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夏，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通过数月辛勤发掘，于7月25日凌晨2点30分，在四川省广汉县（今广汉市）三星堆古蜀遗址内，揭开了被称为“一号祭祀坑”的三星堆遗址神秘面纱，出土了包括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象牙及玉牙璋等在内的四百多件珍贵文物。这批文物不但具有明显独特性，其中许多还是在以往考古发掘品中前所未见的！三星堆遗址顷刻间蜚声海内外。随后，更大的幸运接踵而至。在距“一号祭祀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考古队又偶然间发现并发掘出一个盛满宝物的地下“收藏室”——“二号祭祀坑”。在这里，比一号坑更多、更精美、更奇异的文物瑰宝呈现在世人面前。

●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立人时的现场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所属，出土文物特有的神异风格，以及何族何人何时创造了如此辉煌的物质文化所引发的种种推论和猜想此起彼伏，莫衷一是，文化内涵“谜”雾重重，正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三星堆祭祀坑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奇特，风格怪异。

在一号祭祀坑内，共掩埋有四百二十余件文物，包括铜器一百七十八件，金器四件，玉器一百二十九件，石器七十件，陶器三十九件。另有骨器残片十件，象牙十三根，较完整的海贝六十二枚以及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其中器物是按质地集中后，再按一定的先后顺序埋入坑中的。

在二号祭祀坑内，计出土遗物一千三百件（包括残件和残片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器七百三十五件、金器六十一件、玉器四百八十六件、绿松石三件、石器十五件。另外还有象牙器残片四件、象牙球一百二十颗、象牙六十七根、海贝四千六百余枚。

●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兽面具

经现代科学方法测定，已经证实三星堆文化遗址遗存大致分四期：第一期距今4500年（前后误差150年）左右；第二期距今3765年（前后误差80年）左右，此期与中原的夏商之际相当；第三期距今3165年（前后误差285年）左右，与商代中晚期相当，一号祭祀坑属本期后段；第四期距今3005年（前后误差105年），与商末周初相当，二号祭祀坑属本期前段。

在十余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能容纳如此众多的精美文物已经令人惊叹了，一些前所未见的器物，如大型青铜立人、金杖、铜树、凸目面具、目形器、车轮状的太阳型器等充满独特诡异风格的器物更使人匪夷所思，三星堆文化在过去毕竟未见诸典籍，是一段没有文字说明的历史！

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使人们最终相信，在比春秋战国更遥远的古代，成都平原存在着一个古文化、古城和古国。这一古国同包括中原地区文化在内的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拥有自己悠久而发达的文明。

参加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对两个祭祀坑细致分析观察后发现：虽然两个祭祀坑年代相距约百年，但埋藏的主要器物都是大型宗庙使用的成套摆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坑同类器物之间也有着年代上的差距，坑内的器物不是为了举行同一次祭祀而铸造的。两个坑内的器物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器，这些器物在长时间使用过程中被加入了新的品种，于是形成如此丰富的成套成组的宗庙祭祀礼仪器物群。两个坑相距很近，出土器物种类相同，两者之间看不出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同类器物之间呈现连续的发展。根据上述情况，他们认为，这些器物是同一地区的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用器；而祭祀坑被埋藏的原因可能是两个宗庙先后被毁之后，族人将庙里的重器分别埋葬在两个坑中，宗庙被毁的原因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敌国入侵，一是方国内部政权的更迭。关于前者，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得到证实。据《国语·周语下》：“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墨子·非攻篇下》：“燔溃其祖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吕氏春秋·知化篇》：“灭其社稷，夷其宗庙”。从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均被焚烧过，二号坑的多数器物被砸坏看，这种情况很像是敌国入侵后造成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三星堆文化当时正处于繁盛期，国力强大，一个强盛国家的宗庙在不长时间内先后两次被敌国摧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由于敌国入侵”的说法似有些站不住脚了。

还有一种结论得于“两个祭祀坑的器物是分门别类地按一定顺序埋入的，在埋入前似乎举行过某种仪式”的观察。但如果仅仅是政权更迭，举行必要的奠基仪式就足够了，何至于要毁坏同一渊源的族庙供奉呢？所以这种说法也值得推敲。最终，人们承认“三星堆祭祀坑所反映的情况比较特殊”。

关于两个祭祀坑的性质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如下几种：1.墓葬陪葬坑说。2.火葬墓说。3.厌胜说。4.器物坑说。5.祭祀坑说。6.亡国宝器掩埋坑说。7.国君神庙掩埋坑说。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或还有没有新的推断出现，尚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青铜雕像备受瞩目。经整理统计，三星堆目前发现的青铜雕像包括大型青铜立人像一尊，与真人头一般大的青铜人头像五十四件，小型圆雕青铜立人像及几组拼装在其他青铜器上的小型铜人数十尊。此外还有二十多件形体巨大的青铜面具。除少数为写实作品外，其余的面部与造型基本一致。特别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已经相当程式化，显得呆板单调。

关于这批青铜雕像所蕴涵的意义，尤其是它们由何人所制，它们体现的身份、地位、族属，它们的用途等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困惑着专家学者。考古发掘者最初曾推测人头像是“砍头的牺牲”，是祭祀牺牲的；后来又认为应是祭祀活动中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祭祀的祖先形象。其作用可能与甲骨文中“子”的身份近似。立人的身份属于宗庙殿堂中央经常性向神灵献祭的大祭司之类，为祭祀中的主祭者形象。铜面具是镶嵌、装置在相应的躯体或宗庙里其他物件上的。其功能是在祭祀仪式的作用下，让祖先亡灵降居宗庙的面具上，由面具代表祖先接受祭祀。眼睛过分向外凸出的，可能与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传说有一定关系，表现蜀人的始祖是动物神，人格神是后来才出现的。两手扶膝的跪坐像可能表现的是巫祝形象。

专家学者和热衷破译三星堆文化之谜的人们通过不同角度的研究、观察，得出一些结论。如赵殿增通过将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体与云南纳西族旧时举行祭祀活动时“东巴”（主持祭祀活动的巫师和祭司）的形体、服装、头饰、动作和祭祀场合“东巴”所处的地位等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青铜立人像、人头像、各种小铜人像共同组成了三星堆祭祀活动的巫师、酋长和一般祭祀者的社会集团”，他们“代表的是参加祭祀活动的各阶层民族、各部落的一般社会成员，同时，各自还分担着一定的宗教祭祀职责”。而他们的大小、繁简“反映了从最高首领‘群巫之长’到各阶层、各部落、各民族代表人物的具体形象”。具体来说，就是形体高大、衣着华丽、手持法器、威严地立在高台之上的铜立人，应当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显赫人物，可视为“群巫之长”；按真人大小和形态塑造的五十四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着参加和组织祭祀活动的各种巫师和首领，他们的地位要低于铜立人。而铜面具具有明显的五官、发型、头饰差别，其中几个面部还戴有纯金装饰的面罩，这可能表示他们之间存在着地位等级和族属的差别，或表示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部落，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巫师和首领。几个面部戴有纯金装饰面罩的，则可能象征他们是已经仙逝的著名首领和巫师。个体、神态、服饰、发型、装饰各有不同之处的数十尊小型铜人像，表现他们之间有着民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虽然赵殿增断定这一青铜雕像群体是参加祭祀活动的巫师，但他们在祭祀什么，没有明确结论。

●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立人雕像

与赵殿增观点相同的是刘弘。他认为这些铜雕像是蜀巫，其中铜立人是蜀巫中的领袖人物，人头像是巫师群体，即古籍中所称的群巫，小圆雕像则是蜀巫中的最低等级。这些巫师再现的是蜀人心目中的巫师形象。

俞伟超通过推断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持物应为礼地的玉琮，进而作出它应具有土地神性质的结论。并且由铜立人、神树进而推断青铜人头像表现当时蜀人信仰的多种神祇，而对土地的崇拜占据最重要的 地位。

庞永臣则通过考证认为，铜立人是象征着姬属的大宗伯；还通过分析铜人身上衣服的纹饰发现它们代表的是当时的宗庙制度。据他研究，五十四件青铜人头像所代表的是举行祭祀活动时象征先帝先祖的祭尸（或称皇尸），由于祭尸所象征的先祖的身份地位有差异，在铜人头的面具上就有了相应的反映。二十余件青铜人面具，“应为其直系迁庙之祖的祭尸所用”。

《文史杂志》2001年第三期发表了一个中学生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凸目人面具的缘由的猜想，认为三星堆铜人之所以有这种凸目形象，既不是出于“蚕丛纵目”的传说，也不是出于对太阳的崇拜，而是当时有些人患了某种眼病，使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向外凸，与别人不一样。在医学很落后、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神奇魔力的人加以敬畏。为说明这一点，他还举了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on）的例子，据考古发掘发现，埃赫那吞法老的雕像面容怪异，看起来“不那么舒服”，开始专家学者们有认为那是一种艺术夸张，有认为是由于他童年时得不到他人的重视和关爱，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才不惜丑化自己以期引起别人注意。可以说，这种思路很开阔，不受历史学、考古学窠臼的束缚，虽然缺乏依据，但结论还是值得考虑的。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表明，三星堆已具备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明应具备的“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三要素，它是与殷墟文明同时的青铜文明，而不是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古蜀地文明上限是在战国时期，至多也就追溯到春秋时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一方面纠正了过去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文明是何族何人所为？

学术界以任乃强为代表的观点是，上古时期西南、西北各民族都是古羌族——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的支派。三星堆及其后的古蜀文明也是古羌或氐羌建立的。被称为蜀山氏的羌人居住在岷江河谷，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到蚕丛氏一支系时，进入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一个小平原——茂汶盆地。到鱼凫氏时期，又转而迁至成都平原的彭州、广汉，同时完成从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度的转变，并逐渐进入发达期。有的研究者认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的文化遗物中所发现的大量类似鱼鹰的鸟头柄勺、鱼形牙璋、鱼形玉佩及金杖上两两相背的鱼纹，都可以证明广汉三星堆文明是由这支渔人部落建立的。

王家祐、龙晦诸虽然也同意三星堆遗址的“古蜀瞿上之一”，但此“瞿”不是鱼凫，而是子规，即杜鹃鸟。

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遗址第四期文化当是鱼凫及杜宇王朝政权交替之际的历史遗存。

屈小强则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以岷山蚕丛——鱼凫氏蜀人为主，加上朱提杜宇氏蜀人以及本地蜀人共同创造的夏商时期的长江上游 文明。

不管是蚕丛、鱼凫，还是杜宇，乃至其后开明氏创造的古蜀，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时，已将早期蜀国文化推向高潮。不论三星堆文明的缔造者是谁，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内交流，吸收中原、长江中游荆楚地区、陕西汉中地区、鄂西地区等的夏商优秀文化成就；对外开放，纳取海外广大地区的异域因素。正是具有这种广阔的胸襟，才使得他们形成了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风格，使他们的文化遗存充满神秘色彩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