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见”

这个故事既有高度的私密性，又非常有戏剧性，就像是20世纪的一个室内剧。年轻的李夫人生病了，生的什么病不知道，但并非传染病，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从疾病的角度，她并不是不能见武帝。不能见的理由，是她生病后不漂亮了。那么，由此，我们反推李夫人生病前的漂亮，是健康的、朝气蓬勃的，是青春的美，是“北国佳人”的美；不是病弱的、林黛玉式的美。李夫人大概很年轻，也没有谈过几次恋爱，所以并不知道男人的爱恋，其实是更倾向于后者的。当然，事情不是这样。按照班固的叙述，她实际上怀有非常深的心机。她的真实目的，是要向武帝托付自己的两个兄弟，给他们讨得高官厚禄。显然，她达到了目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延年被任为协律都尉。

现在的问题是：班固叙述的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故事，显然发生在宫闱之中，班固（或其他史家）是如何知道的呢？

当然，武帝与李夫人的对话，可能并不是在仅有两个人的场合下发生的。这毕竟是在探病，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其他人之前，当时有宦官和宫女在场自然是可能的，所以，它的真实性是不能断然怀疑的。可是，李夫人与其姊妹间的对话，却完全是私语，更不可能有史官记下来，因为它暴露出李夫人的真实动机是有意控制皇帝的情感，从而达到她个人的目的。^[51]那么，这些私语是如何传出来的？当然不是李夫人，她已经死了；是她的姊妹吗？这些话不利于李家，她们自己怎么会传出来？唯一的答案是宫廷中的流言蜚语。弄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去看李夫人与武帝的对话，那个场景，武帝委屈自己以求得与美人一见，大约也不会是史官的直录，更可能是当时在场的太监、宫女们出去讲的故事，慢慢地传播开来，后来就越讲越生动而“真实”了。质言之，其源头，乃宫女太监们的回忆与叙述。

此种性质的记叙，其实还有很多。如《汉书·外戚传》记高祖薄姬（汉文帝刘恒之母）之得幸，说：

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四年，坐河南成皋灵台，此两美人侍，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自有子后，希见。^[52]

薄姬与其小姐妹管夫人、赵子儿三人“苟富贵毋相忘”之约，既然在两美人与刘邦宴会嬉戏时曾经讲出来过，或为史官所记，且可不论。而薄姬与刘邦帷中私语（连“昨夜梦里皇帝压在我胸脯上”，以及“我来让你心满意足”这样的话都写下来了），史家又是如何知道呢？又如，同书卷记昭帝后上官皇后之得立为后，谓：

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盖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上与大将军闻之，不绝主欢，有诏外人侍长主。长主内周阳氏女，令配耦帝。时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内之。光以为尚幼，不听。安素与丁外人善，说外人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诚因长主时得入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诏召安女入为婕妤，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53]

鄂邑盖长公主与宾客丁外人私通，大将军霍光要巴结、笼络盖长公主，以诏书召丁外人入宫，让他近便服侍长公主，使她欢愉。上官安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走霍光的门路，没有走通，就去找盖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想办法，果然成功。这里涉及宫闱秘事、裙带请托，看来也只能来自宫廷中的流言。

如果上述揣测不误，我们不免对《汉书》此类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家，怎么会去采信宫女宦者的传言之辞？原来所谓严肃的历史叙述中，也夹杂了这样的道听途说、流言蜚语、八卦新闻。还不仅如此，传文中有关武帝又再一次申言希望与李夫人见一面时，“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这个描述，大概在八卦传言中都不会有，而只能出自史家的想象与修辞，是虚构的——虽然合情合理，但仍然是虚构的。它当然可能是事实，但绝非有人亲见并亲自叙述的。那么，这里叙述的故事，乃传言与想象的混合物，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在李夫人的一生中，可以相信，还是有其他故事的。《西京杂记》就记载了一个香艳的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54]过，探望；簪，头饰，用来固定发髻的长针。这是说武帝用玉簪给李夫人挠痒痒。它完全可以铺衍成武帝与李夫人是如何恩爱的。但班固没有写它，而是写了这个李夫人病中不愿与武帝相见的故事。其目的，显然在于突显李夫人是多么工于心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班固甚至改写了事实发生的顺序——他在这个故事之后，写道：“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把李广利、李延年之得到重任说成是李夫人死前未见武帝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盖李广利任为贰师将军在太初元年（前104）八月（见《汉书·武帝纪》）之前，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也当是在李夫人见幸、生昌邑王髆之时，均非李夫人死后。换言之，李广利、李延年之受任、得官，应当是缘于李夫人之得宠，是在李夫人生前，而绝非李夫人之病死，更不是在李夫人死后。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史家的无情，以及没有原则或者说不坚持原则。第一，按照史家的要求，道听途说之辞、没有充足的证据，是最好不要采择的。但事实上，史家大量采信了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其理由，并非它们是可信的，而是它们可以用于说明史家要阐述的某种道理。在这个故事里，因为传言有利于说明李夫人的用心险恶，所以班固采信了，并且希望读者也相信其为事实。第二，按照历史叙述的原则，是不可以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弄乱的，更不可颠倒。但在这里，班固毫不犹豫地就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可以突显李夫人险恶用心的效果。我们知道，班固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家，他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一般的史家，以及那些不堪的史家了。

[51]参阅宇文所安《“一见”：读〈汉书·李夫人传〉》，见氏著《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105—119页，特别是第111—113页。

[52]《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41页。

[53]《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58页。

[54]《西京杂记》卷二《搔头用玉》，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