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寻根派作家的兴趣，我走向了周作人。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寻根派的作品指向了一条通往更为自由而丰沛的文学想象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地方性的关注，似乎是在批判国家话语在“五四”时期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宰制地位。学者李陀曾为寻根派发掘出一条回溯至京派作家的文学谱系。而他们的导师正是周作人。我始终感激李欧梵教授和余国藩教授，是他们建议我将注意力转向周作人。在我刚开始阅读周氏的作品时，我对他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自己将会发现什么。我最早阅读的作品是《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它们极富教益，于是，我开始对博士论文产生了信心——本书正脱胎于二十多年前的这篇论文。周作人极其重视个体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与责任，并试图在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中躬行践履。这本身就使他成为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作家。

当我试图在“五四”的背景下理解周作人时，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回到一些更大的问题：民族国家、现代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代性如何与西方相关联？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难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尤富争议。在论文写作期间，我警惕着自己落入陷阱：发现自己愿意发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偏见、意识形态（自己的或他人的）、时髦的理论所误导。但是，当我试图去理解周作人的文学实践与美学如何与他关于个人的理念发生关联时，我发现自己被引入了对漫长而持久的中国文学历史，尤其是激进的晚明思想家的世界的研究。借由对这些思想家的研习，周作人的作品为那些宏大、困难的问题——现代世界中的个人如何与“传统”及民族国家发生关联——提供了答案。由于这些问题仍旧极富当下性，因此，尽管清醒地意识到这本书的缺漏与局限，我依旧希望能将周作人工作中的这一方面推向前台。

在试图理解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将现代性区分为“一级现代性”和“次级现代性”。在次级现代性中，民族国家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一级现代性则更为模糊。在书中，我将其描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种效应，始于——比方说——16世纪墨西哥的白银经由西属菲律宾开始在东亚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那一刻。在亚洲，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增长的贸易、经济某些部门的商业化，以及城市休闲文化的发展都是它的后果。

在这本书初版后的十年间，学术的高速发展令人振奋，也使我得以深化自己的理解，并希望为本书的读者提供两点想法。第一，一级现代性正相当于历史学家们今日所描述的一种早期全球化形式。当全球化最初在1990年代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时，社会科学家认为全球化进程始于1970年代。而到了1990年代末，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反抗已然出现，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焦虑也日渐增长。显然，为了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学者们需要检视全球化的历史维度。只有通过观察其历史根源，我们才能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全球化是否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上面给出的说法来自于霍普金斯（A．G．Hopkins）在其所编《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兰登书屋，2002年）一书中的解释，这本书是在剑桥举行的一次会议的产物。在他的导论中，霍普金斯警告道，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当下趋势的延续是危险的。事实上，会议表明，在历史中，全球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进程，它采取了多种互相交叠与并存的形式。霍普金斯和他的历史学同事们将其归纳为：i）古典全球化，由如唐朝和拜占庭这样的庞大帝国推动；ii）1600—1800年间的初始全球化，期间国家更趋强大，金融与制造业增长，贸易以及货物和人口的流动持续；iii）1800—1950年间的现代全球化，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工业化的传播；iv）从1950年至今的后殖民全球化。

由此，一级现代性对应于“初始全球化”阶段，而次级现代性则对应于“现代全球化”。我认为这阐明了一点，即周作人的另类回应针对的是被民族国家——它建立于现代全球化阶段——所宰制的现代性，同时，这也间接地证实了他的理念：我们有可能在晚明找到现代主体的根基。

我希望提供给读者的第二个想法与第一个相联，并且与文学有更直接的关系。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书籍与书籍市场的历史被投以大量的关注。现在我们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起，长三角下游出现了一次出版高潮，印刷书籍在市场上的流通变得重要起来。法国文学史家阿兰·维亚拉曾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它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维亚拉在《文学场域理论与第一现代性状况》^[1]中指出，所有的现代性都涉及知识与艺术借印刷业之力而得以扩大传播，同时，商业市场的创生是作家得以自主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意味着作家不再被迫依赖于某个赞助人。文学场域的概念来自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并且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所有效使用。然而，布尔迪厄认为文学场域仅仅出现在19世纪。而维埃拉却将法国文学场域带回了他所谓17世纪的早期现代性。他指出，通过理解这两个时段之间如何发生关联，我们得以开始理解价值是如何被建构的。

对我而言，他的论述对中国文学研究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出版业于16世纪中叶起开始兴盛，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美学与哲学概念相继出现。这一洞见使我们有可能回到晚明并利用所有当时以来的资源，这或许有助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美学中的价值。这也表明周作人是一位多么富有预见性的思想家。

在结束这篇短序之前，我首先要谢谢姜丰，是她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推荐了这本书。我感谢她对这本书的信心以及她的善良、温情与友谊。同时，我必须向张业松教授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这本书的翻译计划在他复旦大学的课程中得以实现。去年春天，我有幸在复旦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我见到了张教授和他的许多学生。对于他在课堂上运用的翻译与文本细读的方法，我深感钦佩。我在复旦遇到的学生中包括了康凌，我非常惊讶地获知，康凌——他当时还是一位本科生——承担了翻译全书的任务，并且，当我在上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全部五章的翻译。我阅读了译文之后，非常高兴地发现这本书被交付给了一位可靠的译者：译文的准确与熟练，以及译者的智慧与敏锐都使我感到惊奇。我们共同解决的个别错误常常源自英文原文的模糊与疏忽。我无法给予他相应的称誉，也无法向他在容忍我的拖沓时的耐心，以及整个工作中的付出道尽我的谢意。

同时，我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与员工承担了这项计划，以及他们的专业与善意。

苏文瑜

（Susan Daruvala）

2011年3月

【注释】

[1]阿兰·维亚拉（Alain Viala）：《文学场域理论与第一现代性状况》（The Theory of the Literary Field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First Modernity），《段落》（Paragraph）第29卷，第1期（2006年3月），第8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