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真实性而言，这个故事可能最合乎逻辑与情理，因而也最为可信。后来成为刘邦岳父的吕公（史书也未留下可信的名字），在老家惹下仇冤，到沛县来投奔故交沛县令。其身份是“客”，而且是县令的“重客”（尊贵的客人）。《说文解字》：“客，寄也。”凡是脱离原籍、寄居异乡的都叫“客”。吕公因是县令的重客，所以“沛中豪杰吏”皆往贺。贺，颜师古解释说：“以礼物相庆曰贺。”也就是说，“往贺”是要带着礼物的。看来，这是县令为了给吕公筹措在沛县安居的费用而专门举办的宴会。“主进”的“进”，本当作“尽”，亦即“赆”，指赆仪。颜师古说：“进者，会礼之财。”萧何主进，就是负责收受礼钱。吕公应是一个精明练达之人，看他听说有人“贺钱万”，即“大惊，起，迎之门”，即可知他急于结交沛县各色权势人物。刘邦虽只是一介亭长，但空手闯入由县令示意举办、全县贵要毕集的宴会，旁若无人，恣意狂肆，如果不是大有来头，那该是怎样的“大流氓派头”？一定是黑白道通吃的“地方精英”。人情练达、洞明世故之如吕公者，怎么能不“重敬之”？站在吕公的立场上考虑：如果要在沛县站稳脚跟，发展势力，仅仅依靠县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指靠具有潜势力的“地方精英”。但萧何、曹参之流已位至县署主吏，根深柢固，主要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应付自己，并不能指望他们时常照应。因此，当意态狂妄、无所顾忌的刘邦闯入宴会之后，吕公很快就定下“重要决策”：刻意结交、笼络此人。所以，他不仅在宴会后留下刘邦（刘季），倾身相结，而且将宝贝女儿嫁给了他。历史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一决策是多么伟大英明！

在这个故事里，两次提到了“相”。一次是吕公给刘邦看相：“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因为相中了一个皇帝，后来的《相经》里，就将吕公说成是名相家，还给了他名字，说是叫“文”，字“叔平”（《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相经》）。另一次是一位不知所出、更不知所去的“老父”，给刘邦一家四口看相，皆贵，至“贵不可言”。我们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相人术主要与医学诊断有关，属于以目验方法确定对象身体状况与病痛的“望”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记有《相人》一种，列入“形法”类，揣测其内容，当即“形法”类小序中所说“形人骨法之度数，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我以为后一段记载的情节，其本来面貌可能是：吕后及两个孩子在乡下生了病，刘邦告假回乡照料，请了一个当地的医生来给母子三人看病。这位老先生大概也没有太好的医术，所以只说了一些好听的话，给病人以安慰，属于抚慰疗法。刘邦觉得医生不负责任，追上去找他理论，老先生只好说：“贵夫人与令郎令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像您这样健壮无比的。”刘邦听了，也只好说：“借您吉言。如果她们都康复无事，我再去谢您。”我相信这个请乡村医生的故事，很可能曾经发生在刘邦一家身上。到了史家的笔下，医生就变成了相士（在那个时代，医生与相士本来就不是分得很清楚），对话也作了改写（或“再创作”）。但在汉代，相术是显学，相家都是有名有姓有师承门派的，这个老父能够相出刘邦一家日后将“贵不可言”，一定是名相家，但又无法指实他属于何门何派，所以，史家只有让他无名无姓又“不知所去处”了。

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史记·高祖本纪》明言当时吕雉与两子在田里锄草（“居田中耨”），看来是没有生病的。但这个故事本身有很多破绽，我们知道，刘邦在起事前所生的孩子，除了后来的鲁元公主和孝惠帝盈之外，还有一个庶出的长子（曹夫人所生。曹夫人，《汉书》卷三八《刘肥传》称：“高祖微时外妇也。”“外妇”，师古注：“谓与旁通者”），即后来的齐悼惠王刘肥。而在这个“老父相贵”的故事里，刘肥却并没有出现。据《汉书·惠帝纪》，刘邦为汉王之年（前206），刘盈年方五岁，则其生年当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亦即刘邦起事之时或稍前。而此前刘邦已亡命芒砀山泽间。换言之，当刘邦任亭长时，刘盈应当尚未出生；即使出生，也尚在襁褓之中，不可能与母亲吕雉一起“居田中耨”。可能正是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去掉了“耨”字，但称“居田中”。所以，这个“老父相贵”的故事，一定是后来“制造”的。

但是，这两次“相”，在史家的叙述体系中，却极为关键，因为吕公与老父，是代天来传达“天命”给刘邦的。如果不是他们，刘邦这个沛县的小吏，黑白道通吃的“地方精英”，还懵懵懂懂的，不知“天命”已寄于己身。现在，刘邦开始觉醒了，逐步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然，这是史家写文章的逻辑，更是正统意识形态下历史叙述的“逻辑诉求”，绝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过程，不会这样合乎史家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