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始于我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作。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李欧梵老师，他始终给予我鼓励和启发。我深深地感激他多年以来慷慨而坚定的支持。同样要感谢的是我学位委员会的另两位成员，芮效卫（David T．Roy）与余国藩（Antony C．Yu），感谢他们慷慨、专业的指导，以及出色的教学与研究榜样。没有这三位老师，这本书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写作这本书的十年间，我得到了许多其他学术与思想上的教益。贺麦晓（Michel Hockx）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最重要的是他详尽地评论了这本书的初稿，这对修订助益极大。Francesca Orsini、卜立德（David Pollard）、汤若杰（Roger Thompson）和王德威也完整阅读了初稿，并给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批评与建议。我感谢王德威让我知道他对这本书的支持，也感谢卜立德对周作人的开拓性研究。与Lawrence和Pushpa Surendra的谈话促使我精炼了在第一章中的论述。我诚挚地感谢他们的友谊，并深深珍藏。

我要特别感谢杨义寄送给我完成研究所需的书籍。同样谢谢米德（Rana Mitter）、韩文敏、周绍明（Joe McDermott）、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赵毅衡和Cathrin Zondler帮我搜集材料，以及柯思仁（Sy Ren Quah）在字表方面提供的帮助。这一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有很大一部分完成于台湾，李淑媛在汉诗方面助我一臂之力，而林素芬则帮我查找书籍与材料。这本书的正式写作开始于我1995年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任教之后，在那里我幸运地遇到了许多杰出的同事。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同样谢谢我的学生在课堂里给我的支持，以及教授他们所带来的快乐和挑战。自去年成为三一学院的院士之后，各种研究便利加快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我的谢意要远远地追溯到我在利兹大学——在那里读本科时我学习了中文——时的老师们，特别是Don Rimmington，我离开之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我还要感谢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John Dolfin，前者在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教学发人深省，而后者则接收我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独立研究，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在任何机构任职。

还要感谢的是芝加哥大学批准了一笔来自台湾大学的学位论文写作资助。同样谢谢那些使我能够在讨论班或研讨会上提交材料的人们：利大英（Gregory Lee），他于1989年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有关中国写作的研讨会、1994年在利兹举办了英国汉学学会大会、同年于布拉格举行欧洲汉学学会大会；方德万和毕可思（Robert Bickers），于1996年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组织了中国历史研究会。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约翰·茨默（John Ziemer）极为严格、耐心，并对这一领域非常在行，他声誉卓著，是每一位学者所期望的编辑。他专业中肯的建议与一丝不苟的编辑大大改良了这本书。不必说，我为书中的任何错误与缺陷负全责。

最后，我希望感谢我的家人与朋友。作为朋友，Roman和 Joasia Rollnick给予我特别的照顾与温暖，尽管有时写作的要求使我难以报偿他们。我的公婆，Sidney和Lois Robbins，给我不变的关爱与经年的支持。我的丈夫，Neal E．Robbins，持续不断地给我热情的鼓励与出色的建议。没有他我无法完成这本书。我们的孩子，Joel与Anna，与这本书一起成长，他们的幽默、乐观给予我巨大的动力。最后，如果没有我的母亲，E．D．Daruvala，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取得如今这般的安乐。尽管她已年届八十，在我长期的紧张写作时，她依旧在家中分担着照料孩子以及操持家庭的义务，并以她的才思与智慧，始终让我们不断奋进。

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