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斯在多部论著中论证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的作用。诺斯认为,新的制度是在社会群体觉察到有可能获得在现行制度条件下实现不了的利润时出现的。假如外部因素是容许收入增加的,而制度因素则说“不”的话,那么,新的制度安排就很可能发展起来。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他因“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经济史研究的更新”,而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共享1993年第2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和福格尔是所谓“新经济史学”或“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Clio是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的前驱。他们把经济理论、定量方法、假设检验、反向因素替代和经济史学的传统技巧结合起来,来解释经济增长和下降。他们的工作在研究如何、为何以及何时发生经济变化的基本领域中,大大加深了人们的认识。

诺斯与福格尔的获奖,打破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二十四年一直由理论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家和数量经济学家垄断的局面,为经济史学赢得了巨大声誉和广泛重视。与福格尔相对比,福格尔总是利用大量数据来进行计量经济论证,诺斯则是一位理论家,他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思想,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各种经济基本问题。但是他们都被称为是“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即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

1920年11月5日,道格拉斯·诺斯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942年,诺斯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获政治学、哲学及经济学三专业学士学位。

1942～ 1946年,诺斯于美国商船队服役,并于1944～ 1946年担任领航员, 1945～ 1946年担任阿拉梅达(Alameda)海军军官学校领航术教导员。

1946年,诺斯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

1950～ 1960年,任华盛顿大学执行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

1960～ 1983年,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0～ 1966年,任《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副主编。

1966～ 1986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董事会董事。

1972年,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

1979～ 1980年,任赖斯大学Peterkin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81～ 1982年,任剑桥大学Pitt美国机构教授。

1983～ 1995年,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Henry R.Luce法律与自由教授。

1984～ 1990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立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in Political Economy),并连续五年担任中心主任。

1987年,获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987～ 1988年,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89年至今,任胡佛研究所Bart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

1991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奖。

1993年,获第2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6年,获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6年,出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首任Spencer T. Olin文学及科学讲座教授。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把经济增长归功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即产量是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的函数,制度因素始终被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运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却在实证研究中总有一部分“剩余因素”得不到说明。据此所提的政策措施,往往也解决不了问题,传统发展经济学陷入尴尬。

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在1600～ 1850年的2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出现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的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诺斯认为,出现“剩余因素”的原因,是在构造增长模型时,忽略了制度因素。于是,在其1968年发表的《1600～ 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 1850)一文中,诺斯通过考察当时的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巨大变化,对这一问题做了解释。这篇文章不仅成为新经济史学的一篇代表作,而且也启发了诺斯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激发了他此后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研究的兴趣。

1973年,《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一书出版,它篇幅虽不大,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该书中,诺斯以全新的视角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考察和解释,并且证明了制度这一被长期忽视的因素在近代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一书揭开了制度变迁理论登上经济学舞台的序幕,但其理论系统还不完整。因此,诺斯在1981年又撰写出版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对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而且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并由此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后,他还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书,对他的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诺斯认为,在他的这后两本书中,“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发”。

经过长期的研究,诺斯最终建立起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体系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支柱。诺斯借助于由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奇安和哈罗德·德姆塞茨所建立的产权理论来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费用降低以及各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交替。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产权理论,假定国家是“中立”的,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的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问题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但纵观历史,经济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常见,这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上并不常见。这是因为任何经济发展都必须克服两大壁垒: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或费用就是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个人的盈亏;而社会收益或成本则是社会从私人的活动中获得的公共利益或损失。缺乏效率的产权制度使得私人的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极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的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免费获得某些利益或好处,即人们所说的“搭便车”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私人为了某项发明而投入的私人成本超过了他可能得到的私人利益,也就是说,他为了发明付出极高的代价和费用,但其大部分收益或成果被其他的第三者免费地享受了,那么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这项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这项活动可能有利。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专利法,世界发明的历史将会大大改变,为此,诺斯认为,必须设计某种产权制度,以刺激和驱使人们去从事合于社会需要的活动,并使得个人的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和种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所以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必要的。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诺斯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因为国家决定了产权结构,所以国家要以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诺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作为其国家模型的分析工具。

诺斯对国家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这一悖论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对这一悖论的论证,诺斯是从国家与产权的关系上展开的。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地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会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那么,对国家存在的解释到底是契约论还是掠夺论呢?诺斯认为“尽管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的利益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所以他把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统一起来,用“暴力潜能论”解释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制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性,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会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诺斯认为,具有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种服务(提供安全保护和公正环境)作交换来收取公民为购买这种安全和公正所支付的税金;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各个集团设定产权;第三,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另外,诺斯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的、神秘的、超经济的力量,因而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并没有解释国家存在的原因,而强调了国家的暴力。他认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在诺斯的制度变迁论中,国家理论说明产权是由国家界定的,而产权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但是上述两大理论并没有成功解释如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许产权的无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释“搭便车”等经济行为的存在,但是产权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经济行为的监督与考核是要花费成本的。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也许勉强克服了这种经济行为,然而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单靠有效率且完全的产权无济于事。

总之,上述两大理论无法彻底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无法完全阐明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的研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以上便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大体轮廓。诺斯试图通过这一理论解释人类的全部经济史。必须指出的是,诺斯的思想仍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私有制的偏爱上。他花了很多精力研究私有产权制度的起源及其条件,认为交易费用最低的合理选择只有在私有产权制度下会产生,由此肯定了私有制是西欧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指出,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提高了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刺激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潜在生产力的发挥。因而,诺斯的“新经济史”就是一部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历史。他的结论有力地补充了由科斯等人开创的产权理论。诺斯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革命,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诺斯虽然在经济学上取得了卓然成就,但他却并非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学术研究上。诺斯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经济学家。他钟情于摄影,享受垂钓打猎之乐,拥有两所农场,还会驾驶飞机,佳肴美酒也一直是他的嗜好。此外,音乐在他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如今,诺斯已是年逾九十的耄耋老人,但他依然充满活力。

1.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1860, New York: Norton, 1961.

2.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Ocean Shipping 1600- 185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

3.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5.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ƽHall, 1974.

6.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8.

7.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Norton, 1981.

8.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1.公共议题经济学,徐仁辉译,何宗武审订,台北智胜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

2.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6.公共问题经济学,冯文成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罗伯特·福格尔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见于他1964年论述铁路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著作。此前,约瑟夫·熊彼特和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一致断言,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应归因于某些重大的发现。福格尔对此假设进行了极其严密的检验并否定了它。他认为,是很多技术变革的合力,而不是少数几项重大的创新,决定了经济发展。我们感觉到大规模的交通运输系统对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说凭直觉好像是有道理的。福格尔设计了一种假说的解释法,一种所谓的反事实的历史编纂法:他用实际存在的情况与一种假设的趋势进行了比较,以评价修铁路的重要性。他发现它们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并非绝对必需,它们对GDP的增长的影响不到3%。经济史的其他著作中几乎没有一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运用反事实论证和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他也成了一位经济史方法论的创新者。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史学家,其中一位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经济学奠基人道格拉斯·诺斯,另一位是擅长用数理工具重新诠释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树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罗伯特·福格尔。

罗伯特·福格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曾任经济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经济史研究的更新”,因其在计量经济史方面的出色工作,而与诺斯共享1993年第2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福格尔是第一位以经济史研究成果获奖的人选。福格尔获奖的理由是,他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可是,为他赢得这个荣誉的研究本身,却给他带来过无数的批评,使他备受争议。福格尔的著作《不公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甫一出版,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他是在为奴隶制辩护。福格尔执著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捍卫着自己心目中的科学精神,他认为,虽然奴隶制的经济效益很高,但它在道德上不为人接受。在日常生活中,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证明了,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种族主义,尤其是当福格尔选择一位黑人女性——伊妮德·卡桑德拉·摩根——作为自己妻子的时候。福格尔用行动为自己赢得了这场争论。

1926年7月1日,罗伯特·福格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市。

1944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主修历史学,辅修经济学。在校期间,福格尔还担任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康奈尔大学分会的主席。

1948年,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

1948～ 1956年,大学毕业后,福格尔继续为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工作。

195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58～ 1959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1960～ 1965年,在罗切斯特大学任教。

1964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

1965～ 1975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

1968～ 1975年,任罗切斯特大学教授。

1975～ 1981年,任哈佛大学教授。

1977年,任经济史学会会长。

1978年至今,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项目理事。

1980年,任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

1981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获“Charles R. Walgreen美国杰出教授”称号,兼任该校人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获第2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8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福格尔是计量史学和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统计和数理等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定量分析,揭示历史现象和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首肯,其影响力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长。福格尔对新经济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美国19世纪的运输革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的反事实分析以及生活水准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福格尔把理论假设、假设检验和传统的经济史分析结合起来,研究铁路在美国经济中的发展作用,成为新经济史的开拓者。他运用经济和统计技术,对奴隶制的效率进行了重新评价。他还将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和技术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死亡率、长期营养不良等人口问题,并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热力学和生理学因素。

1.美国19世纪的运输革命研究

福格尔的第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19世纪的运输革命。传统认为,铁路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史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使运输成本锐减,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它耗用了大量铁、机械和燃料资本,因而促进了这几个部门的生产。福格尔对铁路问题上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64年福格尔发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计量史学论集》(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在这本著作中,福格尔提出所谓反向因素替代的历史学方法(counterfactual historiography),即把事件的实际过程与假设事件没有发生来做比较,以评判事件的重要性。福格尔提出反事实命题:如果没有铁路,美国1890年国民生产总值将比实际数相差多少?

福格尔认为,如果没有铁路,那么其他运输方式就会更大量地投入使用,铁路承担的货运就会转由河运和马车等其他运输方式承担,而且是以相对低的运输成本完成;而现有农业耕地中也只有4%会因此得不到经济耕作;与铁路相关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也只会受到轻微影响。为了验证他的观点,福格尔广泛地运用数学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并且安排专门的程序员为他编程和处理浩瀚的数据,耗费了在当时相当昂贵的大量计算机运算时间。

福格尔所采用的方法与以往的计量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仅是简单地收集、分类与整理原始数据,而且要大量地借助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根据历史残存的零星数据来重新描绘或编织经济结构与经济过程的历史面貌。福格尔曾形象地比喻说,计量经济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与力图根据骨骼碎片和生物学理论去复原史前动物的古生物学家十分类似。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福格尔发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并且将各种原始数据重新组合成符合经济学定义的数据;通过使用数学工具,福格尔建立起了表达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函数式,并且将得到的新数据代入其中进行检验、导出结论。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某项政策、制度或技术进步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纯”影响究竟有多大?要想解答这类问题,就只有计算了实际的产出水平与没有“它”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之间的差异;而同时要想准确且相对客观地计算出这一差异,就必须拥有一个明确的、可检验的表现该经济特征的数学函数模型;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没有“它”时的数据,因此模型又只能是非现实的、模拟性的或想象出来的。这就是福格尔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基本逻辑。福格尔通过对当时铁路与水路运费的比较、通过考察因修建铁路而引起的对钢铁需求的变化,进而对铁路的作用做出了如下的结论:由铁路引起的“社会节约”,即国民收入增加额将微乎其微;如果没有铁路,18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会低于实际额的5%。换句话说,假如不存在铁路,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多会推迟两年,而这从历史学的角度上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铁路系统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并非是绝对必要的。

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计量史学论集》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或“新定量经济史学”的诞生。这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同统计推断原理相结合的一门新学科。

2.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奴隶制研究

福格尔第二个研究领域是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奴隶制,这也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通常认为,美国的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率和不盈利的生产方式。福格尔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1974年合作出版《不公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在书中重新考察了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并对这种正统观点提出了疑义。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通过收集统计资料证明,奴隶制是效率高获利能力大的制度,大种植园尤其如此,那里使用大量劳动和利用规模经济都是办得到的。奴隶主绝非沉湎于种植园生活和地方政治之中消磨时光的人,他们是理性的、追逐利润的。福格尔写道:“南北战争以前的南部奴隶制经济并不是萧条的、无效的、垂死的和无利可图的,恰恰相反,它是非常有效率的。奴隶主平均每年得到10%～ 12%的利润,不仅如此,南部奴隶制经济在1840～ 1860年间,其资本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值,更有甚者,南部农业利用生产资源的效率比北部农业竟高出40%。”

福格尔认为,真正并且最终摧毁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并不是市场力量的效率原则,而是体现道义力量的政治革命。因此,奴隶制只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的解体。福格尔认为,他这绝非为奴隶制这种社会制度进行辩护,而只是对有关奴隶生活的性质和奴隶制农业在获利能力问题上传统观点的一次猛烈抨击。

美国史向来是受到热烈争论的著名课题,而《不公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则可能算是迄今在美国史方面出版的一本争议最大的书。该书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文献就远远超过了原书本身。1989～ 1992年,福格尔还与恩格尔曼合作发表了四卷有关美国的奴隶制的著作《无需协议或契约:美国奴隶制度的兴衰》(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3.历史人口学研究

福格尔的另一项极有影响的工作是关于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福格尔后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养和健康的变化与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一研究是跨学科的,尤其是把身材与营养联系起来的人体测量学文献和把营养与健康联系起来的医学文献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模型。福格尔等在《1700年以来营养和死亡率的下降:几项初步结论》(Nutr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Since 1700:Some Additional Preliminary Findings)等论文中就衡量健康状况的几个方面,尤其是成年人身高和体重,拿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数据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发现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身高数据,不仅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和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完全相同,而且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这说明美国人的营养标准在美国革命时就已达到现代高度。福格尔在《经济增长、人口理论和生理学:长期过程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The Bearings of Longƽ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一文中,从医学和生理学研究成果中取证来证实身高和体重对提高估计寿命的重要性。

福格尔还专门研究了几百年来的人类死亡率变化与生活标准的变化的关系。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人类死亡率降低一半以上可以用饮食标准的改善来解释,而主要不是因为现代医学的突破。对此,福格尔利用了近40 000名美国士兵的一生的健康资料,并构造了一个超过15 000个变量的数学模型来刻画这些人的一生的健康状况。

从历史的档案中重新发掘各种有关资料,是福格尔大部分工作的中心内容。以福格尔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们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或范式与众不同,因此,有人认为福格尔对经济史的贡献仅仅是用挑衅性方式解释过去,但其实是因为他彻底抛弃了传统史学的“历史不能假设”这一金科玉律,从而高高举起了“反事实假设”的旗帜。

罗伯特·福格尔对经济史学的贡献引起了其他很多相关课题研究上的一场革命,吸引了一代经济学家投身历史问题的研究。从引起的争论中所诞生出来的一门成熟的新经济史学,把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传统历史方法渐渐合成一体。在他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当中,福格尔以其对深度挖掘数据的重视、在社会改良方面身体力行的做法以及与大学领导机构之间的互动为经济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因此,福格尔被称作“新经济理论的创始人”、“经济史学的集大成者”。

1.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a Case in Premature Enterpri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0.

2.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4.

3.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Row,1971.

4.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5.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6. Aging: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Family, Academic Pr 1981.

7. 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Nutrition and the Decline in Mortality Since 1700:Some Additional Preliminary Findings,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6.

9.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89.

10.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s of Longƽ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11.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王中华、刘红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