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追忆

在我们的回忆中，总是会有很多的空缺，我们回忆不起来或者不愿想起。所以，回忆往往是不完整的、有限的和未成型的，作为回忆而闪现的东西，通常都是一些没有此前和此后的孤立场景。但有些关键的环节，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把那个故事讲全，并给它一个“意义”（重要性）。为此，我们就要有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把故事的不同部分加以调整、组合，然后把那些缺失的部分填补出来（我们强化或者挖掘出那部分回忆来），突出我们希望突出的那部分，最后形成一个有首有尾、有意义的故事。正是在这个叙述回忆的过程中，回忆才获得了自己的形式和结构，也因此而得到了补充和巩固。在另一方面，回忆往往是瞬息即逝和不稳定的。有些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回忆则变得淡漠或完全消逝了，尤其是随着意义结构的评价模式的变化，过去重要的东西后来可能变得不重要了，而以前不重要的东西在回顾的时候却可能变得重要了。这就需要给回忆中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性或意义重新定义、排序，并因此而重新调整叙述的结构或脉络。这就是“追忆”的过程。

追忆是对回忆的强化性改写，是对故事的重构。追忆是有意图地跟过去打交道，有意识地或至少是有意识能力地就过去进行沟通，并且赋予过去以形式。每一次追忆都是对回忆中的事件与过程的重新改写，通过追忆，不同的人完成了对同一件记忆或回忆的重新建构，并赋予其所追忆的对象以不同的意义。

追忆的出发点是追忆的“当时”，亦即追忆时的“今天”，是站在“今天”、根据“当前”的需要，对过去的重新构想，其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我们来看一个通过追忆建构“历史”的例证：

鲁昭公二十二年（即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四月，周天子景王姬贵崩逝，王室发生变乱。大臣刘子、单子杀掉了景王重臣宾孟，在单氏召集诸王子会盟，拥立王子猛。景王庶长子王子朝不服，在景王葬礼期间，就纠集“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联合周灵王、景王的后裔子孙，率领郊、要、饯三邑的甲兵，进攻刘子、单子。刘、单联军击败王子朝联军，杀掉还、姑等八个王子，入居王城；王子朝奔于京邑。刘、单又向强大的晋侯求援，晋遂出兵协助刘、单进攻王子朝。战事正胶着中，王子猛忽然去世，刘、单只得另立猛的同母弟匄为周天子（即后来的周敬王）。周室的另一位重臣尹氏则拥立王子朝。仗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年，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十月，晋侯与刘、单联军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奉王子匄进入王城，王子朝携其追随者“奉周之典籍”，逃亡楚国。王子朝向诸侯派出使者，寻求支持，认为应他自己继承王位，而不是作为弟弟的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未下转录了这份说辞（可以相信，王子朝应当是写成“文本”的，使者带着这个文本，去游说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则有晋郑，咸黜不端，以绥定王家。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这一段说辞，将武王克商以来的周室历史述说一遍，其核心则在王室得诸侯之翊戴，特别是在王室变乱之时，诸侯能够主持“正义”，拥戴合乎礼法而圣明的继承人继承王位。王子朝首先述说周武王、成王、康王“并建母弟，以蕃屏周”的制度，指出分建诸侯，乃先王成典，而诸侯之责，即在当王室“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之时，前来帮助“振救”。然后，王子朝列举了诸侯“振救”王室的诸多事例：周夷王身患恶疾，诸侯皆遍祭其国境内的名山大川，为王祈祷；厉王暴虐，万民不堪忍受，将之流放到彘邑去，诸侯都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王都，参与王朝之政（其时周公、召公二相秉政，史称“周召共和”）；其时厉王之子姬静年纪尚幼，然志向远大，而且知世明理，所以召公虎等诸侯擅自抚育他，拥立他作天子（即后世的周宣王）；幽王昏庸淫乱，玩掉了他的王位，虢公翰擅自拥立王子余臣于攜，以晋文侯为首的诸侯合力，杀掉了余臣，确立由太子宜臼继承王位（即周平王），并扈从天子还驾王城（宜臼即位时在申）。所有这些，皆“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惠王之时，庶叔颓作乱，把惠王赶到了郑；襄王之时，弟叔带作难，把襄王赶到了汜。两次王室变乱，都是由晋、郑两家诸侯帮助平定，并为王室清除了不端正的子孙。这些，都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显然，王子朝及其追随者很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逃亡时带走了“周之典籍”，那么，这段说辞应当是在这些典籍中找到了很多历史资源的。但是，这段叙述，显然不是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真实情况，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是另一些可能更真实的故事：叛乱、篡位，诸侯恃强废黜周天子，拥立傀儡。在王子朝的述说中，诸侯干预周天子的王位继承，竟然是一种合乎礼法的传统，显然，他在讨好诸侯。而他的目的，在下一段的说辞中暴露无遗：

今王室乱，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侵欲无厌，规求无度，贯渎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齐盟，傲很威仪，矫诬先王。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奖顺天法，无助狡猾，以从先王之命，毋速天罚，赦图不谷，则所愿也。

王子朝说：现在，王室大乱，单旗、刘狄这样周室的世卿，扰乱天下，专制独裁，不理会别人的意见，竟然声称：“自古以来，立天子哪里有什么成法，今日唯我所立，有谁敢表示反对，甚至起兵讨伐？”晋侯不遵从臣子之道，丝毫不能坚持原则，竟然去帮助单、刘，助长此种叛乱行为，致使我流亡到楚国来；希望无论同姓还是异姓的诸侯，不要帮助单、刘那帮人，而要遵从先王的故典成命，以避免受到上天的惩罚，解救我于危难之中，让我重登天子之位。问题在于，晋侯出兵佐助王子匄（周敬王）稳定王位，即使按照王子朝的逻辑，不是与他列举的周公、召公等所行之事属于同样性质吗？为什么周、召二公等所行合乎“先王之命”，而晋侯所为就不合乎“先王之命”了呢？关键在于，王子朝认为自己是长子，理应由自己继承王位。他接着说：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61]

王子朝引以为据的，是“无嫡立长”之制。穆后是景王的王后，寿是穆后之子，故以嫡子立为太子，然二人皆已于昭公十五年（前527）去世，所以王子朝说景王并无嫡子在世。无嫡立长，所以当然应当由自己继承王位。但事实上，景王在世时，已立王子猛为太子；猛既去世，单、刘立猛之同母弟匄为王，与礼法并无龃龉。《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王子朝虽是长子，然系庶出，本来是无望承嗣的。王子朝对这样的说法，就完全不加理会了。可以相信，如果王子朝不是长子，他一定可以在周室图籍中找到立王应以德为主的证据来。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祖先起源的追述，大都是建立在“追忆”基础之上的。我们看各种族谱，其中关于族源的叙述，多追溯久远，特别于其始祖（或始迁祖）叙述甚详。可以相信，这些叙述都是后世“追忆”的结果，如果不加分析地信以为实，那就大错特错了。

满洲关于其族源的叙述与阐释，就是通过追忆而不断建构的典型例证。姚大力先生曾对此作了充分论证。他指出：明代女真人大部分来源于被金代猛安谋克女真所疏离的边缘人群，金代女真的光荣与辉煌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共同记忆。当努尔哈赤初起之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部落与曾经建立过金帝国的女真人之间曾有过关系。因此，在努尔哈赤早中期，主要使用“诸申”这个词来指称与自己同类的诸部人群。在《旧满洲档》中所见关于满洲祖先的最早版本，是这样说的：

吾之父祖世世代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曰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彼布勒霍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十里至三十里。生吾等二祖后，由彼布勒霍里湖起行，住于撒哈连江之名为纳尔浑地方。

这时候的满洲，还没有想到要把自己与金女真联系起来。至努尔哈赤建国，以“金”为国号，看来已试图将自己与金女真联系起来。在努尔哈赤的讨明檄文中，明确使用“我本大金之裔”的表达。姚大力先生说：努尔哈赤借重“金”这个符号的主要用意，是试图以之张大己方与外部三国——明、朝鲜、蒙古——交涉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提升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历史品格。但是，到了皇太极时代，政治需要又发生了变化：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来，科尔沁、察哈尔诸蒙古部相继降附满洲，而面对蒙古各部，自称为“大金后裔”，就显得有些不妥，因为金女真亡于蒙古，而且金亡之后，女真曾隶于蒙古统治之下。这样，满洲就要重新“追忆”自己的祖源，“大金后裔”的说法不再被提起，而回到了上文所引那个最早的传说，并不断地加以充实、改写。满洲始祖的发祥地，由原先“距黑龙江一百二十至三十里”，变成了“长白山之东北”（向东南移动，因为要与蒙古拉开距离）；布库里雍顺建国的故事，变得更具体起来：他不再是朝向北面的撒哈连江迁徙，而是坐小舟向南顺流而下，到达长白山东南，并被当地的“三姓”奉为首领。最初版本的故事里完全没有提到长白山，而《太祖实录》里的故事却是围绕长白山而展开的，并逐步把长白山神圣化。这些故事，到乾隆时代，又经过一次大的改写，这就是《满洲源流考》中所述说的满洲起源。^[62]

显然，追忆的出发点与目标性都非常明确，是一种主动的“回忆”，有着相当明确的“目的”，所有的“回忆”都是围绕着那个目标而展开的，所以，它距离“历史的真实”更为遥远。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在追忆中的过去，被认为或追忆成一种生动的、可变的活动。过去总是新鲜的，它一直是在变化着的，就像生活一直在继续一样。追忆者根据当前变化的需要，总是不断从过去当中重新筛取一些不同的东西，有时需要这种声音，有时需要那种声音。于是过去出现得时而时间间隔长一些，时而时间间隔短一些。它有时像声音一样响起，有时却又陷入沉寂。过去的许多环节，只有在“当前”需要时，它才变得明亮起来；“需要”一旦消失，它又重新归于晦暗。因此，追忆是一个创造性的、可变的、流动的，因而也是基本不可依赖的体系。

然而，追忆的魅力也就在这里，它使过去常青，让历史“活在”当下。宇文所安曾经讨论过杜甫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宇文所安固执地去追问：这首诗究竟有什么好呢？它的诗意在哪里？他有很好的阐释，可以去参看。^[63]我们仔细想这首诗，知道杜甫与李龟年，本来也许不算是好朋友的：当年，在岐王府与崔九（崔湜）的家里，两人在宴乐时是时常相见的，但那时，李龟年不过是一个乐工，虽然很优秀，总不过是一个伶人罢了。宴乐时及其之后的那些夜晚，杜甫并未觉得李龟年和他的音乐有多少值得回忆的东西。当年的“寻常见”与“几度闻”又被忆起，是在乱离之后的江南了。落英缤纷，故人相见，执手唏嘘，共话开、天旧事，当年的“寻常见”与“几度闻”遂被赋予了世事沧桑的时代内涵。这不仅仅是回忆，回忆只是重温当年相见时的情景，而追忆则赋予了当年的相见以“意义”——岐王宅里的相见与崔九堂前的乐声，代表着盛世的绝响；而江南的落花，则象征着乱离与悲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追忆让当年的那些“寻常”的相见从消逝的岁月里走出来，来到落花时节的江南，来到乱后重逢的朋友中间，成为这些沦落他乡的故知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一切都变得鲜活起来，长安的相见不再是“宛如昨天”，而是就在“今天”。

在这个意义上，追忆，使“过去”活在了“今天”，使“历史”成为“现在”乃至“未来”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使过去与现在、未来相联，而且使现在和未来包涵了过去。历史之树因为追忆而得以常青。

[61]《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六年，第1475—1479页。

[62]姚大力、孙静：《“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初刊《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后收入姚大力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3页。

[63]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