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汉书》卷一《高帝纪》起首即述高祖刘邦之出身及其青年时代之事迹，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卒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猒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1]

这一段记述，大抵抄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荀悦《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所记亦大致相同，仅文字略有差池。荀悦《汉纪》是根据班固《汉书》改编而成（将纪传体改编成简明的编年体），可置之不论；《史记·高祖本纪》，则或成书于司马迁父司马谈之手，或至少司马谈已得比次相关材料，勒成纲目，司马迁继之加以编辑修改，终得成篇。因此，可以相信，这里关于汉高祖刘邦早年事迹的叙述，出自汉代的官方文本，至迟到汉武帝的时代已经形成，是汉代正统意识形态下对其当代历史中最重要人物生平的“权威叙述”，其主旨，在于阐述刘邦生就异禀，秉承天命，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且仁慈博爱，深得民心。天命既归，民心所向，故终得取暴秦而代之，统有天下，开创炎汉。

显然，《史记》《汉书》《汉纪》的这些描述，目的在于通过对诸种异迹的叙述，阐释汉朝立国的“合法性”——天命与民心，而“天命”又是其核心，因为“民心”实因“天命”而来，民因目睹亲历诸种“天命”的异象而“归心”。毫无疑问，无论“天命”，还是“民心”，都是“得天下”者的“造作”与“追述”，是“代天立言”、“为民表心”，所谓“天命”与“民心”，实质上都是“朝廷的意旨”，是“官意”。

那么，这些关于“天命”与“民心”的“神话”式叙述背后，究竟透露出怎样的事实呢？或者说，这些叙述与阐释，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呢？真实的历史又可能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史记》《汉书》关于高祖刘邦早年经历的叙述，总共讲了五个故事。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五个故事的由来及其意蕴。

[1]《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页。本章下文凡引用此书，不再一一注出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