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代。人们以其为基点，可以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又可以明确中国文明的基本格局和走向。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纪年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西周晚年的共和元年（前841），再往前就是所谓的“有世无年”了，这使得夏商周三代的建立与分界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使得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只有不足三千年的确切记载。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缺憾，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两千年来，中外学者一心想破解这一千古疑案，但是，个体作业的研究在关键点上始终难以有重大突破，于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而启动了。

周武王克商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它是周朝开始的年代，确定了它，就可以限定西周各王在位的总年数，从而进一步安排西周王年；它也是商朝灭亡的年代，确定了它，就可以上推商朝的年代，再由商朝的年代上推夏朝的年代。但是，这个关键年代的确定又是谈何容易？古今中外的学者先后提出的结论多达四十四种，影响较大的有西汉刘歆提出的公元前1122年说、范文澜等主张的公元前1066年说、梁启超等主张的公元前1027年说、张钰哲根据天象推断的公元前1057年说等。其中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迟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一百十二年。

● ［宋］马麟《武王》

要在四十四种说法中确定武王克商之年，就不能不缩小搜索范围，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可能。据历史记载，周文王受命后第六年迁都于沣河之西，次年去世，又数年后武王伐纣，可见沣西是克商前后周人的都邑之所在。1997年，在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沣西发掘到的18号灰坑是商朝后期文化典型，其上又叠压着西周初期的文化层，两者的交界，可以作为考古学上划分商、周文化的界限。考古学家对采集到的木炭、兽骨等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定，得到的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这与文献研究基本趋同，与根据甲骨文月食推定的范围也基本趋同。这样，武王克商年的可能范围就从一百十二年缩小到了三十年。

天象记载，也是推定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文献中的天象记载也并不统一。《尸子》说武王克商时“岁在北方”；而《淮南子·兵略训》则说“东面而迎岁”。但1976年在陕西临潼（今西安市临潼区）出土的利簋有铭文曰“岁鼎克闻夙有商”，经学家解释此句为：岁（木）星正当其位，在周的星土鹑火。与文献相比较，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显然更为可靠，因此，利簋铭文关于武王克商时的天象记载被大多数科学家接受。

于是，在武王克商的可能范围内，天文学家进行了回推，得出了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27年三个方案。由于三个方案都不能满足文献所给的全部条件，所以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公元前1027年之说，与甲骨文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配合最好，但是却与金文历谱不相合，与天象也不能相合，因此首先予以排除。

公元前1044年的说法，是由上海天文台的江晓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先生推出的。他采用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使用了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星历表数据库和计算软件，对古籍中所有与武王克商有关的天象记载进行了甄别与考察，确定了武王克商日程表必须满足的七项条件，然后根据这七项条件进行严密的天文计算和筛选，重现了武王克商的日程表：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武王的军队出发；公元前1044年1月3日，武王的军队渡过孟津；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牧野之战，即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决战获胜之日。这一推算，与天象和文献都非常匹配，但却与金文历谱得出的月相恰恰相反，最后也只好放弃。

公元前1046年的说法，是根据检验武王克商年的最可靠的依据《武成》《世俘》中的历日记载开始研究的。科学家们先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与开始年的对应关系，再对《周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比，最后再以“岁在鹑火”作为筛选条件，1046年说都经受住了考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献记载武王的史事没有超过四年的，自东汉学者郑玄至近代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都认为武王在位是四年。这个说法与武王克商于1046年、与金文历谱推算的周成王元年都正好吻合，这也加重了公元前1046年说的砝码。

目前，尚未发现年代、月份、月相和干支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因此还不能直接推断武王克商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也只是由于其与文献、金文历谱、出土材料等符合最多而成为首选之年。这是综合了多学科研究成果而得出的一个综合数据，是一个系统的多方向的推导。“夏商周断代工程”明确了这一年代学标尺，从而使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的在位年代得以确定，使商朝的年代有了一个较详细的框架，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成就。人们期待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权威性的考古材料被发现，这样，“武王克商于公元前1046年”就不仅是一个首选的结论，而且极可能会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了。