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赤帝子斩白帝子”

这个故事漏洞非常多，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首先，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有问题。刘邦奉命送徒往骊山，自沛县出发，至丰西泽中亭（《史记》作“丰西泽中”），即纵徒而去。“丰西泽中”，颜师古注：“丰邑之西，其亭在泽中，因以为名。”刘邦家在丰邑乡中阳里，丰西在丰邑乡之西，同属沛县。换言之，刘邦率徒自沛县出发，不过一两日，即可到丰西，何得言“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难道这些“徒卒”还没离开本县就大多逃亡？因此，纵徒之事，如果确实发生，也当是刘邦预谋而为之，并非事发突然、不得已而为之。《西京杂记》卷二“高祖送徒骊山”条：“高祖为泗水亭长，送徒骊山，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肚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16]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刘邦在离开沛县之前，就已经下决心纵徒亡命，不再为秦王朝卖命了，与“徒多道亡”没有关系。换言之，刘邦可能是受命送徒骊山之初，就已决定纵徒逃亡了。

如果此点可以确定，那么，其后所谓大蛇当道、刘邦挥剑斩蛇之事，就只能是写好剧本的演出。与此相类似然更为著名的表演，见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欲起事，“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乃决意假鬼神之事以威众，就用朱笔在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让人放在用网打来的鱼腹中，徒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吴广又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藏在营地边上的神祠树丛中，到了晚上，点起一把火，学着狐狸的音调，高声呼叫：“大楚兴，陈胜王”。徒卒听了，当然大为惊恐。到了第二天早上，“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17]刘邦的做法，与陈胜、吴广的作为，如出一辙，都是“假鬼神之事以威众”；而且，刘邦和陈胜、吴广一样，都达到了目的，“诸从者日益畏之”。因此，我以为即使刘邦确实斩了一条蛇，那个自称与老妪对话的“后人”，也一定是刘邦安排的，正像吴广作夜火狐鸣一样。进而言之，我以为刘邦的醉固然有“装醉”的成分，那条“当径”的大蛇，可能也是准备好的“道具”，甚至是一条死蛇吧（如果真有一条蛇的话）。

这样读史，可能有点失于刻薄，不太厚道，刘邦也可能真的杀了一条蛇，我也许不该把他说得如此不堪。但自古以来的经验，对于帝王将相，总的态度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官做得越大，谎言就会说得越多、越大。刘邦既然“贵不可言”，“官”做得不能再大，对与他有关的所有说法，特别是很可能是他自己讲的事情，先打上个问号，然后再加以考量，总是大致不错的。至于老妪夜哭之事，必然出于造作，则毫无疑问。

那么，为什么是“赤帝子斩白帝子”？

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甚或更早，就形成了一种五方五色帝的观念（虽然可能说法不一，也未必系统）。《墨子·贵义》篇说：“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18]这是以四色之龙配四方，其中青龙居于东方，赤龙居于南方，白龙居于西方，黑龙居于北方。《史记·孝武本纪》“泰一佐曰五帝”句下张守节《正义》曰：“五帝，五天帝也。”并引《国语》说：“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19]（今本《国语》未见此语）这大概是以苍帝居东方，赤帝居南方，白帝居西方，黑帝居北方，黄帝居中央，且五帝各有名字。《史记·封禅书》记高祖二年（前205），东击项羽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臣下回答说：“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又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没有人能够回答，高祖乃立黑帝祠，成全五帝之祀。^[20]则知至少在刘邦的观念里，是应当有五方五色帝的。

五方五色帝的观念，有可能来自南方的楚人。楚辞《远游》篇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其文曰：

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凤皇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

太仪，即天庭，天帝之庭；微闾，即医无闾山，在辽东。朝发天庭，夕至微闾，是自中央向东而行。东方有句芒、太皓之神。句芒，即句萌，本意是指春季草木勾芽萌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太皓，王逸注：“东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太皓始结罔罟，以畋以渔，制立庖厨，天下号之为庖牺氏。”是以东方之帝为太皓，其神句芒，为木神。作者又转而向西，由凤凰夹毂扶轮，至于西方，西方之帝曰西皇，神为蓐收。王逸注：“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人面白色，有毛，虎爪，执钺，金神也。”作者又在玄武、文昌、雨师、雷公及众神的侍从下，南向九疑、衡山，“指炎神而直驰”。炎神，即祝融。王逸注：“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神，一作炎帝。”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火神也。”祝融劝止作者继续南行，令其北征，遂绝垠寒门，入八风之藏府，“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北方之帝为颛顼，神曰玄冥。王逸注称：“过观黑帝之邑宇也。”洪兴祖补注说：“北方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又引《左传》：“水正为玄冥。”^[21]木色为青，金色为白，火色为赤，水色为黑，故东方之帝太皓，行木，色青；西方之帝（西皇）少昊，行金，色白；南方之帝炎神（祝融），行火，色赤；北方之帝颛顼，行水，色黑。四方四帝四行四色的系统，于此已基本形成。

虽然这个观念可能来自楚人，但在诸国交争、文化大通的时代，很容易散布开来。在这个观念中，秦国居于西方，当对应白帝。《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22]《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23]然则，秦人早期可能也认同这一观念，并奉祀白帝。

刘邦生长在楚地，其纵徒亡命之后在芒、砀山泽岩石间所聚集的数十百人，也多为楚人，所以刘邦是楚人的领袖。^[24]楚居南方，对应赤帝、赤龙，所以刘邦欲以鬼神之事威其众，当然自比赤帝子，而上述与其母亲梦中相交的龙也是赤龙。班固于《汉书·郊祀志》末赞语中说：“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25]说明刘邦起事之初，即曾大规模渲染、传播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宣传自己“著赤帝之符”，所用旗章也是赤色。当楚汉相争时，汉军所用之旗帜也是赤色（红旗）。《史记·封禅书》说：“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26]则刘邦立为汉王时尚赤色，且其所以尚赤，与“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有直接联系。《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击赵之役：

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比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27]

则知汉军旗帜都是红旗。而当时在临淮郡东阳县起兵的陈婴所部，旗章则用苍色（青色）。《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其时东阳少年欲立陈婴为王，“异军苍头特起”。应劭解释说：“苍头特起，言与众异也。苍头，谓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领，以相别也。”晋灼说：“殊异其军为苍头，谓著青帽。”^[28]可知东阳苍头军是着苍色（青色）头巾的，其所用旗帜也当是苍色（青色）。

不仅如此。当刘邦初起时，大概并没有取秦帝而自为之意，其所以造作“赤帝子斩白帝子”的鬼神之事，除假以威众之外，所要表达的，其实还是楚人灭秦。所以，“赤帝子斩白帝子”这一故事的政治诉求与背景，其实还是“亡秦必楚”。^[29]其时陈胜、吴广揭竿首义，天下群雄蜂起，各立旗号，陈胜吴广、项氏叔侄、刘邦秦嘉之徒，皆以亡秦复楚为号召，“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正是南方之楚将覆亡西方之秦的隐喻，其“赤帝子”未必专指刘邦，“白帝子”亦未必专指二世胡亥。换言之，正如秦时流行“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一样，民间特别是楚地也很可能早已流行赤帝将斩白帝的传说，刘邦不过是加以利用而已。当然，在利用的过程中，刘邦及其徒众将这一传说做了改写，使赤帝子专门指称刘邦，以为其争取“沛中子弟”的归附制造舆论。总之，“东南有天子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赤帝子斩白帝子”，应当都是秦始皇后期至秦二世时代广泛流行的政治预言，不同的政治势力均利用此类政治预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刘邦所用并加以改写张大者，即为“赤帝子斩白帝子”。

综上可知：《史记》《汉书》等史书中有关汉高祖刘邦早年经历的叙述，虽然有部分事实作根据，但其主体部分，已经过了多次的重构与改写；重构与改写的宗旨，是试图阐明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乃来自“天命”，其种种异象奇迹，都是天命的具体显现；而天命显现的目的，既在于告知刘邦本人已膺天命，更是让民众得知天意，以归心刘邦。

[16]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二“高祖送徒骊山”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17]《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0页。

[18]吴毓江：《墨子校注》卷十二《贵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89页。

[19]《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456页。

[20]《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8页。

[21]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五《远游》，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9—174页。

[2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8页。

[2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8页。

[24]参阅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43页。

[25]《汉书》卷二四《郊祀志》，第1271页。

[2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8页。

[27]《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第2616页。

[28]《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298—299页。

[29]参阅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见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