.如果是上天降下旨意，让后世不能再回复到上古时代的大道上去，那么，一定要走到全面崩溃的地步、下滑的步伐才会停止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便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夙兴夜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效法上古时代，也将不能挽救衰微的命运吗？3.据说夏、商、周三代秉受天命，那么表明其秉受天命的标志（符）又在哪里呢？天灾祥异，又是因何而起的呢？4.每个人的性情、命运，有的早夭，有的长寿；有人宽仁，有人悭吝卑鄙。这些现象到处可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说明了怎样的道理呢？5.如果想要改变社会风气、推行政令，使用较轻的刑罚而减少奸宄之事，百姓和乐，政事光明，又需要怎样去做呢？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天降甘露，百谷丰登，恩德泽润四海，延及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要进行哪些改革调整，又要怎样告知人民，以取得他们的配合、支持？

这一年，武帝刘彻二十三岁，已经做了近八年皇帝(武帝于景帝后元三年即公元前141年正月即位)。这些问题应当是武帝自己提出来的，虽然文字很可能经过了润饰，但问题的核心仍然应当是武帝的。毫无疑问，这几个问题，涉及汉王朝立国行政的根本原则（“法先王”以及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第一、二、三个问题），也包括了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如何处理当前政治中的现实问题。这五个问题，又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命、人性（情性）与现实政治，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大概就包括宇宙论、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三方面。

那么，董仲舒是如何回答的呢？在后来称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董仲舒首先指出：天命显现在人事中。他说：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这就是“天人相关说”的简略表达。“天”持有“天心”，能够知道“国家”、“人君”是否“失道”，“人君”如果有“失道”之政是否知“自省”，是否“知变”。“天”对“人君”是仁爱的，不希望人君致乱，所以，如果人君有失道之举，即出灾害以责备、告知他；若人君不知自省，则再出怪异之事以提醒他；再不改弦更张，那上天就只有让他败亡了。反过来说，如果灾害怪异频出，那一定是人君不行正道了。那么，什么是“道”呢？董仲舒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

繇，即由、经过。适，即往。道，就是通往大治的路，其具体内容则是仁、义、礼、乐。仁、义、礼、乐也就是“先王之法”的体现。所以，法先王，就是实行仁、义、礼、乐。而此四者，又是“天”付与先王的“法”。圣王虽然已没，但道（具体表现为仁、义、礼、乐）却一直传承未衰。人君行“道”则国家兴，不行“道”则国家衰，然无论国家兴衰，“道”一直没有亡，一直存续在那里：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弘道在于人，失道也在于人，行道则兴，失道则衰，“故治乱废兴在于己”，并不是上天降命不让后世回返到先王那样美好的时代，问题仍在于后世君王“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质言之，“天命”在于“人事”，上天的福祐或惩戒全赖于人君之是否行“道”。至此，董仲舒回答了武帝的第一、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受命之符，即帝王膺受天命的象征是什么，如何能够证明君王得到了天命的眷顾。董仲舒说：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出自《今文尚书·泰誓》，谓伐纣之时有此祥瑞之象。这是说武王伐纣时，乘舟渡河，白鱼自动跃入武王所乘坐的舟中；火光自天下垂，变化为赤乌，飞进了武王所住的屋子里。这些异象，表明武王得受命为天子，就是“受命之符”。周公曰：“复哉复哉。”也见于《今文尚书·泰誓》。颜师古注曰：“周公视火乌之瑞，乃曰：‘复哉复哉！’复，报也，言周有盛德，故天报以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出自《论语》，邻，近也。言修德者不独空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因此，所谓“受命之符”，“皆积善絫德之效也。”絫，即累。也就是说，天命授予的象征，是靠行善积德而来的。反过来，废德积邪，则灾异妖孽自生。

第四个问题，关于人的性（本质）与命（命运，道路），董仲舒回答说：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命，是上天给的；性，是生来就是这样的；情，是人希望做到、得到的。上天之予人以命，给人以性，就像陶工造瓦、冶工制兵器那样，不能完全一致，有时心情平和，做得好一些；有时心情散乱，做得差一些，所以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就有君子、小人之别。而君子（人君与夫子）的品德就像是风，小人（百姓）的品德就像是草，草会随风倒，小人也就必然要受君子的影响。所以，在上之君子，就像造瓦的人；其品德风范，就像造瓦时陶模的那个轴（钧），足以决定小人的品德性情。“绥之斯徕，动之斯和”，语出《论语》，系子贡对陈子禽之言，意为治国家者，对于百姓，安抚他们则竞相跟从，以品德垂范、教化他们则社会和谐。在这里，董仲舒没有直接回答武帝关于人生哲学的疑问，而是将人生哲学引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人君的人生与其君主的职责融合在一起。实际上，他在告诉武帝，作为帝王，不需要思考这样的人生哲学问题。

第五个问题，如何处理当前的政事。这是董仲舒回答的主体部分，系统地陈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第一，当任德教而不任刑，即以德教治天下，而不当以刑法治天下。董仲舒说：

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天既然支配着世界，君王为政之根本，也就来源于天。所以，如何行政，就要问天，要依从“天道”。所谓“天道”，就是上天化生万物的方式，也就是阴阳、四时等自然现象的秩序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世间万物都要养育生长，所以要以“阳”为主；而万物生灵又都要休息更替，所以不得不有“阴”。阳为德，代表着生命、成长；阴为刑，代表着肃杀、死亡。所以，天道的核心是“任德而不任刑”，也就是保护、促进生长而不保护、促使衰亡。君王既然遵从天命，根据天道以行王政，王道也就要“任德教而不任刑”，也就是要推行德教，而不能实行刑治。刑法不可以据以治理天下，就如专靠“阴”不能度过岁月一样。如果为政而专用刑法，则与天道不合，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都不这样做。在这里，董仲舒明确地批评“今”之废德教而任刑，认为当时“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是不“顺从天命”的，是“虐政”。既然推行此种“虐政”，竟然还希望使“德教”泽被四海，岂非南辕北辙，怎么可能达到呢？

第二，应以公正之心持政，不得存偏私之念，更不能专逞一己之欲。董仲舒说：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君心正则朝廷正，百官正则万民正，万民正则国家、社会正，歪风邪气即不得存于其间，天地万物皆各种其所，和谐茂美，天下遂得大治，“王道”也就达到极致了。因此，人君之“正心”是本源。这些话，今日读来，虽然也觉不错，但并无真正力量。盖在上位者，做到“正”最难，无论是“正心”、“正行”，还是“正法”、“正理”，都很难做到。故要求人君“正”，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董仲舒大概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根本没有谈及人君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正”，看来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三，当以教化为治世之要务。董仲舒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人的性情，是从利的，故需以道德规范之，不使利欲之心漫无边际，这就是教化。教化的本质，是给人的利欲之心加以规范，犹如在奔腾四溢的大河边筑上堤防。所以，治天下者，当从根本上规范人的利欲之心，即以教化为大务。教化不立，则万民不正。“德教”是汉儒的共同主张，并非新论。推行教化的具体措施，则不外乎“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颜师古注曰：“庠、序，教学处也，所以养老而行礼焉。《礼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也。”大学，又作“太学”，即国家之学，教化系统中最高的机构。设立各级学校，以推行教化，这也是儒家所谓“德教”的常谈，并非董仲舒的独创。

第四，推行政治改革，从根本上破除秦以来“以刑为治”的政治理念及其制度。董仲舒说：

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以法治天下，法出而奸弊之策生，令下而狡诈之计起（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故以法令治天下，犹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彻底“更化”，即从根本上改变为政的方向，放弃以刑法治天下的“大政方针”，奉行“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推行德政，即将秦以来的法治，改变为德治，以德化治国。在这里，董仲舒实际上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作了全面否定，认为它在本质上仍然是对秦代刑政法治的延续，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以刑法立国的大政方针。但究竟如何“更化”，董仲舒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办法，只是提出“为政”当以“宜于民”亦即顺从民心为原则，并指出人君当奉行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

 [7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8页。下文所引“天人三策”，均见同传，第2496—2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