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传文首句即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倡，师古注：“乐人”。汉代的倡，还主要是指艺人，没有性工作者的意味，但尽管如此，倡的地位仍然是卑微的，“夫人”与“倡”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靠“进”使之结合在一人身上的。这里，叙述的语气间，弥漫着可以觉察、却又无法指实的鄙视气息。沿着这种语气，其后关于李夫人得幸的叙事，也都是倾向于否定、蔑视。

李夫人因其兄李延年而得以进幸。李延年，在《史记》卷一二五即有传，是列入《佞幸列传》的。传云：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31]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所记大致相同。延年是宦者，在“狗中”（应是负责驯养猎犬的机构）做事。他与妹妹（后来的李夫人）以及弟弟李广利，都能歌善舞。李延年所善者，称为“新声”，又作“变曲”。其所谓“新声”，是相对于“旧声”而言的。“旧声”是什么呢？

西汉前期宫廷里用的乐，大概主要有三种。

一是所谓雅声，即周人的遗声。《汉书·礼乐志》：“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32]雅声是正乐，用以施教化、治人心的,所谓“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者也。但到汉初，雅乐已经残阙，不怎么能用了。到武帝时，河间王刘德“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刘德所献雅乐详情不知，但据说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然很少讲论其义（“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33]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人听得懂。雅声之辞，盖多为四言，当与《诗经》之辞相同或类似。李延年对于古之雅乐亦或能通。《史记·乐书》说：“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34]“今上”，指汉武帝。其所作十九章，《索隐》以为即《汉书·礼乐志》所记之《安世房中乐》，实未必然（安世房中乐仍当为楚声，见下文），应当是武帝令人仿制的雅声之辞（《汉书·礼乐志》说：“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而李延年为之谱曲序声，说明李延年于雅乐也颇有修养。

二是楚声。《汉书·礼乐志》：“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这些都是楚声。又云：“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35]所谓“房中乐”，当为“房中祠乐”的简称，即燕乐，又称为“安世乐”。其用途，一用于祭祀，为娱神之事；一用于飨食宾客，为娱人之事。二者之区别，是在前者场合下用钟磬，后者不用钟磬，只用箫管丝竹。盖房中乐本诸周乐，早已传世，至汉时因刘邦之故，改用楚声而歌，换言之，本来是用楚声唱周乐，其音调旋律是旧乐，而其发音则用楚地方言；而新作之辞，则更多用楚地词汇，遂变为楚乐。其辞则或为四言，如：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或为七言，或为三言，如：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

丰草葽，女萝施。善何如，谁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36]

其七言无全篇，三言则多为变化省略楚辞七言诗中的“兮”字而成，明显地见出楚地的特点。^[37]

汉时《郊祀歌》也多用楚声。盖《房中歌》用于祭祖考，是庙乐；而《郊祀歌》则用于祭祀天神地祇，是郊乐。《汉书·礼乐志》说：“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那么，《郊祀歌》可以用赵、代、秦、楚等地的方言歌唱。而《汉书·礼乐志》所录《郊祀歌》十九首，四言者八篇，三言者七篇，合三、四、五、六、七诸言而为骈体者三篇，杂言一篇，显示出其活泼程度又远过于《房中歌》。其杂言体一篇，《日出入》，自来以为文学价值甚高：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38]

日月无穷，而人命有终，世长而寿短；春夏秋冬，非为我住，人生不能安固有如四海。明了此点，又当如何？若得独乘六龙以御天，平稳飞升，则我心安若。黄帝昔年所乘的龙马訾黄，怎么就不能再来世间走一趟呢？人生既然如此短促，且不如归之太空。

三是秦声。《汉书·礼乐志》：“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乐，应当都是秦时宗庙之乐。《礼乐志》又说：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39]

《武德》《文始》《五行》《昭德》《四时》之舞，《昭容》《礼容》之乐，皆当为秦声乐舞。

李延年所造之新声变曲，则大抵以胡乐为本，是西胡之声。《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注引《古今乐录》曰：

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靡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在俗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40]

据此，可知李延年所造之新声，乃改造胡乐而成，是将西域民歌音乐引入长安宫廷，有类于王洛宾所创作的西部歌曲，并非所谓“淫靡之音”。

李延年的歌，所谓“新声二十八解，称为武乐”，包括《黄鹄》《陇头》等所谓“十曲”，从其名称看，应当多是边塞征伐、金戈铁马之声。新声，大抵多用鼓吹，非如旧声多用箫管丝竹钟磬之属。新声二十八解，盖多以鼓吹曲辞为主。鼓吹曲，又称“短箫铙歌”。刘瓛《定军礼》说：

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吹竽”是也。^[41]

据《汉书·叙传》，班固的祖先班壹在秦始皇末年避害居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42]楼烦，汉时属雁门郡。鼓吹曲辞大约是在秦汉之际传入中原的，其特点之一就是“鸣笳以和箫声”，原来主要是用于“出入弋猎”即打猎征伐的，是草原人群所用，非中原旧有之声调。蔡邕《礼乐志》说“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也强调它是军乐。《乐府诗集·横吹曲辞》说：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43]

则知鼓吹曲辞后来用之愈广，不仅军中武事常用，朝会游行赏赐及宫中冶游，率往往用之。

在李延年之前，汉朝宫中已或多用新声，其时之新声亦多从北狄乐变化而来。北狄乐盖多为鼓吹，用笳，所谓“胡笳”。李陵《答苏武书》中描述说：“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44]蔡文姬诗云：“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45]盖胡笳之音，悲凉旷远，引人涕落。《乐府诗集》著录《汉铙歌》十八曲，其中最著名的，即有《上邪曲》：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46]

上邪，犹言“天啊”。《上邪曲》爽直激烈，口吻逼肖，情态欲生，是女子以生命相托的誓言。

李延年所造新声，则是从西域胡乐变化而来，属于横吹，有双角。李延年所造曲辞虽已不存，然后世所造同名之曲，或亦可见出李延年当年所造曲辞之概貌。如陈后主所作《陇头》句云：

陇头征戍客，寒多不识春。惊风起嘶马，苦雾杂飞尘。投钱积石水，敛辔交河津。四面夕冰合，万里望佳人。

又如刘孝标所作《出塞》：

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陷敌摐金鼓，摧锋扬旆旌。去去无终极，日暮动边声。^[47]

大抵多为五言。结合上引《李夫人传》中所录佳人诗，则知李延年所造新声，应当以五言为主，间或杂言，其内容则多战阵行旅悲壮激烈之词，绝非淫靡之音。

《李夫人传》中所录的这首五言诗歌，如果确然是李延年所作，也可能是采自西域民歌而略加改造。诗中说佳人一顾，即可倾城；再顾，则可倾国。这样的“城”与“国”，大约只能是西域的沙漠绿洲城邦，规模不会大的。所以，它的本源地，应当是西域。这实在只是一首质朴单纯的诗，它描述了一位仙人般的女子，她的美貌可以倾城倾国。如果按照腐儒们的深解，还不妨把它说成是讽谏之歌：佳人虽美，却会倾人城、倾人国，红颜祸水，不可不防。只是“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得美人一笑，城、国且放到一边，倾就倾了吧，也不过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意思。但汉武帝刘彻，却是既要美人、更要城与国的。这首歌在他那里起到了广告的作用：“好！世上哪里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是一般人，回去做个好梦也就罢了，但武帝却是皇帝，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佳人！于是李延年及其在宫廷中的支持者平阳主就适时地向武帝引荐了李夫人，“果然有这样的人”。

汉时公主特别是长公主颇多参与宫廷斗争，甚至影响乃至决定皇后与太子的置废。武帝及其

前后几位皇后之立，就与两位长公主有关。一位是景帝朝的长公主，馆陶公主刘嫖。

刘嫖是文帝与窦皇后所生的女儿，景帝刘启的姐姐，也就是武帝刘彻的姑姑。据说，刘彻得立为太子，就与这位长公主有关。刘嫖嫁给了堂邑侯陈午，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后世传说中的阿娇。刘彻的母亲王氏（后来的王皇后）出身微贱，在宫中并无所依。而当时栗姬所生的荣已被立为太子，所以，刘嫖很想把女儿嫁给太子为妃。可太子荣的母亲栗姬非常不喜欢这个长公主，就谢绝了，没有接受阿娇作自己的儿媳妇。刘嫖就转而想把女儿嫁给王夫人所生的彻（当时已被封为胶东王）。《汉书·外戚传》记载说：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48]

刘彻既立为太子，长公主刘嫖让女儿为太子妃的计划也就得以实现了：“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武帝即位，阿娇自然而然地被立为皇后，就是孝武陈皇后。

阿娇成为太子妃的故事，在假托为班固所作的《汉武故事》里有非常精彩的描写，这就是“金屋藏娇”的来历：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主抱着其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骄）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定婚焉。^[49]

阿娇应当比武帝年龄大。在最初几年甜蜜生活之后，两人逐渐疏远。《汉书·外戚传》说：“及帝继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大概正是由于阿娇失宠，

又无子，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与武帝同为王皇后所生）就窥见了契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扳倒馆陶公主刘嫖，削弱乃至消除她对于武帝宫廷的影响。

《汉书·外戚传》详细地记载了卫子夫被平阳公主引荐给汉武帝的过程：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偫美人，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入宫岁余，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50]

卫子夫本来是平阳公主家养的“小戏班”成员（讴者），就如《红楼梦》里的芳官、龄官之类。平阳公主觅得十多个漂亮女孩子 ，打扮好了，放在家里，等着武帝临幸，子夫并不在其中。有一次，武帝到霸上去祓褉，回来经过平阳公主宅第。公主当然让那些准备好的女孩子出来服侍，可是武帝并没有喜欢哪一位。宴会中，“小戏班”近前献艺，武帝非常喜欢子夫。眉来眼去一番之后，武帝假装去更衣，子夫随去服侍，二人就在更衣间里发生了关系。武帝还座，心满意足，赐给平阳公主金千斤。公主心领神会，马上把子夫送出来，让她随皇上入宫。子夫临上车，公主拍着她的背，说：“好好去吧！保重自己，努力寻找机会。如果有朝一日荣显尊贵，可不要忘记我啊！”

李夫人得幸的故事，其实就是卫子夫得幸的另一个版本，平阳公主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有阴谋的话，那么，主谋也是平阳公主，与李延年兄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班固的叙事里，平阳公主就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上，而李延年兄妹却成为阴谋的主角：李延年写了一首歌，说是有一位佳人，多么多么美丽，让武帝遐思不已，心里痒得不得了；延年自己又不出面，而是让平阳公主向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武帝果然喜欢得不得了，李夫人就得幸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可能。在这个故事里，每一个情节都可能是真实的：李延年果真写过这首歌，他果真有个美丽异常的妹妹，他也很想让自己的妹妹得到武帝的宠幸；李夫人得幸的过程，也果真是通过平阳公主的引见，而且就在平阳公主那里给武帝唱歌跳舞，然后让武帝带回了宫，宠幸了（也可能和卫子夫一样，在平阳公主家里就发生了关系）。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李延年写那首歌时，未必就会是想引起武帝的情欲（这首歌，似乎也很难唤起人的情欲，当然，除了武帝之外），他虽然很想让武帝宠幸自己的妹妹，但未必想到用这首歌介绍自己的妹妹——最重要的是，如上所述，这首歌的主体部分，很可能就是现成的，采自西域的民歌，其本身并没有与李延年的妹妹联系在一起。《李夫人传》叙事的因果关系，显然是由“果”推出“因”的，即根据李夫人得幸的这个结果，去追溯其原因，并将之与李延年的歌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是先知道“果”，然后推出其“因”的。这个因果关系，是史家建立起来的，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因果关系。

这里，我们触及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大问题，即叙事中因果关系的建立。历史叙述或者说历史研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叙述者或史家知道结果。历史著作都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撰写的。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是不可能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的，而叙述者或史家知道。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即寻求原因。但历史的结果却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唯一的可能，而只是诸多种可能性的一个而已。因为知道结果，从而使历史学家可以将事前事后发生的、在当时看来也许并不相关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并赋予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参与者所知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叙述者或史家建立起因果关联。因果关系的建立本身，是叙述者或史家重构历史过程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李夫人得幸这个故事之因果关系的建立过程中，班固明显地站在道德评判的立场上，对当事人持一种否定态度，所以将李夫人得幸这个事件，叙述成一个阴谋，一个不能放在阳光下的预谋，当事人李延年、平阳公主乃至李夫人，都怀着卑鄙阴暗的目的，设了一个圈套，让武帝陷入了这个美色的陷阱。很难判断这个因果关系的真实性，但是，班固显然不愿去强调这个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武帝的好色，他不愿直面一个浅显的事实：如果武帝不好色，所有的故事均无从发生。所以，站在今人的立场上，事情的根源在武帝身上，而不在李延年和他的妹妹身上。

[31]《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李延年》，第3195页。

[32]《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3页。

[33]《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0—1072页。

[34]《史记》卷二四《乐书》，第1177页。

[35]《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5、1043页。

[36]《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7—1048页。

[37]参阅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6—42页。

[38]《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59页。

[39]《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43—1044页。

[40]《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78页。

[41]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鼓吹曲辞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3页。

[42]《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4197—4198页。

[4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一《横吹曲辞》，第309页。

[44]《六臣注文选》卷四一，李少卿《答苏武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60页。

[45]《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蔡文姬”条，第2803页。

[4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鼓吹曲辞》，第231页。

[47]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一《横吹曲辞》，第311、318页。

[48]《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46页。

[49]《太平御览》卷八八《皇王部一三·孝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0页。

[50]《汉书》卷九七《外戚传》，第39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