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46年，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就提出这样的猜想：武王伐纣后，有大批被周人打败的殷人渡海逃亡，漂泊到美洲西海岸，在那里，甚至在墨西哥地区建立了国家。一百多年以后，陈志良先生也论证了此说，他认为有一部分殷人在“殷之三仁”之一、被纣王囚禁过的箕子率领下，向东北迁移，最后航渡太平洋来到了美洲。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近海海底两次打捞起多件石器，有的石器表面有一层2.5—3毫米厚的锰质层，这一考古发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以人类学家莫里亚蒂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认为，这些石器属于船锚之类的物品，沉在海底已有2500—3000年的时间了。这类人工石器从未见于北美太平洋海岸的考古记载，但在亚洲的考古资料中却有过详细描述，因而它们来自亚洲。而历史学家弗罗斯特却认为，古代许多民族如埃及人、以色列人、塞浦路斯人等都掌握了在石头上穿孔系绳用作船锚的技术，因此不能断定石器是来自亚洲；地质部门对石器的鉴定表明，它们并没有三千年的沉海历史；石器的岩料又是当地所常见的。因此石器很可能是19世纪华工渔民的遗物，用于停泊固定船只、控制渔网等。

美国的考古论争很快传至中国，房仲甫率先表明观点，认为石锚从形状到用途都与我国古代船碇一致，其岩质也与南中国海所产灰岩一致，因此，“中国同美洲的友谊很可能上溯到三千年前”。他还指出，墨西哥古代文化与中国历代文化相似和相同点共有二十多处，具有明显商代文化特征的有七处，如：面型极像中国人的古代雕塑；与安阳殷人一样供奉的且字形祖先牌位；四合院式的古墓建筑；在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文字与甲骨文完全相同等。这说明石锚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美洲的中国文物。他推断殷人东渡应在周朝初年周公二次东征、武庚叛乱失败之后，东渡的路线以阿留申航线的可能性最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肯定说”占了绝对上风。

相反的意见也有，如张虎生指出，石锚岩质与中国沿海地区所产灰岩一样，但并不能证明唯有中国沿海才产这种灰岩；根据锰的积聚率来测定海底沉物年代是一种误差很大的参考方法，不能据此断定石锚沉海已有三千年；浩繁的中国古籍从没有商末“殷人东渡”的信史记载，我们不能无视古代史家的这种“疏忽”。

20世纪90年代，施存龙指出，航海能力是由航海设备和航海者技术知识组成的，殷人深居内地，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海洋，不可能产生航海人才；他们拥有的至多是用于内河的木筏、木船，因此其航海能力远远达不到航美的需要。即便殷人有一定的航海能力，而今人为其假设的最理想的航线也达1.5万千米，沿途要经过日本魔鬼海、千舟群岛、阿留申群岛等海况、岛情十分复杂的地区，流冰巨浪的袭击、海陆生物和野蛮人的威胁、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内病外伤的折磨，再加上长期航海所产生的失落、恐惧、绝望、怨愤等心理因素，很难想象三千年前的殷人能够完成这种充满艰险的航程。

龚缨晏则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提出反驳，他指出，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几乎是百分之百的O型血，而东亚则是B型血出现频率居高的地区，如果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地到达美洲，势必造成混血，但事实上却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派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新说出现，如王大有等编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有《殷人东渡美洲》一章，其中提出：武王伐纣后有二十五万殷商军民在攸侯喜等人的率领下，分二十五个部族五路东渡美洲，在中美洲重建家园，定都拉·文塔。他们乘艨艟帆舰队和涕竹舟船队，食涕竹笋为药，致使原产中国的涕竹绝种而美洲有了涕竹。这些殷人的后裔在美洲墨西哥形成殷福族，即印第安Infubu人。他们至清末仍然有华侨意识。美洲三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加帝国即为殷人的一支后裔所建，意为“殷家”。殷的移民念念不忘殷地安阳，相约见面时互相问候“殷地安”，此即“印第安人”（Indian）一名的来源。该书论述虽有传奇般的色彩，但还是有不少学者认同此说，甚至还有人提出更为大胆的观点：越人由于生计的驱使和对太阳的崇拜，早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就已东渡到了美洲，这就比武王灭商后的殷人东渡更早了。

殷人究竟有没有航渡美洲？这个命题至今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研究课题。肯定派和否定派一个又一个回合的争论，使得研究步步深入。由于新的文物、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人们又不断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对旧有的文物和史料作出新的解释，因此，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我们只能在不断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中期待着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