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全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至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了其41年的辉煌历程。

作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领域杰出人才的代表群体,至今为止的6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绝大部分来自于欧美高校。未来我国高校中,能否产生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样的大师级杰出人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

通过对获奖者成长之路和学术成就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我国经济学人了解历届获奖者攀登科学高峰的奋斗历程,系统把握当代经济科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就,有助于我国教育科研机构进一步认识杰出人才的成长规律,从而为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环境营造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一

诺贝尔奖创设于1901年,当时的奖项设置为和平、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文学五大类。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总裁P.阿斯布林克在庆祝建行300周年时,倡议设立“瑞典中央银行300周年纪念基金会”。在瑞典原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G.缪达尔的推动下,诺贝尔基金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和中央银行董事会达成协议,由瑞典中央银行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基金,其正式名称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基金”。1969年1月,瑞典政府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规则正式编入法典。法典规定:此项奖应按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的意图,每年发给在经济科学领域完成一项有杰出意义工作的人。

与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遵照诺贝尔的意愿,获奖者必须取得“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发现”、弘扬诺贝尔“最高意义”的科学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的诠释是相当广泛的,除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外,那些与之相关的学科(如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数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也包涵在内。跨学科成果获奖的学者不乏其人,且有增多的趋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程序极为严格。每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向世界各地70多所大学的经济、企业管理、经济史等系和研究机构的有关教授寄送一份表格,征询获奖候选人名单。该表格必须在下一年度1月底以前送达评选委员会,且只有个人才有权提名。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有5～ 8名委员)委托知名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审。接着评选委员会向瑞典皇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提交颁奖建议。最后在10月初,再由260名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在保密状态下投票选出获奖者。一般而言,该奖项每年会收到250份提名建议,被提名者约在75～ 125人之间。

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及其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遵从适用于自然科学奖评选的总体原则。首先是看候选人贡献的独创性、在科学和实际应用上的重要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能够为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的贡献才会被认为是重大贡献,当然也会考虑候选人的研究成果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可以由3人共享,每一位获奖者都必须符合获奖条件。原则上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紧密相关或是合作研究的结果。评选委员会并不完全依赖提名的次数、成果被引用的频率等数量指标,当然诺贝尔奖得主一般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二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综观41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情况,可以概括出该奖项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一)成果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检验

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急于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理论成果。成果获奖时间一般要比成果完成时间晚10～ 15年,甚至更晚。例如,为1999年度获奖者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赢得奖项的两项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公开发表,后被近40年后发生的两大事件所验证: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欧元正式启动。这反映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成果价值接受时间检验的必要性。颁奖时间的有意滞后,还可从获奖者的年龄看出,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65岁以上,而物理学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52岁。这也折射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严肃性。

(二)注重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广泛运用数理方法,并借助于计算机等手段进行经济分析,有效扩展了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从而提高经济理论的严密性、精确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自1969年设立奖项以来,评选委员会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特点和趋势,并在颁奖时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在6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相当一部分早年就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如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23岁时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加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毕业于乌德勒支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是美国西南大学数理名誉博士,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等。

(三)获奖者有丰厚的实践经验

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担任过政府或其他组织的职务,这使得他们能更直接、更全面地掌握经济研究的素材,使自身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而他们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例如,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等都曾是政府或国际组织(如欧洲钢铁工业联盟、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的顾问,贝蒂尔·俄林(Bertil Ohlin)是瑞典自由党的主席,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是捷克政府推动私有化进程的顾问。

(四)由注重个人研究转向交叉合作

统计发现,1人独享、2人分享、3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届数分别为22、15 和4。1人独享奖项的届数超过多人分享的届数,说明到目前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当注重个人成果。不过,1990～ 2009年期间,多人分享的届数是1人独享的届数的两倍。这一变化反映了在经济学领域的交叉协作研究尽管比自然科学领域出现得晚一些,但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五)偏重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

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往往是各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考察获奖对象的成果时,对拓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例如,模型和数理分析方法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约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康托罗维奇、约翰·F.纳什(John F. Nash)、约翰·C.海萨尼(John C.Harsanyi)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文理交叉的“数理经济学”;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丁伯根、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和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致力于将经济学与统计学结合在一起,创立和完善了“经济计量学”^[1],等等。

(六)获奖者中男性占绝对比例

前4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部是男性学者。直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女性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才有了零的突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女性。奥斯特罗姆的获奖,说明经济学领域由男性所主导的局面开始出现变化。

三

从获奖者的国籍、最高学位所在院校、隶属院校、获奖时间等角度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具有以下一些结构性的特征。

(一)获奖者的国籍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国籍分布一定程度上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科研实力的反映。64位获奖者分属于10个国家。其中,美国共有45人获奖,占70.31%,说明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英国共有8人获奖,其次是挪威(3人)和瑞典(2人),法国、荷兰、苏联、德国、以色列、印度各有1人获奖。令人瞩目的是,北欧小国挪威竟有3人获奖,亚洲发展中国家印度也进入了获奖行列。

(二)获奖者最高学位所在院校

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必备条件。统计结果表明,64名获奖者分别从28所著名院校取得最高学位。其中,美国大学有15所,占了半壁江山(53%)。具体分布为:哈佛大学(美)8人,占12.6%;芝加哥大学(美)和麻省理工学院(美)均为7人,各占10.9%;哥伦比亚大学(美)为4人,占6.5%,剑桥大学(英)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均为3人,占4.7%;普林斯顿大学(美)、牛津大学(英)、伦敦经济学院(英)、奥斯陆大学(挪)、莱顿大学(荷)、斯德哥尔摩大学(瑞)、霍普金斯大学(美)、巴黎大学(法)、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均为2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美)、威斯康星大学(美)、斯坦福大学(美)、明尼苏达大学(美)、法兰克福大学(德)、柏林大学(德)、列宁格勒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俄)、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康奈尔大学(美)、诺丁汉大学(英)、耶鲁大学(美)、华沙大学(波兰)等12所大学,各为1人。

(三)获奖者隶属院校

著名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教学科研条件,是取得学术成就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64名获奖者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29所著名大学,其中,美国高校有20 所,占69.0%。排名前四位的均为美国高校。具体分布为:芝加哥大学(美)为10 人,占15.6%;哈佛大学(美)、普林斯顿大学(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均为5人,各占7.8%;剑桥大学(英)、哥伦比亚大学(美)均为4人,各占6.3%;麻省理工学院(美)、斯坦福大学(美)均为3人,各占4.7%;耶鲁大学(美)、奥斯陆大学(挪)、乔治·梅森大学(美)、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均为2人,各占3. 1%;印第安那大学(美)、纽约市立大学(美)、波恩大学(德)、明尼苏达大学(美)、纽约大学(美)、卡内基—梅隆大学(美)、牛津大学(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华盛顿大学(美)、荷兰经济学院(荷)、萨尔茨堡大学(奥)、巴黎高等矿业学院(法)、苏联科学院(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纽约州立大学斯坦尼分校(美)等17所大学各为1人。

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始终位于前两名,说明这两所学校不仅培养出了最杰出的经济学人才,而且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前往那里工作。

获奖者取得最高学位的院校中欧洲院校占了46.4%,而获奖者获奖时所属院校中欧洲院校只有31.0%,且除剑桥大学以外,其余欧洲大学排名靠后,这反映了欧洲优秀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人才在逐渐流失。

(四)获奖时间

获奖者的时间分布特征包括出生时间及获奖年龄分布。统计分析表明, 64位获奖者的出生时间主要分布在1910～ 1919年间(占25%),其次为1930～ 1939年间(占21.9%)和1920～ 1929年间(占18.8%)。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年龄普遍偏大,获奖者年龄在60～ 69岁间居多,平均年龄为65岁以上,其中最大的是2007年获奖者里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获奖时已90岁高龄;年龄最小的是1972年获奖者阿罗,获奖时51岁。而物理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只有52岁,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奖时年仅25岁。这说明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

四

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前任主席阿沙·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的分析,可将经济学科分为一般均衡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分析新方法和交叉经济科学等五大类。统计表明,64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大致是:一般均衡理论5人、微观经济理论14人、宏观经济理论15人、经济分析新方法17人、交叉经济科学13人。一般均衡理论获奖人次相对偏少,所占比例仅为7.8%,且集中在早期;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的获奖人次相当,但前期宏观经济理论占有明显优势,后期微观经济理论占有显著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发展的微观化趋势;经济分析新方法获奖人次最多,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十分看重经济分析方法的改进和突破。

(一)一般均衡理论研究领域的获奖者

一般均衡理论从对人们的偏好、技术和禀赋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了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公理化体系。在该领域获奖的学者是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获奖)、约翰·希克斯(1972年获奖)和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年获奖)和莫里斯·阿莱斯(1988年获奖)。

萨缪尔森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消费理论和指数理论、全部均衡理论、资本理论的研究;希克斯在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价值理论、积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利息理论、社会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阿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理论领域,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德布鲁在一般均衡理论、效用和需求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核理论方面的研究独树一帜;阿莱斯在一般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资本与增长理论、货币理论、风险选择理论方面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微观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获奖者

在该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82年获奖的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1990年获奖的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F.夏普(William F. Sharpe),1996年获奖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1997年获奖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2001年获奖的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和罗杰·B.迈尔森(Roger B. Myerson)。

施蒂格勒在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管制经济学理论方面研究独具风格;马科维茨在资产组合选择的均值—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投资的有效分散化理论和期望效用原则;米勒在从不变性定理到MM定理、风险守恒定律方面多有建树;夏普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市场线、证券市场线方面有突出造诣;莫里斯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最优所得税结构与激励相容约束、“道德风险”与最优激励合同、信号筛选理论方面卓有成效;默顿设计了可变利率模型、按比例分红模型、跳跃模型、看跌期权定价模型;斯科尔斯在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认股权证、普通股和债券定价、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的实证研究方面另辟蹊径;阿克洛夫在信息不对称与柠檬原理、效率工资理论、近似理性模型方面的研究令人瞩目;斯彭斯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市场结构与行为研究上;斯蒂格利茨的成就体现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研究、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森创立并应用了机制设计理论。

(三)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获奖者

宏观经济理论领域包括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在一般宏观经济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詹姆士·托宾(1981年获奖)、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获奖)、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奖)、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2004年获奖)、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2004年获奖)、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获奖)。弗里德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名义收入货币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相关的货币政策;托宾的突出贡献是金融市场理论中财产选择理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价格之间关系的分析;莫迪利安尼在宏观经济理论、生命周期假说、莫迪利安尼-米勒理论(MM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卢卡斯创立了出清劳动市场理论、产量决定理论(卢卡斯供给曲线)、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理论;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研究了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以及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费尔普斯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增长经济学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87年获奖的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索洛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79年获奖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威廉·阿瑟·刘易斯。舒尔茨在农业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和贸易条件决定理论。

在国际经济学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77年获奖的贝蒂尔·俄林、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99年获奖的罗伯特·A.蒙代尔以及2008年获奖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俄林创立了赫克谢尔—俄林模式,提出了战争债务理论、俄林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米德在内外平衡协调理论、福利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理论、指导性计划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并发现了“次优理论”;有“欧元之父”誉称的蒙代尔设计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提出了最优货币区以及货币动力学理论;克鲁格曼深入研究了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其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所设计的模型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经济分析新方法领域的获奖者

经济分析新方法主要有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理论、资源最优配置、国民收入账户理论、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理论等。

在经济计量学领域获奖的学者是: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1969年获奖)、劳伦斯·克莱因(1980年获奖)、特里夫·哈维默(1989年获奖)、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2000年获奖)、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2000年获奖)、罗伯特·F.恩格尔(Robert F.Engle,2003年获奖)、克莱夫· W.J.格兰杰(Clive W.J.Granger,2003年获奖)。弗里希在经济计量学方法论、经济福利论、指数论、国际贸易理论、人口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丁伯根在经济计量学、收入分配理论、发展中国家问题、最优体制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克莱因建立了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哈维默在经济计量学的概率论方法、联立经济结构分析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赫克曼在选择性偏差理论、劳动力供给模型、二阶段估计、持续时间模型与经济政策评价方面做出了贡献;麦克法登建立了离散选择模型、条件逻辑特模型、多元正态逻辑模型;恩格尔建立了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格兰杰提出了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并和恩格尔一起于1987年给出了证明和估计方法。

在投入产出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73年获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列昂惕夫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他对世界经济的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

在资源最优配置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75年获奖的莱昂尼德·康托罗维奇和加林·库普曼斯。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理论、随机规划理论、客观制约估价方法方面做出了贡献;库普曼斯的贡献则在最优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方法论方面。

在国民收入账户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84年获奖的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 John Stone)。斯通在国民收支和价格指数、国民账户体系、经济计划和增长模型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实验经济学领域获奖的学者是:2002年获奖的弗农·L.史密斯(Vernon L.Smith)。史密斯在“风洞实验”、实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

1994年在博弈论理论领域获奖的学者是:约翰·C.海萨尼、约翰·F.纳什、莱茵哈德·泽尔腾。海萨尼在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原理、贝叶斯纳什均衡与混成策略、合作博弈问题方面做出了贡献;纳什在非合作博弈与纳什均衡、纳什讨价还价解、两人合作博弈、纳什程序方面做出了独特成就;泽尔滕在子博弈精练性纳什均衡、颤抖手均衡、博弈均衡的选择、连锁店悖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而2005年获奖的是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和美国人托马斯·C.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他们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奥曼创立了重复博弈理论;谢林的贡献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冲突。

(五)交叉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获奖者

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有:1974年获奖的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986年获奖的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缪达尔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改革论,并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哈耶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资本理论、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货币非国有化理论以及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均做出了独特贡献;布坎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理论、交易的政治学理论、俱乐部理论、税收优化和公债理论、政府理论等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等领域都卓有建树。

在经济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有:1971年获奖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93年获奖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C.诺斯。库兹涅茨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库兹涅茨周期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关系、黑奴经济制度、经济人口统计学、计量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发展的热动力学与生理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成就显著;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设计了政治经济模型。

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有:1978年获奖的赫伯特·西蒙和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西蒙在满意人模式、个人决策过程、组织环境中的决策、组织决策的前提、组织决策过程中的程序性决策和非程序性决策、理性与组织决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卡纳曼在经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理论、小数法则理论、偏好逆转理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91年获奖的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和2009年获奖的奥利弗·威廉姆森。科斯对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进行开拓性的研究而成为产权经济学派的一代宗师;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92年获奖的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即扩大到社会学、人口学、犯罪研究的人类行为方面。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交叉领域获奖的学者是:1998年获奖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挑战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巧妙解决了“投票悖论”难题;提出了全新的福利与贫困指数。

五

诚然,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正如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为获得诺贝尔奖而从事研究工作是很危险的。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解决经济问题,其主要功能则是解释经济现象,而经济学奖只是副产品而已。但不可否认,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全世界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奖项,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通过对获奖者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方面的借鉴。

之所以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这样一个书名,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为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关注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关注的是代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最高水平及发展趋向的学者,它的评选原则是授予在经济科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者,并按成果的时间先后考虑。学习研究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济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主要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成就,这可以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许多启示。其二是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长历程及他们的卓越贡献。这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为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榜样,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更是为了进一步认识杰出人才的成长规律,从而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环境营造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全书共分41章,按颁奖年份的顺序排列。各章一般包括以下内容:诺贝尔奖委员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关于获奖者的公告;引言或获奖情况;获奖者生平简介;获奖者的学术贡献;获奖者的社会影响(评价);代表著作。为便于读者查阅,书后附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引。

本书的编写工作由应望江、刘庆生牵头负责。编写分工为:杨开太(第1～ 5章、第41章)、李泉英(第6、7、15、18章)、金昱(第8、9、16、17章)、傅逸斐(第10、11章)、沈燕(第12、13章)、高耀丽(第14章)、沈俊(第19、20、41章及资料统计汇编)、廖启安(第21～ 25章)、王辉(第26～ 30章)、郑策(第31～ 35章)、曹黎娟(第36～ 40章)、陈亦沙和陈楚(附录)。杨开太、曹丽娟、胡红华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审稿工作。全书由应望江、刘庆生统稿审定。

六

本书的创意和策划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丛树海教授。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洪卫教授的大力帮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熊诗平研究员的大力支持。

作为一本工具书和参考读物,本书力求客观反映现有的研究成果。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大量文献和同类型成果。其中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官方 网站,维基百科,孙健的《走近诺贝尔经济学大师》(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王振中、李仁贵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学术传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史树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徐万超、袁勤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的统计分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1期),孙德圣的《大师小传:1969～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全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运清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贡献述要(1969-2005)》(《经济师》2006年第3期);等等,在参考文献中已尽量做了反映,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谨向上述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和出版工作的人士、相关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不妥和疏漏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应望江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2010年4月

【注释】

[1]经济计量学的英文为econometrics,以前译为经济计量学,现在多译为计量经济学,两种译法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