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楚国何时迁都至郢，后世人们争执不休，大概有如下四种说法。

其一，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说。清人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楚武王伐随、伐郧的时间，断定迁都时间应在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武王熊通大力向外开疆拓土，侵随并开始经营汉东之地时。此说显然在观念上过于陈旧，没有分辨“居丹阳”与“始都郢”的区别，实难信从。

其二，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03—前699）之间说。石泉《楚都何时迁郢》一文，根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刘昭《读汉书补注》引《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苌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以及《水经注·沔水篇》“江陵西北有纪南城……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的记载，推断出上述结论。可是此三条材料，均未直接提到郢都，很难推断出此时楚国已确立国都的结论。

其三，楚文王元年（前689）说。《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一册中亦言：“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有地千里。”此说只是没有具体说明都郢于文王元年罢了。

其四，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0）武王崩、文王即位之时说。虽然《左传·桓公十一年》（楚武王四十年）中，有“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楚莫敖屈瑕“次于郊郢”的记载。但这时的郢，还只是楚人在几次伐随战役中开辟的根据地，尚非楚之国都。《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五十一年，武王死于伐随军中，楚人与随人“为会于江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发丧的地点当在郢或郊郢一带。文王此时继武王立，以后就可能一直住在郢，并未回丹阳，郢这才正式成为楚之国都。

由上观之，武王徙郢说和文王都郢说，似异而实同。诸说中唯《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比较明确，但司马迁的记载是否符合史实，尚待考古材料的证实。楚国何时都郢一时难以解答，而郢都在何处同样也让人莫衷一是。

《汉书·地理志》说江陵（今湖北荆州）是“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这就是江陵说的主要依据。后来杜预注《左传》说郢都故城在江陵北之纪南城。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江陵城北的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发表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纪南城就是楚国从文王开始，一直到楚顷襄王时的国都。可是随着考古发掘的全面展开，证明纪南城建城的最早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从出土文物看，其地点也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楚国都城。

石泉在《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初考》一文中最早提出湖北宜城说。其主要根据是《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宜城是“故鄢”，鄢也曾经是楚国国都，且20世纪60年代在宜城确实发现了楚皇城遗址。随着传统的江陵纪南城说的动摇，宜城楚皇城说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又有王廷洽撰《楚国郢都究竟在哪里》和《探寻屈原故乡的新线索》两文，提出楚文王之郢都应在湖北钟祥的见解。其主要理由是：根据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周密《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明一统志》等书记载，钟祥在先秦时代曾经称为郊郢、郢都、郢中、旧郢等，而且三国以后设置的郢州，其治所正在钟祥；钟祥附近有樠木山，楚武王伐随，“心荡”而卒于樠木下，即在钟祥附近，樠木山上有楚武、文二王庙，明清时期还存有春秋时代的大墓数十座，这里应该曾经是楚人活动的中心，或者就是失传的楚国郢都；把钟祥作为郢都还经得起春秋时代三件大事的验证：一是《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楚文王十五年（前675）“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湫就在钟祥市北。而且可以把“还师”理解为“班师回朝”，而郢都就在湫附近，以钟祥当之，则近是。二是《左传·文公十年》云：“（子西）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楚大夫子西在楚成王时受封为商公。商，一说在陕西商县南之商洛镇，一说在河南淅川之商密，总之在汉水上游。“沿汉溯江”表明子西顺流而下，至钟祥附近的小洲，楚穆王正在渚宫，于是君臣相见。三是发生在楚昭王十年（前506）的吴楚柏举之战，其中涉及的一些地方对于探寻郢都具有定点作用。吴师溯淮西向，至淮汭（在今河南淮滨附近）舍舟步行，南至豫章折而西，与楚夹汉而阵。楚师三战皆败，退至柏举（今湖北麻城东）而再阵，吴师再次大败楚师于柏举，一直追至清发，又经五次交锋，吴师攻入郢都。由地理位置而论，吴师攻入郢都，以钟祥当之为近是。战争大体上在安陆、应城、云梦这一带发生，楚师溃败，吴师追击至钟祥。楚昭王从钟祥逃出，初欲匿云梦泽中，遇盗，北向随。这样，柏举之战就大体能讲通。但此说迄无考古证据，楚国郢都所在地之谜仍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