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建构
1906年深秋的一个夜里，暮色已然笼罩城市，周作人来到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一家简素的下宿屋。六个月前，鲁迅在决定弃医从文之后搬到了东京。此刻，在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故乡绍兴之旅后，他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回来了。他们跨入楼房时，周作人满怀期待，对他而言，一切都是新鲜的。和他的同辈一样，周作人被日本在自我改革上的成功所吸引，但最能满足其好奇的，是日本生活的细节[1]。
伏见馆下宿屋是一个由家庭经营的狭小而简朴的地方，第一个出来帮助旅客搬运行李、递送茶水的是一位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名叫乾荣子。周作人兴奋地住进了铺着榻榻米的房间，与他所熟悉的、压抑的、塞满家具的中式布置相比，这显得清疏有致。随后，当他看着乾荣子在房内走动时，他惊讶地注意到其和服下露出的脚是赤着的。大约六十年后，周作人描述了这个少女的赤脚如何给了他“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它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
周作人回忆中的这个小插图应同鲁迅对于仙台医专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放在一起。和鲁迅一样，周作人试图提炼那些复杂的、时而是朦胧的情感上、思想上与经验上的因素，它们将他的创造力塑造为对于“醒悟时刻”（moment of truth）的有力的、追溯性的文学表述。但是，鲁迅的表述往往通向绝望的思维景象，而周作人却由此开始一长列的联想。就像19世纪的诗人张汝南的诗句所证实的，最初在江南地区（包括绍兴）的妇女中，赤脚是很常见的。随后，周作人指出了他对缠足的厌恶，以及他对日本文化中的“清洁、有礼、洒脱”的赞扬。周作人的“洒脱”仅意谓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在假正经下隐藏着淫佚，却因其对于裸体的嫌恶而自我暴露。
致力对抗维多利亚式的假正经的蔼理斯（Havelock Ellis），曾将日本称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因为这两者的文明都珍视身体的洁净并认可裸体。周作人将其引为同道。周作人援引了李白（701—762）的“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作为古人中罕见而可人的例子。据周作人看来，鞋类中最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sandal），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geta），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皮鞋违背了不隐藏、不装饰、任其自然的标准。“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即使他别无所得，也能出门来往于“平常人”中，不用因见到裹足者而感伤。但是在中国，即便在他写作的1940年，还能遇见令人愀然不乐的事情]。
对于鲁迅而言，象征着中国的是幻灯片事件中那些强壮、健康的身体——它们悲剧性地缺乏民族意识。而周作人却将中国“愀然不乐”的方面表述为裹足和伪善的思维，这两种畸形都由道学正统和迷信所导致。然而，这些与诗人所表述的更为美好的中国文化史相悖。即使在当前，简朴与节俭的美德也能在中国人中发现，他们所穿的草鞋就阐明了这点。引自蔼理斯的段落将希腊与日本相连，建构了对于“自然的”——也由此是“清白的”——身体的赞同，身体作为一个非历史的、普世的文明理想，与其相对，不仅是裹足，包括皮鞋也都各有欠缺。在周作人的轶事中，对于天足的召唤为其思想中一些最重要的理念提供了一个焦点。
追随他的兄长，周作人走进了文学。但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极为不同，在很多方面都被他对于日本文化的爱好以及在日本获得或增进的兴趣所塑造。与许多同代人不同，周作人并不将日本视为通往西方技术的渠道或是文化上的晚辈——中国被不幸的环境所迫向其学习模仿的诀窍。郑清茂注意到日本学者今村与志雄的评论，鲁迅对日本文学是“冷漠”的，除了夏目漱石（1876—1916），而且，“他对其的关注仅仅作为将外国文学引入中国的一种方法。更为严格地说，他仅仅注重其功利性”。
为什么似乎对他的很多同代人影响甚微的日本，会在周作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主要的角色？为什么他会重视其在日本觉察到的品性，而很少有其他人这么做？他在1909年迎娶一位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一事在这里没有什么解释力，因为其他与日本有着同样牢固的私人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远未沉迷于此。当然，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如下事实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周作人在日本所发现的那些极为吸引人的价值，被认为与官僚体制——它等同于一种宋明道学正统的变体——相对抗。这些价值由从佛教或宋明道学思想中衍生出的语言所表达，并因此，它们与周作人的文化批评相啮合，并丰富着他自己的批评语言。所以，尽管对于价值的话语建构，如洁净和自发性，起源于一种日本本土主义（它最终将有助于日本军国主义），但周作人却在一个更大的，佛教与儒学的语境——这支撑着他自己的建构——中理解它们。诚然，就像他提到蔼理斯和希腊所暗示的，这种建构也适于其他截然不同的话语，包括那些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异议。1935年，周作人在他妻子家探访两个月之后，写下了日本之所以如此吸引他的两个理由。
其一是由于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在提到“个人的性分”时，周作人并非意指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是诉诸他的出生地，暗示着他的性分已由家乡恶劣的气候和咸食所型塑。这赋予他对东京的情感以双重含义：他并不仅将他在国外的逗留视为对国外生活的成功适应。他所暗示的是，地理与风俗上的相似——作为他对于东京的情感的基础[8]——包含了其他在朴素与简易上的相似性，它们与他个人的性分——由他的故乡所塑造——产生了共鸣。事实上，周作人确将东京描述为他的“第二故乡”；在1911年他即将离开日本前所写的诗中，他写道：“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9]
周作人始终小心地坚持着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在一篇文章中，他强调他的观点不会与日本作家——他们会有更多的批评——的观点相同[10]。他在他所生活了六年的东京（战争期间则更为慎重，“东京一处”）和日本之间作出了清晰的区分[11]，指出他很少有机会去首都之外的地方旅行。因而，由于生活在东京，他熟知明治末期的生活与文学。此外，他最为嘉许的是江户——现代东京的先驱——时的日本文学与艺术[12]。因此，周作人对于日本事物的嘉许关联着他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特定时段内的特征的嘉许。
这一路径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借由对地方性的关注，它试图避开由环境创造的传承而来的民族性这一概念——它已成为19世纪民族主义话语的一部分。通过以这些措辞表述自己与故乡和东京的关系，周作人使自己接上了中日关于地方的一种特定思想脉络。周作人所调用的概念之一，是中国对“地方风气”（genius loci）这一理念的阐述：即艺术展现了性分、地理特征、地方风俗与文化、道德特性之间的关系[13]。他的第二本书写于1925年，在其序言中，周作人说他有两个关于自己的发现。一个是尽管他讨厌道德家，他自己却是一个试图建设一种新道德的道德家。第二是他无法摆脱自己的浙东气质。“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14]他自嘲道，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听起来像个典型的绍兴师爷并斥责别人。这篇文章先前的署日（1925）表明，他在这些措辞之下所建构的与东京的关系，必须被视为不仅是一种避免与民族论题（以及民族忠诚）——1930年代中期局势愈发紧张——相冲突的策略。
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地方风气不应主要地被理解为一种文学现象。如同风土一词所提示的，它也是对于一种普遍关联的宇宙论的表达，其中，人类复制了自然世界[15]——例如“人杰地灵”这一出自初唐作家王勃（649—676）[16]的著名评论。这一宇宙论不仅在精英文学与艺术实践中，同时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扩张，在其他活动中影响着食物的配制、医药与占卜。因而，当周作人诉诸它，便接入了一个具有无穷维度的象征与情感的世界，即使是拒绝了宇宙论本身，也无法轻易将其替换。
当然，周作人不可能对于赫尔德式的概念——从属于一个由自然力量形成的团体——一无所知，它深刻地影响了关于民族的话语。此外，他在日本最早阅读的书之一就是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17]。对于丹纳，如同对于他同时的大多数人，“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因为它有它自己的性格，包括精神的与道德的，从一开始就表明着自己，并一代代地发展”，从未改变它的“根本性质。”[18]民族是种族、环境与时代的产物。种族（和语系相连）是原始给定的，但是，气候、食物及其他方面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种类的习性、天资和本能，正是它们与宰制性思想和事件的互动，被反映在宗教、哲学与艺术中。丹纳体现着他的时代中经验主义的巨大自信，他决心“撰写一部文学的历史，并在其中探寻一个民族的心理”[19]。周作人在他的回忆中评论道：“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20]
自然，人们能够在丹纳对于种族、环境、时代的综合和周作人对于性分与气候的召唤中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区别却更为重要。其一，在他对东京和绍兴相似性的论述中，地理（气候）和物质文化（食物）的原因优先于种族。同样，尽管周作人时常提到中国和日本是“黄种人”的成员，但他不曾（显然也不能）认为语言在遗传上与种族相关，而丹纳在他对于雅利安人的讨论中却是如此。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周作人讽刺了认为中国和日本代表了“同文同种”的看法。只是由于“文化交通”才使得彼此之间的思想稍易理解，文字更容易学习，尽管日文中夹杂的汉字常常阻碍着，而非有助于中国人的理解[21]。周作人的表述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他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优于民族，而后者根本未被他提及。对于丹纳，民族是组织的基本单位。在“个人的性分”这标题之下，周作人将我们悄然带入了他思想中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在讨论完周作人所说的他被东京所吸引的另一半原因之后，我们将会回到日本缘何进入周作人对于地方性的建构之中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