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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周作人对日本思想家的许多思想偏好时，一个更为深入的论题需要被处理。周作人对日本——这一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敌人——的协力，使得对其人其文之间的区别对待变得几乎毫无可能，它应当得到关注。这里，我所关注的既非他“落水”的历史，亦非对他的指责。已有论者指出，周作人一事无法在诸如协力、被动、或抵抗这些范畴内得到解释，它们“仅仅联系着由民族主义所宰制的思想语境”^[189]。我也持有这一看法，尽管我的理由在本书稍后部分才会变得清晰。

对于周作人，1934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开头是周作人的五十寿辰，为了庆祝这件事情，他写了首诗，其中，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半儒半释的，平静地喝着茶，并且不问世事的人^[190]。在民族反日情绪不断兴起之际，这首诗招致了不少公众的愤慨。鲁迅在评论由这首诗的发表所掀起的风潮时表示，虽然诗有讽世之意，但写得太隐晦，而群公相合，则多近于肉麻，周作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191]。而对于周作人而言，1934年最特殊的方面在于，那一年是他自1919年后第一次出访日本。

1931年日本人入侵满洲之后，周作人在一次演讲中严肃地指出，尽管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日本的错误，但中国方面也应承担某些责任，因为它没有为此做好准备^[192]。中国自清朝以来就没有国家征兵体系，因为军事力量都在各政党团体手中，它们惯于彼此推诿，而非团结一致。尽管具有时事性，但这篇演讲更像是对于中国政治生活虚伪性的批判，而非一条周作人相信会有人认真对待的建议。1934年12月，在一篇他从日本归来之后写下的文章中，周作人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前途表达了强烈的悲观，并强调了避免战争的需要^[193]。

六个月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其中，他试图表达一种差异，一方面是日本生活中他曾赞扬过的品质，比如热爱美和简朴，另一方面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一丑陋的现实^[194]。这些文章在文化范畴中表述日本，而非对其经济和政治力量作出分析，在基调上由深情回忆转向了忿然嘲讽。然而在1937年6月，卢沟桥事件的一周以前，周作人在其关于日本的第四篇文章中总结道，他过去对于这个国家的意见全都是错误的。他囿于自己对日本的特定经验中，无法理解日本文化的另一些部分，比如其本土的宗教传统，它并未与中国共享。然而现在，他疑心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对其当下的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周作人补充道^[195]。

在这些文章的前三篇中，周作人详述了绍兴和东京的寒冬与咸食。因而，在他最终“落水”之后重新对其再加斟酌是至关重要的。在他写作这些文章时，周作人必然已经意识到，他将气候与性情相连的这种表述，正在某种程度上趋近于和辻哲郎（1886—1960）这样的日本思想家。和辻哲郎的作品为周作人所熟知，他是《风土》的作者，这一研究致力于阐明气候与生活之间的关系^[196]。根据每章末尾的注解，这项研究大部分构思于1928年和1929年，并于1935年修订。周作人1934年访日时曾两度与和辻哲郎会面^[197]。

作为一位哲学家，和辻哲郎早期对尼采的领悟特别为人钦佩，长期以来，他都被认为是嗜好“民族自恋”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一嗜好最终掩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198]。不可避免地，我们加倍留心于这样的可能性，即周作人对特定的日本思想倾向的认同可能会推动他“落水”。在《风土》中，受其对海德格尔的阅读的启发，和辻哲郎试图修补西方哲学中缺乏的，除了时间之外的，人的自我对象化的空间基础^[199]。这一空间基础就是气候、风土，合而为“环境”。气候始终是历史的，它不仅将人塑造为一种能够使用工具的社会生物，而且提供了他自我理解的基础。由于人们和其他人一同感知气候，这意味着他的自我理解中所含的自我必然是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和辻哲郎反对下述的观点，即对于个人，仅有时间（也即，从个体的个人历史的立场出发来看）是其自我对象化的基础；这一观点导致个体被从社会中抽象了出来^[200]。

和辻哲郎将这一点建立为其事业的哲学基础，继而，他将人类文化类型划分为三种气候主导的范畴：季风、沙漠和草原。日本和中国被归入季风范畴，其持续的潮湿，既可怕又化育生命，它导致了一种消极、放任的态度。沙漠的居民是“积极”（为了在他们的环境中延续生命）而“服从”（对于其团体）的。温和的欧洲环境——草原——在希腊人那里能够体会到，他们温顺而规矩，因而使得理性得以发展，而这正是欧洲的标志。日本人是幸运的，他们寒冷的冬天振拔他们的季风性格，使他们得以脱离亚洲的消极性。这一思想类型，及其东方主义寓意和日本例外论的观点，正是为什么和辻哲郎会被作为日本人论——声名狼藉的日本性意识形态——的奠基之父^[201]。

在周作人的写作中没有对这些论点的回应，也没有提到和辻哲郎所涉及的哲学。和辻哲郎的风土在全球层面展开，而周作人所使用的风土一词与地方性相关。周作人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开头写道：

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202]

在其访日归来后写的文章中，周作人经常在思考中国的状况时中将环境比作命运。但是，尽管这一概念在表面上类似于和辻哲郎的概念，它对于周作人而言却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在写于1922年2月的《国粹与欧化》一文中，周作人将对偶和骈律的发达描述为中国语言的运命的一部分^[203]。

在写于1935年的《关于命运》一文中，周作人以他“相信命运”开头^[204]。他将命定义为“个人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而运则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就如数学上相对应的术语一般。查找它们的意义需要一本对数表——这便是历史。阅读明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周作人并未继续这一思路，反而引述了那段被他弄得很著名的永井荷风的文章。在文章中，如前所引，永井荷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亚洲人，“生来就和他们（西洋人）的运命及境遇迥异”。

从《关于命运》的要旨判断，周作人所关注的，是永井荷风对日本的批评。永井荷风义愤填膺地表示，社会中强大的一方可以肆意蹂躏其他人，并补充道，除去表面的变化，亚洲精神中固有的专制统治百年以来从未改变。比起永井荷风写作的1913年，这在1930年代的日本更为确切，周作人说，而中国与明末之间的相似，可以从八股和党社中窥见端倪^[205]。显然，周作人对在他看来正席卷中国的政治化的文学感到愤怒。他曾听说有一篇文章攻击那些读《庄子》和《文选》的人，他说。这类思想是一种嗜癖，其顽固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无畏地与它对抗，避免被其缠绕，“才能获得明智”^[206]。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命运所涉，是一种因其诡诈、严酷以及拘于意识形态正统，而与明末相仿的政治环境。

使这一意义更为清晰的是，当我们发现周作人在其他地方写道，佛教思想中的业和缘，与遗传和环境的概念“相似”，但更具诗意^[207]。站在佛教唯心主义立场上来说，思维产生业，而人类所生活的环境产生于他们共同的业——即，他们的知觉、思维活动，以及最终的行动——周作人的潜台词，是将民族当下的局势归罪于人们的思想方式，以及他们遗传的行为方式中共同的缘上。进一步说，对这一状态的疗救，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加以构想，因为要达到思维的通透，从来只能是一个个人的计划。

从而，通过对环境的讨论来表达对于思想与情感方式的潜在关注，便成为周作人与和辻哲郎的共同之处，区别在于和辻哲郎体面而规矩，而周作人则愤怒而忧郁。但是，和辻哲郎的结论包含着一个有趣的纠葛：尽管人类的知识得自于这些气候区域，但它能超越气候的限制，因为文化地域能够彼此学习。但重要的是，这一新的认识不会消除气候上的特性：

同时，一片草原地带很可能是地球上的天堂，但我们无法将我们自己的地界，不论它会是什么，变成草原类型的地界。然而，我们能获得草原性格，由此我们的台风性格呈现出新鲜而更为广博的面貌。当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这一希腊的明净并开始培养理性，我们自身与众不同的“知觉”和“气质”的重要性就都变得更富生机。^[208]

与基督教和欧洲科学的接触在日本人中制造了渴望，但他们忽视了“日本的气候无法成为草原或沙漠”，这一认识的缺失在今天留下了问题，和辻哲郎总结道。

就像它在当时关于“日本人论”的讨论中所表现的一样，这一论证显然助长了日本排外主义的论点，尽管如此，它却能令人信服地被用来批评对于“理性”的不假思索地拥抱，比如盲目追寻工业理性化——这首先刺激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动力。在战前的日本，成为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等同于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209]。

威廉·拉弗勒（William LaFleur）曾指出，尽管和辻哲郎的作品确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中“符合‘意识形态生产’的要求”，但他也试图开创“在他所怀疑的欧洲普遍主义和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210]。拉弗勒细致的讨论展现了和辻哲郎在写作《风土》的十年之前，怎样将明治日本的反佛教偶像破坏运动，等同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对古典希腊遗产的毁坏。受到艺术史家冈仓天心的启发，和辻哲郎反而开始反对日本对于佛教的本土主义排斥，并看穿了明治的启蒙修辞术。对于和辻哲郎这样的大正知识分子而言，佛教与希腊由此开始拥有了一种象征性价值：佛教作为一种哲学，一种亚洲内聚性的资源，考验着日本的世界大同主义；希腊作为理性的象征。

周作人在他自己的论述中调用佛学和希腊以作出相似的论点。但是，他们的阐述之间的相似性，我要说，很少能归咎于他们的彼此来往，而更多是出于一种需要：质疑当时关于文化和民族的宰制性假设。和辻哲郎思考了气候（或风土）对艺术的作用，并总结道：“除去他们……对移植现代欧洲文明的信念，从他们的穿着、食物和房屋来看，日本人未能实现任何真正的欧化。”^[211]

这让和辻哲郎得以恳请日本人“保留对我们命运的意识，热爱它，这命运就是生于这样的气候中”，不要将自己视为“选民”，但要将自己视为一个对世界有着他们自己的贡献的民族^[212]。不论1934年与和辻哲郎的接触对周作人后来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刺激，它都不仅是在形式上确认了他的思维世界，其中，作为风土的环境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周作人坚持中国和日本共享着相同的命运，即使是在对日备战的紧要关头？在多大程度上，他选择与日本的扩张主义结盟？虽然周作人对一个共同的东亚环境这一理念的提倡能够，抽象而言，“符合（日本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要求”——用拉弗勒的话说——，但周作人反对日本的扩张主义。“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而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他在1927年斥责道，并在1935年重述了一遍。他感叹很难使心中的文化与目前的事实合一；这迫使他承认“高级的文化”很可能只影响了过去所少数人，但对于现今的多数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213]。

总而言之，在周作人对民族和个人的建构中，找不到使他投敌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的反例外论，他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这一看法，使他未能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具有全新的性质的构造。在我眼里的次级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却是传统的幕府专制的复苏^[214]。在这里，他或许受到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显然广泛传播（并误导）的倾向的影响，他们视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为窘困而非威胁^[215]。

有人指出，周作人的投敌代表了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选择”，他对民族认同的情感薄弱，并深信中国无法赢得战争，这些都推动了他的选择^[216]。我认为，基于周作人对于将忠于国家作为至善这一论题的态度，我们能够给出更好的论述。亡国之后便应饿死的主张对国家毫无益处，作为“君恩臣节”的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它不应被鼓励^[217]。无疑，周作人将对于男子的气节的要求等同于对女子的贞节的要求，这正是他所憎恶的。事实上，在那篇宣布与“五四”运动断裂的文章中，周作人将“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描述为“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218]。他惋惜地回忆起明末人物的两难——不得不在一个他们所厌恶的朝代和侵略者之间作出选择^[219]。然而，这些态度，和周作人对于爱国主义这一大众观念——比如围绕着宋代将领岳飞（1003—1041）的看法——的拒绝一起，并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投敌^[220]。

充分的解释很可能存在于其个人的生平和历史境遇中。1937年他忽视了公众对其离开北京的请求，他最早的解释是自己有着太多的家累^[221]。1939年元旦，有人企图暗杀周作人，此后，他终于接受了傀儡政权给他的职位，在1941年成为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从未试图解释他投敌的原因^[222]。194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为一个人的行为作出解释是无益的，在他的回忆录中，这篇文章被全文引用，但依旧没有说明他行为的原因^[223]。

“在他自己的辩护和别人的证言中”，陆延写道，“确实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勇敢地高调反对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224]。耿德华（Edward Gunn）曾论述道，在战争期间，周作人试图建构一种作为中国人的儒学的观点，它不会被日本人的宣传所同化。他重申他对人性同一性的信念，并指出，与这种同一性相比，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但他坚持，儒学是中国人对于这种人性的表达^[225]。儒家思想产生于由中国人中发展而来的普通的人际关系，如果中国人的生存有了问题，思想也将发生动摇，会有乱的危险^[226]。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周作人说，他观察了“一般民众”，并从他们的行动中找了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尽管在1920年代周作人曾对在创造民族文学时使用神话表示疑虑，但他现在却表示，治水的禹和发明谷物的稷这两个人物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观：虽执著于人生，却既不望长生，也不去求死。这种观点恰合于生物之道^[227]。1939年，周作人宣称对禹产生了个人兴趣，禹的传奇与其在浙江的故乡有关，周作人也曾访问过禹庙。“中国圣贤喜言尧舜，而所说多玄妙，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儒而近于墨。此外，他补充道，当地的农民被认为是禹的后代，人们无法不尊重他们^[228]。与他在战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农民所表现的悲观基调相比，这里显示出一个明确的转变。然而，如果周作人将禹作为中国人的象征，那么在这一象征中没有什么东西是脱离于他的思想之外的。禹仅仅补充了他战前的工作中的主题，阐明了普遍人性的一个方面，它符合生物学原则，并且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在他后来的几篇文章中，他都将禹和稷写了进去，并表示，由他们所代表的救世理想和对他人的菩萨般的献身精神，在儒学正统的话语中已然式微^[229]。

除了周作人写作中这一主题上的变化，他坚定地保持着对以希腊为象征的其余世界的开放。在写于一篇1944年的文章中，他呼唤将希腊精神带入中国，将其从多年的专制与科举之下“丑恶与恐怖”的“萎靡”人心中振起。为此，他自称正在翻译劳斯（W．H．D．Rouse，1863—1950）的《希腊的英雄与神与人》^[230]。他继续在文章中鼓吹多样性与个体性。在一篇关于日本俳文——将幽默、优雅、和各种层次的用语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文章的末尾，周作人评论道，俳文无法被狭隘地定义，因为松尾芭蕉、蒙田、阑姆和密伦等人都写过这样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231]

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由其美学所支撑，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现在必须移步。

[1]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75—176页。

[2]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76页。

[3]周作人多次引用了霭理士的这个段落（《断言》，第235—236页），其全文为：“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要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

[4]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第177—178页。周作人对鞋袜的评论引自其1941年的文章《日本之再认识》，《药味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357—365页。

[5]郑清茂：《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The Impac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rend on Modern Chinese Writers），描述了世纪之交对待日本的一些主要的态度，收Merle Goldman编：Modern Chinese Literary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第63—88页。

[6]今村与志雄：《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笔记》，《鲁迅与传统》（东京：劲草书房，1967年），第246页，引自郑清茂：《周作人的日本经验》，第885页。

[7]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苦竹杂记》，《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514页。同参：《日本的衣食住上》，《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79页。

[8]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514页。

[9]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358页。

[10]周作人：《怀东京》，《瓜豆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47—48页。

[11]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358页。

[13]参刘若愚（James Liu）：《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年，第6、63页；黄兆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第169、121—123页。

[14]周作人：《自序二》，《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266页。

[15]参韩德森（Henderson）：《中国宇宙论的发展与衰落》（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年，第1—53页。

[17]周作人：《筹备杂志》，《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98页。

[18]丹纳（Taine）：《作者译序》（Author’s Introduction to This Translation），《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H．Van Laun译，New York：Holt and Williams，1872年，第ix页。

[19]丹纳：《英国文学史》，第20—21页。关于19世纪种族和语言理论的决定论架构，见萨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年；Vintage Books，1979年，第232页。

[20]周作人：《筹备杂志》，《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97页。

[21]周作人：《日本与中国》，《谈虎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379页；同引自《关于日本语》，《苦竹杂记》，《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522页。

[22]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上》，《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79页。

[23]周氏兄弟并未参加章炳麟的公开讲学；他们成为了章氏周日上午开设的语文学特别班上的成员，还有一些其他的年轻人参加，其中有钱玄同。见周作人：《民报社听讲》，《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14—216页。在听课前很久，兄弟俩就熟悉了章炳麟的思想。鲁迅到东京一个月后的1902年4月，正逢章炳麟那个流产的集会——为了哀悼242年前对最后一个反清复明者的处决，而这正标志着满人的征服。尽管章炳麟的集会被取消，但它“打开了学生民族主义的潘多拉之盒”（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章太炎：《章氏丛书》，《文录》，第2卷，杭州：浙江图书馆，1917—1919年，第47b—49a页）。鲁迅的政治倾向并未在此时明确确定，有很多学者争论过他与革命立场的接近和对改良主义者的反对，以及他事实上是否于1904或1908年加入了章氏的光复会。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14页；关于这一论题的补充材料，见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184页。周作人称自己1901年在上海就收到过革命出版物；见他的《青莲阁》，《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79页。他也提到，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们热情地阅读着像《苏报》这样的革命刊物；见他的《风潮》，《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12页。

[24]关于章炳麟的学术训练与背景，见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5—7页；岛田谦次：《中国革命的先锋》（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Joshua Fogel译，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3—15页；以及费侠莉（Furth）：《作为叛徒的圣贤》（The Sage as Rebel），收C．Furth编：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第22—53页。关于国学和国粹，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1985年，1992年，第77—78页。

[2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6—277页。相关评论参岛田谦次：《中国革命的先锋》，第36—37页。

[27]纳吉塔（Najita）：《日本》，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年。

[28]格鲁克（Gluck）：《日本的现代神话》（Japan’s Modern Myth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页，第111—115页。

[29]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69页。

[30]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24—30页；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第72—74页；费侠莉：《作为叛徒的圣贤》，第113页。

[33]章炳麟：《章氏丛书》，《别录》，第3卷，第43b页；引自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64页。

[34]一个对章氏佛学的全面分析，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年，第119—141页。一个不同的阐释，见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52—60页。关于章氏对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拒绝的关键文本，是他的《四惑论》，收《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2—456页。

[36]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6页。

[3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章炳麟：《癸卯狱中自记》，收《章太炎全集》，《文论卷一》，第4卷，第144页。

[39]章炳麟：《答铁铮》，收《章太炎全集》，《别录卷二》，第4卷，第371页。

[40]科尔（Cole）：《绍兴》，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6年，第6页；周作人：《三部乡土诗》，《风雨谈》，《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270页。

[43]周作人：《陶筠厂论竟陵派》，《风雨谈》，《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15页。

[44]汪荣祖（《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第81页）给出了被周作人重新分类的中国知识主题的列表：民谚、制度、学术流别、玄学、文史、地形、风俗、故事、方术、通论、艺文和韵文。这一重新分类对现代学术有着巨大的影响。

[45]叶文心（Wen－hsin Yeh）在《疏离的学院》（The Alienated Academy，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0年，第25页）中将周作人和他在民俗运动中的同事刘复（刘半农）描述为章炳麟学派在北大的“小团体”成员。和其他七个人（包括鲁迅）一起，他们在蔡元培出任校长时被聘入北大，蔡氏“试图依仗与章太炎相关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古典主义”。

[46]周作人：《绍兴县馆》，《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304—305页。

[47]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80—86页）对《故乡》、《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讨论。

[48]鲁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收《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见岛田谦次：《中国革命的先锋》，第26—28页。此处我参照了他的讨论。

[50]周作人：《民报社听讲》，《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16页。

[51]李欧梵：《鲁迅作品中的传统与现代》（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Writings of Lu Xun），见李欧梵编：Lu X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年，第27页。

[52]钱玄同：《对于潘公展来信“对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答复》，收《新青年》6卷6号；引自舒芜：《周作人概观》，第1部分，第94页。

[5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313—371页。

[54]周作人：《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327—330页。

[55]周作人：《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全集》，第330页。对道统这一术语的翻译来自哈特曼（Hartman）：《韩愈和唐朝对统一的追寻》，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年，第159页。

[56]周作人：《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345页。

[57]余英时：《桐城派》，收倪豪士（Nienhauser）等人，《印第安纳手册》（Indiana Companion），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1988年，相关条目。

[59]周作人：《第三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339页。八股文是一种形式固定的注经文，明清两朝在科举中使用。题目常常取自儒家经典或四书中的一小段。考生被要求依据规定的韵律和修辞套路，给出对文本的完整把握与评论并恰当地联系时事。这种文章因其成为了主要的文学形式，其重要性“无论如何高估都不过分”（浦安迪：《八股文》，见倪豪士等人，《印第安纳手册》相关条目）。1901年这一文体被排出科举体系，替换为一种更简易的形式，以容纳西方知识（见市古宙三：《政治与制度的改革，1910—1911》，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John K．Fairbank and Kuang－ching Liu编，《晚清史》，第2部分，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第377页）。

[60]谢正光（Andrew Hsieh）：《曾国藩》，见倪豪士等人，《印第安纳手册》相关条目。

[61]周作人：《第四讲》，《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350页。

[62]在他1922年所写的《我的复古经验》（《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41页）中，周作人自责了他在使用新接受的晦涩文辞时的勤奋，因为《域外小说集》——他和鲁迅在东京翻译的欧洲短篇小说集——只卖出了20本。

[6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547页。

[65]鲁迅：《五猖会》，《朝华夕拾》，《鲁迅全集》，第2卷，第261—266页。

[66]鲁迅：《琐记》，《朝华夕拾》，《鲁迅全集》，第2卷，第291—301页。

[67]周作人：《我的杂学三》，《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15页。

[68]对纪昀标题的翻译来自马幼垣：《纪昀》，见倪豪士等人《印第安纳手册》相关条目。

[69]周作人：《我的新书一》，《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35—136页。

[70]同上书。薛爱华（Edward Schafer）（《酉阳杂俎》，见倪豪士等人：《印第安纳手册》相关条目）注意到，《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800—863）从旅行者和外国人那儿收集每一个主题，他可以被视为一个“先锋的田野语言学家”，他交叉核对着信息，并记下自己的疑惑。

[71]周作人：《自己的工作》四，《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83页。那篇题为《古童话释义》的文章最终发表于北京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后收入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集中，《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243—248页。

[72]王靖宇（John C．Y．Wang）：《作为传统中国小说学者的鲁迅》（Lu Xun as a Schola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见李欧梵编：Lu Xun and His Legacy，第90—103页。

[74]周作人：《我的杂学二》，《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14页。

[75]周作人：《我的杂学十九》，《苦口甘口》，同上书，第440页。

[77]这一过程类似于Johnston的描述，《伍尔芙〈普通读者〉的全部成就》（The Whole Achievement in Virginia Woolf’s TheCommonReader），收Alexander J．Butrym编，Essays on the Essay：Redefining the Genre，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年，第148—158页。

[78]周作人：《风雨谈后记》，《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99页。

[79]周作人：《附论二篇》，《风雨谈》，《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94—398页。

[81]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张尔岐》，见恒慕义（Hummel）：《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年）相关条目。

[83]鲁迅：《小引》，《朝华夕拾》，《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230页。

[84]周作人：《故乡的回顾》，《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91—292页。

[85]周作人：《卖糖》，《药味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319—321页。

[87]范寅（范啸风）的《越谚》详述了绍兴地区的风俗，初版于1882年，1932年再版时附有周作人的题记。

[88]原公道是《先哲丛谈》的编者，这一部江户时代学者的传记词典，出版于1805年。

[90]阪卷俊藏：《朱舜水》，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相关条目。

[91]冈仓天心：《东方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London：John Murray，1903年，第1页。

[92]关于妮维迪娜对冈仓著作的贡献，参哈伊：《东方与西方的亚洲观》，第35—44页。事实上，妮维迪娜的介绍试图将一种复兴的印度教植根于由印度主导的亚洲整体性理念。我认为哈伊的论述过于强调了妮维迪娜在系统阐释泛亚主义思想中的作用，诸如其编辑的作用，因为他轻视了日本本土的语境。色川大吉（《明治时代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第212—215页）将冈仓的著作置于日本知识分子在面对日本和中（1894—1895）俄（1904—1905）之间的战争时的窘迫的语境中，日渐清晰的是，对“文明”和“现代性”的民族需求要求日本成为一种帝国主义力量。色川大吉指出，诸如冈仓《东方的理想》中的“亚洲的原理”之类概念事实上存在于“唯一的可能性”中，他补充道，“当他追逐着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类型时，冈仓否认了‘黄祸’的理念”。

[95]福泽谕吉是明六社（Meirokusha）的成员，他们尝试在明治维新之后将启蒙带入日本。他们“以针对历史的反传统主义为其普遍立场，并赞同与既往的文化脱钩的要求。”特别的是，他们将启蒙假设为一种与“新儒学的形而上学伦理”的“完全对立的概念。”（纳吉塔：《日本》，第88—89页）。

[96]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Brett de Bary编，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年，第43页。

[98]朱舜水是这些关系中最知名的典型之一，但并不止此。关于来自“长江流域的旧中产阶级文化核心”（第60页）的忠君的流亡者、满人、画家潮，参詹逊（Jansen）：《德川世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第54—64页。

[99]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39页。

[100]周作人：《排日评议》，《谈虎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389页。

[103]参王靖献（C．H．Wang）：《周作人与希腊精神》（Chou Tso－jen’s Hellenism），Rendition 7（Spring 1977），第5—28页。

[104]海曼（Hyman）：《仪式视野下的神话与神话学》（The Ritual View of Myth and the Mythic），收Thomas A．Seboek编，Myth：A Symposiu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5年，第136页。

[105]周作人：《我的杂学八》，《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23页。

[106]周作人：《筹备杂志》，《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197页。

[107]坦拜雅（Tambiah）：《巫术、科学、宗教和理性的领域》（Magic，Science，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42—45页。

[109]安特路朗：《神话，仪式和宗教》，第1卷，London：Longmans，Green，1887年，第33页。

[111]安特路朗：《神话，仪式和宗教》，第1卷，第340页。他这本书的修订版（1899）中，朗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论述，“并由此损害了他的论题：非理性的部分被解释为一种残余。”道尔森（Dorson）：《太阳神话的蚀逝》（The Eclipse of Solar Mythology），收Thoman A．Seboek编，Myth：A Symposium。

[112]大体而言，五种特征标定了这一心理状态：（1）相信自然万物都有生命与意识；（2）相信巫术和符咒；（3）相信鬼神和灵魂；（4）好奇心；（5）轻信。最后两者间存在一种张力，因为尽管野蛮人的好奇心代表了科学和（或）宗教思想的开端，但它过于容易地为故事所满足。参周作人：《习俗与神话》，《夜读抄》，《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475页，引自朗著第一章。

[113]同上书。周作人：《我的杂学七》，《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22页。

[115]维克里（Vickery）：《〈金枝〉的文学影响》（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Golden Boug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年，第13页。

[117]周作人：《回丧与买水》，《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119页。

[118]鸟居，确切地说是鸟居龙藏（1879—1953），写作了一本叫做《从一种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我国早期文化》的书。参周作人：《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谈龙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39页。

[120]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谈虎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313页。同参舒芜：《女性的发现》，《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第138页。

[121]周作人：《诅咒》，《谈虎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295页。

[122]我的这一翻译来自卜立德：《一个中国人的文学观》（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年，第125页。

[123]周作人：《性的心理》，《夜读抄》，《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487页。

[124]周作人：《神话与传说》，《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23页。

[125]周作人：《文艺上的异物》，《自己的园地》，同上书，第20—23页。

[126]周作人：《神话的辩护》，《雨天的书》，同上书，第368页。关于儿童读物的辩论，参洪长泰：《到民间去》，第119—122页。

[127]周作人：《发须爪序》，《谈龙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27—29页。

[128]周作人为朗和马克思·缪勒（Max Muller，1823—1900）——他以哲学解释神话的意义——之间的“攻击”所着迷。朗在这一论题上的胜利很可能加强了人类学视野在周作人眼中的分量。参，如《续神话的辩护》，《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70—371页。

[129]关于弗雷泽在英国古典学者——包括简·哈里森——中的普遍影响，参维克里：《〈金枝〉的文学影响》，第88—93页。

[130]周作人：《希腊神话引言》，《谈龙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41—46页。这是一个对简·哈里森《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负债》（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1924）的前言的删节版的翻译。

[131]周作人：《神话的辩护》，《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70页。

[132]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2页。

[133]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八》，《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8页。

[134]周作人：《学日本语续》，《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33—237页。

[135]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六》，《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6页。

[136]周作人：《学日本语续》，《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34页。

[137]加藤：《日本文学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Don Sanderson译，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83年），第44—48页。

[138]周作人：《学日本语续》，《知堂回想录》，第1卷，第236页。

[139]周作人：《我的杂学十七》，《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7页。

[140]罗纳德·莫尔斯（Ronald．Morse）：《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The Search for Japan’s National Character and Distinctiveness），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75年，第106页。

[141]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2—433页。

[142]周作人：《我的杂学十五》，《苦口甘口》，《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4页。

[143]周作人：《远野物语》，《夜读抄》，《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569页。

[144]罗纳德·莫尔斯、柳田国男：《远野物语》译者序，第27页。

[145]关于柳田国男在1890年代末的新的文学建制中的作用，参罗纳德·莫尔斯，《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第19—30页。他的文章被描述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这一文体最为出色的作者。”（加藤：《日本文学史》，第130页。）

[147]周作人：《远野物语》，《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471页。

[148]罗纳德·莫尔斯：《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第152页，指出当柳田国男着手写作《远野物语》时，他已经读过了弗雷泽和朗的作品。

[151]罗纳德·莫尔斯：《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第124—148页。

[152]周作人：《远野物语》，《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473页。

[153]周作人把哈同的论述追溯至《人类学史》（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的结论章。

[154]罗纳德·莫尔斯：《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第63页。我至今未能在汉语材料中找到柳田国男和周作人有个人接触的证据。

[156]这一对jōmin的翻译比莫尔斯的“常人”（common man）更丰富，它来自于哈如图涅（Harootunian）：《规训本土知识和生产地域》（Disciplining Native Knowledge and Producing Place），收J．Thomas Rimer编：Culture and Identity：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110页；参莫尔斯：《追寻日本的国民性与特殊性》，第96—101页。

[159]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2页。

[161]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36页。致信的对象是他的朋友穆木天（1900—1971）。

[162]关于共同体契约的讨论，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君主、精英与平民》（Emperor，Elites and Commoners），收氏编，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年。

[164]金介甫（Kinkley）：《沈从文传》（Odyssey of Shen Congw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第122—123页。

[165]周作人：《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518—519页。

[166]译序收入《立春以前》，《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623—625页，题为《希腊神话引言》。同参王靖献：《周作人与希腊精神》，第18页。

[167]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立春以前》，《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540页。

[168]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立春以前》，《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541页。

[169]里默（Rimer）：《现代日本小说及其传统》（Modern Japanese Fiction and Its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年，第138—140页。

[170]松本：《本居宣长》，第43—44页；狄百瑞：《日本传统的起源》（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Vol．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年，第172—173页。

[171]本居宣长：《排庐小船》，引自松本：《本居宣长》，第45页。

[175]周作人：《东京散策记》，《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0页。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日和下驮》，收入了周作人对其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翻译。

[178]这一来自永井荷风《浮世绘赞》中的段落收入其《江户艺术论》，出现在周作人的《怀东京》（《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54页）和其他文章中。

[179]以“凡是”开头的这句话的翻译来自爱德华·赛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小文人永井荷风》（Kafu the Scribbl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年，第72页。

[180]周作人：《怀东京》，《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54页。

[181]周作人：《东京散策记》，《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2—33页；永井荷风：《永井荷风》，第197页。

[184]周作人：《老年》，《风雨谈》，《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267—270页。

[186]里默：《现代日本小说及其传统》，引用了萨姆森（George B．Samson）翻译的兼好的《闲暇的文章》（Essays in Idleness），收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编：《日本文选》（Anthology of Japanese Literature），纽约，1955年，第232页。

[188]加藤：《日本文学史》，第32页；关于在反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包括大沼枕三在内的汉语诗人的位置的讨论，同参色川大吉：《明治时代的文化》第四章。

[189]陆延（Lu Yan）：《超越战时政治：周作人，1931—1945》（Beyond Politics in Wartime：Zhou Zuoren，1931—1945，Sino－Japanese Studies 11，no．1（Oct．1998），第6—12页）。陆延参照了傅葆石（Poshek Fu）的《隐退、反抗与合作》（Passivity，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年）。陆延的文章是一篇对相关材料和论题的出色介绍。我感谢米德（Rana Mitter）惠赠我一份文章的复印件。

[190]诗歌文本见《周作人年谱》，第315页。同参沃尔夫：《周作人》，第78页。

[191]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给出了这个评论，引自《周作人年谱》，第315页。

[192]周作人：《关于征兵》，《看云集》，《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258页。

[193]参周作人：《弃文就武》，《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78—81页。同参钱理群的讨论：《凡人的悲哀》，第124—130页。

[194]参周作人：《日本管窥》，《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92—100页；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日本管窥之二》在收入《苦竹杂记》时改成了《日本的衣食住》，《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514—522页；《日本管窥之三》，《风雨谈》，《周作人全集》，3：385—393。

[195]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之四》发表于战后；参《知堂乙酉文编》，《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702—710页。

[196]周作人在《日本的人情美》中引述了和辻哲郎，《雨天的书》，《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339—341页，写于1925年。参和辻哲郎：《气候与文化》（Climate and Culture），Geoffrey Bownas译，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8年。

[197]周作人在一篇悼念岛崎藤村（1872—1943）的文章中简短地提到了与和辻哲郎的会面，《岛崎藤村先生》，《药堂杂文》，《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239—241页。

[198]这个说法来自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日本的文化认同：对和辻哲郎著作的一些反思》（Japan’s Cultural Identity：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Watsuji Tetsuro），《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第4期（1965年8月），第573页；引自拉弗勒：《大正时代的转向》（A Turning in Taishō），收J．Thomas Rimer编，Culture and Identity：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235页。

[201]别府春海：《民族主义和日本人论》（Nationalism and Nihonjinron），收氏编，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nstitute if East Asian Studies，1993年，第109页。

[202]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8页。

[203]“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的做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全集》，第1卷，第11页）。

[204]周作人：《关于命运》，《苦茶随笔》，第109页。我使用这个版本是由于这篇文章因某些原因未见于《周作人全集》。《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75页）中这一标题下的文章应当题为《关于命运之二》，正如岳麓书社版的《苦茶随笔》，第114—118页。据《周作人年谱》第696—697页，《关于命运》最初发表在《大公报》第148期文艺副刊上（1935年4月21日），《关于命运之二》在第154期（1935 年6月2日）。

[205]周作人：《关于命运》，《苦茶随笔》（岳麓书社版），第110—111页。

[206]同上书，第112—113页。据《周作人年谱》第341页，批评读《庄子》和《文选》的匿名批评者也包括了“鲁迅和其他人”。参鲁迅：《感旧以后上／下》，《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第328—335页。《关于命运》引发了一种谴责（正如对很多已经度过了历史巅峰的人一样），即周作人沉迷于神秘主义或迷信。他对其批评者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和第一篇文章一样。参《关于命运之二》，《苦茶随笔》（岳麓书社），第114—118页。

[207]周作人：《结缘豆》，《瓜豆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134页。

[209]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收Masao Miyoshi and H．D．Harootunian编：Postmodernism and Japa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第93—122页。

[213]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86页。

[214]周作人：《日本管窥之四》，《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706页。

[215]丸山真男：《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动力》（The Ideology and Dynamics of Japanese Fascism），收Ivan Morris编：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Japanese Politics，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1963年，第25—83页。

[217]周作人：《英雄崇拜》，《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120—121页。

[21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周作人全集》，第2卷，第5—6页。

[219]周作人：《关于王谑庵》，《风雨谈》，《周作人全集》，第3卷，第311—315页。

[220]周作人：《岳飞与秦桧》，《苦茶随笔》，《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120—121页。

[221]在八月份的一封写给《宇宙风》编辑的信中，周作人说他有太多负累无法离开北平，只能“苦住”。1966年发表于香港《笔端》杂志的致徐訏信中（参《知堂书信》，第421—422页），周作人详述了这一理由。总之，他共有十大负累：他的妻子、母亲、鲁迅的前妻、他的女儿和两个孙子，和“我兄弟的弃妻，就是我的妻妹，有二子一女。”周作人苦涩地反省道，这种“说明”只不过证明了“我意思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关于周建人1914年和羽太信子之妹羽太芳子的婚姻，参黄乔生：《渡尽劫波》，第202—203页。

[222]钱理群：《凡人的悲哀》，第152—153页；耿德华（Gunn）：《被冷落的缪斯》（Unwelcome Mus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年，第152—156页。陆延：《超越战时政治》第9—10页提供了证据证明周作人被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劝说去在傀儡政权中占据一个职位。钱理群：《凡人的悲哀》第169页指出，周作人很有可能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员都有接触。

[223]周作人：《辩解》，《药味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221—223页；《不辩解说上》，《知堂回想录》，第2卷，第420—424页。

[224]陆延：《超越战时政治》，第10页。对周作人行迹的记录，参南京市档案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26]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药堂杂文》，《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170页。

[227]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药堂杂文》，《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182页。

[228]周作人：《禹迹寺》，《药味集》，同上书，第315、318页。

[229]周作人：《释子与儒生》；《道德漫谈》，《药堂杂文》，《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219、197页。

[230]周作人：《我的杂学十四》，《周作人全集》，第5卷，第432页。

[231]周作人：《再谈俳文》，《药味集》，《周作人全集》，第4卷，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