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忆

更多的记忆性文字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或者说是过程之外，通过回忆而得到梳理、记录下来的。很多人写过日记：夜深人静，回想一天中经历的事情，某些场景会历历在目，这就是“回忆”的过程。回忆是对记忆的唤醒。显然，被唤醒的不会是全部记忆，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中间已经有一个过滤与筛选的过程。把那些经过筛选的事件或场景形诸笔端，加上自己的感受或思考，这就是日记。同样，写日记并不会把可能有意义的每一件事情、场景、想法都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在撰写日记的过程中，又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回忆那些越来越远的岁月，特别是童年、少年时代和青春岁月。不用说，在大多数人的回忆中，过滤掉了诸多艰苦、困顿乃至被欺凌、被侮辱的情节，以及那些悲伤、孤独、无助的情感体验，还有诸多少不更事的失误与歧路，留下的主要是成功、荣耀、得意以及温馨的亲情、友谊，如画般的场景，弦歌一样的岁月。回忆不是对过去的复原。事实上，我们在回忆中看到的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一种幻觉，是我们希望“回忆”、希望看到的过去。

人们为什么会回忆过去？会有诸种不同的原因和千差万别的解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引发我们回忆的东西在慢慢地远去，在消失，我们希望能抓住它们。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试图去抓住那些正在逝去的东西呢？我们要借此证明某些东西曾经存在过——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踪迹，一张老照片，一封旧书信，等等；而证明这些东西存在的根本目的，则是要证明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注定也要成为过去，也要消失。如果过去不能被找到，我们在不远的未来，也将永不被提起。我们将不存在。这很可能是回忆之所以发生的根基。换言之，我们在晚上写日记时能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才会有一个过去；如果没有过去，也就不会有现在和明天——我们用以证明自己存在与特征的所有要素，都要靠回忆才能成立。对自己过去的感知、回忆和诠释，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当前可能采取各样行动的出发点。所以，没有对过去的回忆，我们也将不知道怎样活着，以及怎样面向未来。

因此，回忆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建立起一个时间的链条。就人类群体而言，正是回忆的链索，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臆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回忆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我们自己也将成为回忆的对象，成了后人值得记起的对象。

把回忆“述说”出来或记录下来，天长日久，当后人“回忆”起这些回忆时，它就成了史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历史事件与事实的大部分记载，都来源于回忆，是后人回忆起这些回忆时，将之加以剪裁、整理而形成的记录。我们来看《左传》中一段著名的记载，即“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鲁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事——长勺之战，经文云：“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传曰：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60]

这段记载，我们都耳熟能详，它涉及长勺之战的三个环节：战前策划，战斗过程与战后总结。其描述惟妙惟肖，读之如临其境，自来被视为史家叙述之典范。那么，这段文字从何而来呢？

这段文字特别突出了曹刿的作用。的确，曹刿其人可能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你可以想象吗？战前鲁庄公未与其大臣商议，也未作详密的布置，而只是与一个陌生的乡下人（非肉食者）曹刿商议，即作出“战”的决定；在战事过程中，这个只是“与从”的曹刿竟可以决定进军与否，他的身份是什么？战后论功行赏，亦不见其他将帅。这些疑点，使我们相信，这段记载，最大的可能，是来自曹刿本人的回忆，是他自己讲的，为后人所传说，并最后被史官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战前的议论、战事中的作用，就是他的言说而已，是经过过滤、筛选的回忆。

如果说“论战”可能源于曹刿本人的回忆的话，那么，李夫人得幸、“一见”之类的故事，则显然只能源于事件中其他人的“回忆”——既不是李夫人，也不会是汉武帝，而只能是参与其中的妃嫔宫女宦者，是这些人根据自己的“回忆”，讲述并传播出来的，是事件旁观者的回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接当事人未必会回忆的事情，更可能被旁观者或事件次要参加者所回忆，并记录下来。

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都是出于事后的“回忆”，而不是“即时性记忆”，即便史官或其他记述人就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或本身就是事件参与者，他也很少有可能在当时即记录下来，因为事件在发生过程中，其实是没有任何头绪的，事件中人，很难看清其发展的过程与方向，所以也很难记录下来。事后回忆——且不论距事件发生的时间长短——事件的发生过程，加以梳理、过滤、筛选，然后按时间先后或因果关系，或其他逻辑，叙说或记录下来，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说变异之后，再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关事件过程之记录的“原始史料”。将这些立基于“回忆”的原始史料按照“回忆者”分类，可以分成：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旁观者的回忆，闻听者对事件当事人或旁观者之回忆性叙说的回忆，以及书写人对诸种回忆性叙述的剪裁性回忆，等等；其史料价值，总的说来，是依次递减。就文献类别而言，大部分日记、行记、游记、回忆录，以及部分官方档案，如诉讼案卷中的口供材料，大抵都可以归入“回忆”性文献的类别。

我们知道，很多回忆特别是被记录下来的回忆是在与他人述起自己的回忆或和他人共同回忆的语言交流中构建的。有许多事情，我们对它们有多少回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机会对别人叙述他们；有些事情，我们叙述它们的次数越多，就越是不怎么记得起自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体验，倒是越能记得此前叙述它们时所使用的话语。所以，对这些回忆的记忆是通过重复而得到巩固的。不断重复的回忆不仅将一步步过滤掉我们在被回忆事件中曾经经历过的真实体验与情感，而且会强化对某些情节的记忆及其意义，并最终使这种回忆成为某些符号、范畴的堆积，从而形成回忆的叙述模式。最典型的模式化回忆叙述是名人的成长历程。几乎所有“名人”的成长过程都逐步被“回忆”成“磨难—励志—成功”为核心的结构性叙事，而帝王的成功则再加上天命所归、人心所附就足够了。由于经常叙述，这样的回忆往往被润色得天衣无缝，近乎完美。

反过来，凡是得不到回忆的东西，就很可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们的大部分回忆都处于休眠状态，它们一旦碰到外因就会被唤醒。这时，回忆就突然变成有意识的了，它们会获得一种感性存在，还能被表述为话语并成为可支配的知识储备与经验宝藏。但还是有许多不可及的回忆，它们都处于闭锁状态，看护这些回忆不让它们浮出意识表层并得到叙述的，是“精神创伤”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抑制”，无意识的抑制。这类回忆往往令人痛苦或羞愧，若没有外因的帮助，它们不能重新回到表层意识上来。关于历史的叙述，总是关注于“成功”，而较为忽略“失败”，最深层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回忆”更大的威胁，来自“淡漠”。千篇一律的图景、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生活、面貌性情均雷同相似的人，都很难引起我们的回忆。长期生活在单调“正常”环境中的人，生命的轨迹既然已经确定，回忆也就变得越来越奢侈，从而逐渐失去回忆的愿望，最后导致了回忆能力的衰退。这就是“淡漠”。“淡漠”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生活的平淡，生命轨迹的模式化；二是人与事件的类同，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三是回忆能力的衰退，偶有回忆，也不再能转化为记忆，更不能成为生命和历史中的记忆。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芸芸众生的叙述非常之少，有很多原因，最根本性的原因，大概是他们的生活不被他人所“回忆”，他们自己的回忆则得不到记录，其总的根源，在于他人以及他们自身的“淡漠”。

显然，“回忆”有很大的欺骗性：它首先欺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回忆”是选择性的；其次，它欺骗别人，因为任何人的“回忆”都是主观的，带有自己的功利考量与好恶选择，也受制于自己的记忆力和“回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无意识都是同外界文化的图像连接着的，我们无处不受到它们的包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回忆画面无论怎样具有独到性和个人性，这类外部文化图像都不可避免地在塑造着我们的回忆画面。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否认“回忆”的意义，如果没有回忆，我们怎么会有“历史”？

[6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